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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须纠正现代性思想的根本错误（第1页）

六、必须纠正现代性思想的根本错误

现代性思想既与现代科学密不可分，也与现代哲学密不可分。其根本错误就是：（1）物理主义自然观；（2）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3）物质主义价值观；（4）经济主义发展观。以下分别批驳之。

（一）驳物理主义自然观

物理主义宣称，万物皆是物理的。所谓物理的事物就是可由现代物理学加以说明的事物。物理学宣称，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无外乎四种：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人脑或许是最奇妙的事物，但人脑归根结底是由DNA构成的，而人脑的功能归根结底是由构成人脑的物理实体（entity）决定的。物理主义坚持还原论（或简化论）立场，即认为只有物理学所描述的四种相互作用才是真实的，一切现象皆可归结为这四种相互作用。物理主义者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视而不见，极端的物理主义者甚至倾向于把人类创造的文化也归结为物理实在，或归结为四种相互作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复杂性科学已构成对物理主义的反驳：万物皆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或相互作用；不同事物构成的系统的功能或属性多于各事物功能或属性的总和，即在系统生成的过程中会涌现无法归结为系统之各部分的功能和属性；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大自然中的可能性比现实性更加丰富（普利高津语），即万物皆处于永无休止的生生灭灭的过程中，特定事物的生成就是由多种可能性转变为特定一种现实性的过程，例如，一粒种子落在土壤里，它就有多种可能性，可能被一只乌鸦吃了，可能被人或野兽踩坏了，也可能获得适宜的温度、湿度和营养而发芽，进而长成植株；动物或人的一生更是不断由各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过程。物理学所概括的四种相互作用只是自然（或世界）的特定面向、维度，它不可能是自然奥秘的全部。人类智能不仅与大脑之生理发育有关，与文化也密不可分，而复杂的人类文化绝不可能被归结为物理学所说的四种相互作用。

（二）驳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

独断理性主义宣称：真假之间的逻辑界限是截然分明的，真命题与假命题是绝对互斥的；真理或真知在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内不断积累，科学进步就体现为真知的积累和谬误的排除；在科学知识体系内，每一个命题都是无歧义的，因而是确定的；科学知识的进步将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或无限逼近“真理大全”。根据独断理性主义，随着科学的进步，各种与科学相矛盾的宗教学说都会被人们否弃，人们最终都会只信仰科学。然而，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科学与宗教乃至迷信将永远并存。真与假的界限仅在特定语境中是清晰的，没有任何人能建构一个可统一判断一切命题之真假的无所不包的整全语境。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语境中，真与假的界限是模糊的[15]，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是可有可无的。科学知识体系也只是诸多话语体系中的一种，也只是一种看世界的人的视角，而不是“上帝之眼”。无论科学如何进步，科学知识与自然所隐藏的奥秘相比，都只是沧海一粟。既然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则变化的就不仅是所谓的现象，“本质”“结构”，甚至“规律”也是不断变化的[16]。面对具有创造性的大自然，哲学的还原论就站不住脚了。还原论认为，支配纷繁复杂、变动不定的现象的是永恒不变的本质、形式或规律，世界看上去杂乱无章、纷繁复杂，但本质上是简单的，即无限杂多的现象只受逻辑上简单的、永恒不变的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甚至可归结为一条至高无上的规律。只要人类能把握住逻辑上简单的规律，就可以执简御繁，征服自然。执简御繁是古老的理想，现代科学仍在不遗余力的追求这一理想。然而，这个理想只能在有边界的语境中得以实现，试图把握住世界的绝对不变的基本规律而统御一切的理想是注定不可实现的。因为世界是具有创造性的，从而是无限复杂的，不仅现象是变化的，本质、形式或规律也是不断生成的，不仅现象是复杂的，本质、形式或规律也是复杂的。换言之，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在特定问题域中，我们可以采用简化的方法，而把研究对象的许多实际存在的特征忽略不计，但不可认为大自然或自然事物本身就是简单的，进而认为大自然是可以被彻底认识清楚的，因而是可征服的。

总之，独断理性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否弃独断理性主义绝不意味着否弃理性，也不意味着否弃一切形式的理性主义。建设生态文明需要谦逊的理性主义。谦逊理性主义重视理性和科学，但不认为人类凭理性或科学可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谦逊理性主义重视区分特定语境中的命题的真假，但不认为人类可建构统一判定一切命题之真假的整全语境。谦逊理性主义不放弃追求知识的客观性，但不认为人类可获得超越人类视角的绝对客观性。

拒斥了独断理性主义，坚持谦逊理性主义，我们会认为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乃人类之本分，而征服自然实乃人类之僭妄。

（三）驳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所有的高级宗教和高深哲学体系中，物质主义都是受贬斥的，唯独在现代性体系内，物质主义得到了“周密”的论证，获得了华丽的包装。当然，非主流思想家对物质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也一直未曾停止。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物质主义之所以成为主流价值观，主要因为商业精英高居于领导者的地位，进而使制度创新、文化创作和媒体运作都过分受制于“资本的逻辑”。商业精英的生活方式是最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而他们最善于支配、运用的就是物质财富。他们善于用豪华的物质条件来凸显其卓越，当大众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投以艳羡的目光时，物质主义价值观就得到了社会的赞同。

另外，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物理主义自然观及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也有内在的关联。

物理主义决然否定了精神、灵性的独立存在，认为所谓精神不过就是大脑这种高度精密的物质的功能，在人的大脑之外再没有任何精神或灵性的存在。在物理主义的世界图景中，物质是最真实的东西，精神不过就是物质的随附现象。在这种世界图景中，不仅上帝、神灵鬼怪是不存在的，纯真的爱情、崇高的理想、超越的境界、空灵的智慧、高尚的人格也是虚幻的。物理主义者正确地“删除”了上帝、神灵鬼怪等拟人化的超自然存在者，但他们武断地否认或轻蔑地对待超越的境界、空灵的智慧等精神价值，却只能说明他们的肤浅。在商业精英领导的现代社会，金钱成了法宝，但在通货膨胀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人们认为房产、珠宝、汽车、游艇等物质财富才是最真实、可靠、贵重的东西。物理主义断然否认了人生有什么来世，断然否认了不朽灵魂的存在，科学地告诉人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快乐度过此生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快乐不过就是欲望的满足。所以，拼命赚钱、及时消费、不断增强快乐程度是值得嘉许的人生态度。物理主义支持了物质主义，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大化流行”是工业文明的致命病症。

有极高境界的人可以用最少的物质资源过最丰富的人生，中国的颜回和美国的大卫·梭罗都是这样的典范。在商业精英看来，颜回和大卫·梭罗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们没有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从而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但颜回和大卫·梭罗的一生有力地证明，用极少的物质资源即可拥有富有意义的人生。可见，人生意义未必要用昂贵的物质财富去彰显，用德行、浩然之气、境界和智慧即可彰显人生意义。事实上，颜回早已成为历代儒者景仰的贤达之一，大卫·梭罗则成了今日学者热衷于研究的思想家。但商业精英不会欣赏颜回和大卫·梭罗，他们不遗余力地用金钱和物质财富去彰显人生意义，并希望引起所有人的羡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的社会地位。只有这样，他们领导的大量生产，才能被大众的大量消费所呼应，他们才能持续不断地赚钱。商业精英引领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得到科技万能论的支持，而科技万能论需要得到独断理性主义的支持。其实，科技万能论与独断理性主义是同一种信念。前者宣称：科技创新能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难；后者宣称：人类知识将无限逼近对自然规律的完全把握。由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即可看出二者的一致性。当环保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会导致资源枯竭时，科技万能论者回答说，资源永远不会枯竭，一种资源用完了，科技能帮我们发现另一种资源，如煤、石油用完了，科技又为我们发现了页岩气、可燃冰，还有铀和钚等，即使矿物资源都用光了也不怕，科技能让我们大量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能。所以，有万能的科技，我们永远都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可见，物质主义者的精神支柱是科技万能论或独断理性主义。

如前所述，物理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在此还需指出，商业精英的领导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在新科学和新思想的指引之下，在大自然的警示之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商业精英引领的文明是不可持续的。这样就可望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削减商业精英的权力和影响力，扩大思想精英和其他精英的影响力。这样，物质主义就会退缩为边缘化的价值观，而不再是主流价值观。在学理上，物质主义依赖于物理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的支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物质主义依赖于商业精英的主导性社会地位。如今，复杂性科学、人类学和生态哲学等都在反驳物理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终有一日，物理主义和独断理性主义会失去主流科学的支持。大自然正向人类发出警示：别让商业精英领导社会！相信听懂大自然的警示的人会越来越多。到商业精英不再领导社会而只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时，物质主义的影响会大大降低。

（四）评经济主义发展观

“发展”是个典型的现代性概念。在较长时间内“发展”一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用以描述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不发达国家之现代化建设状况的名词。所谓发展就是现代化建设的进展。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通常把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人们认为社会进步或文明进步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带动全面的社会进步，如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文化的繁荣，经济增长甚至能推动政治的民主化和人权状况的改善。人们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是唯一的公共的善（即共同福祉）。这就是经济主义的发展观。

经济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把一切价值皆归结为经济价值，即可用货币加以衡量的价值。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成本-收益计算法是支配人类行为选择的普遍有效的方法，适用于婚姻、爱情、宗教、艺术、政治、军事等方面或领域的选择或决策，而不仅适用于市场中的买卖行为，据此，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加以衡量。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想把人类从事的各种事务和追求的各种目标统统指标化、数量化，这样经济学的数学化思维方法就成了社会领域的万能思维方法。

用经济主义思维方式去进行制度变革可大大提高经济效益，但把一切价值皆归结为经济价值是错误的，经济主义文化的蔓延会导致严重的灾难。

经济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密不可分。边沁认为人类追求的一切价值都可归结为快乐，痛苦就是快乐的反面，可被表示为负的快乐，快乐是可以计量的，于是人类追求的一切价值都是可以计量的。边沁的思想为经济学家用货币统一衡量人类的价值提供了思想依据。经济学家后来用“效用”取代了“快乐”，效用是可以计量的，人类追求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效用，于是人类追求的一切都可以用货币衡量。

实际上，人类所追求的许多价值都不可以计量，从而不可用货币衡量。人也并非如边沁所言仅是趋乐避苦的动物，趋乐避苦只是人的本能，此本能乃人与非人动物所共有，因而不是人的特质。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中追求意义才是人的特质。事实上，许多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计效用，不避痛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例如，一个认为爱情至上的人绝不会用金钱去衡量爱情，一个认为艺术至上的人绝不会用金钱去衡量艺术，一个坚定的儒者绝不会用金钱去衡量境界……我们也绝不能用金钱去衡量人权和正义。强奸者、谋财害命者、大屠杀的策划者必须受到公正的审判和惩罚，而不能用金钱去抵消自己的罪过。

严重环境污染出现以后，西方经济学家说，污染问题只是个经济问题，给环境定个价，就可以激励企业家和消费者保护环境。在他们看来，该不该保护一个濒危物种，可以通过成本—收益计算而做出决定。任何一个物种都没有像人类那样的不可剥夺的生存权，人类该不该保护它就看保护它合算不合算，即能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效用。根据这种计算法，如果对怒江进行梯级开发（建多级电站）能使沿江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那么，即便灭绝一些物种，进行梯级开发也是正当的。历史将会证明，按这种思路不可能有效地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17]。这种思路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物种的价值归结为经济价值。遵循生态学法则，我们认为，人类不是高踞于地球生物圈之上的上帝，而是生活在地球生物圈之中且依赖于地球生物圈的动物。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如果人类把非人物种一个一个地灭绝了，则人类自己也将濒临灭绝。既然我们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在通常情况下反对用金钱去衡量人的生命，那么我们也应该尊重非人物种的生存权，而不是把非人物种仅看作可用金钱衡量其价值的资源。

经济主义扭曲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使文化成了经济的附庸。经济学家认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就是人的本质，这是他们信奉经济主义的基本理据。实际上，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并非人的本质，追求有意义的生活才是人的本质。一个农民若坚信其生活是有意义的，则即便终岁劳累也心甘情愿，反之，一个人若认定自己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则无论他如何富有，也不会幸福，他甚至会自杀。人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理解其人生意义，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深刻地、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现代人之所以接受了经济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文化，文化是经济的附庸，只因为商业精英建构起了商业主导一切的文化，也因为庸俗唯物主义误导了人们对经济与文化之关系的理解。

在前现代文明中，物质生产不足以保障全部人口的温饱，统治阶级垄断控制了物质生活资料，就握有了对被统治者的生杀大权。统治阶级同时垄断了文化，而文化又为其物质享受上的特权进行辩护。据此，庸俗唯物主义认为，一切文化都只是经济的附庸，经济永远决定着文化。由中国历史看来，在古代社会恰恰是文化决定着经济和技术，而不像现代社会这样经济和技术决定着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是文化决定着经济，就因为在古代社会是思想精英和文化精英领导着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而现代社会之所以由经济和技术决定着文化，就因为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居于领导地位。

如今，由经济决定文化的文明已不可持续。为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需要建设一种超越经济主义的文化，需要确立一种超越经济主义的发展观。

发展源自人对无限的追求，即源自人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人必定在共同体中追求人生意义。现代思想家把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归入私人领域，因为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必然源自其信仰，而信仰不可能是公共的，只能是私人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预设了政治、经济制度的中立性，即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中立于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事实上，政治、经济制度是有信念的人们（政治家和立法者）制定的，于是，政治、经济制度难免会渗入与特定层面的信念直接相关的价值，而并非只与普世价值相关。检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物质主义早已被当作普世价值而深深地渗透于政治、经济制度之中。

如果我们不能舍弃“发展”这一概念，那么我们必须超越经济主义，而把发展定义为社会改善，而社会改善不可归结为一个单一指标的增长——GDP增长。社会改善涉及多个方面，如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善（减少社会冲突、尽力消除仇恨）、民主与法治的创新和完善、艺术的繁荣、环境的清洁化、生态健康的恢复等。若如此界定发展，则即便经济不再增长，社会仍可发展。若如此理解发展，则不会认为经济永远决定着文化，文化完全可能引领经济。当然，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实现政治领域的民主创新：凸显思想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影响力，削减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影响力，使各行各业精英在政治决策中达至力量均衡。

就中国近代史来看，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必须先有一次思想解放。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声。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空前深刻、伟大的革命，完成这场革命不需要暴力，但思想解放是必不可少的。仅当我们由物理主义自然观转向生机论自然观、由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转向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由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非物质主义价值观、由经济主义发展观走向反经济主义发展观时，我们才可能真心实意地建设生态文明，毅然决然地告别工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