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四 贸易民俗（第2页）

坐商的禁忌更多。店主忌早上第一个客人不成交而去，恐带来一天的坏运。在店堂，忌伸懒腰、打哈欠、踏地袱、坐门槛、敲击账桌、手把门枋、背脊朝外、玩弄算盘和反搁算盘等，俗以为这些举动都是对财神菩萨不恭的表现，对经商不利。扫店堂，忌往外扫，须往里扫，意即扫进金银财宝。见地上铜板忌拾，钱币忌往外数，要往里数。

卖猪头要说卖“利市”；顾客买结婚用品，若失手敲碎，要说“先开花，后结子”；卖乌贼，要吆喝墨鱼；卖棺材忌问谁死了，并称棺为“长寿席”；买药忌嗅，以为嗅过的药失效，递给买主时应说“送补药”。药店、棺材店的经营者，送客时忌讳说“再来坐”、“欢迎再来”之类的话。否则，顾客以为是在诅咒人家“再得病”、“再死人”，就事与愿违了。卖布匹的忌敲量具；卖酒的忌摇晃酒瓶，否则，认为酒喝下要头晕。在酒店，娘舅在席上忌毛蟹（河蟹）上桌，因宁波等地贬称娘舅为毛蟹；女婿在桌上忌上甲鱼。药店年初进货，须进胖大海和大连子，取大发大利之义。在江苏南京的茶社饭铺，三人一桌，如空一位不坐，谓之“关门座”，为铺主最忌。店员不准在店内看书，虽工余也不例外。老板但图一本万利，岂有“输”掉老本，所以忌讳。过去汉族一些地方，有卖猪不卖绳的禁忌。卖猪必用绳捆缚牵出，但出卖时，必须要回绳索，以为连绳索一起出卖，如同连运气一同带走，以后养猪不吉利。

各种商店中以药铺的禁忌最严。学徒进店，先拣“万金枝”、“金银花”和“金斗”，取黄金银子之意，或拣“柏子仁”，因“柏子仁”似米粒，以育徒工细心办事之风。平常说话常以药名讨彩头。如“连翘”称“彩合”，“贝母”称“元宝贝”，“橘络”称“福禄”，“陈皮”称“头红”，“橘红”称“大红袍”，切药称“老虎尾巴”，药凳称“青龙”；春以“冬木”开刀，冬以“丹皮”收刀。扎药包，要扎得形如金印，正月还须用红线扎结。伙计忌嗅药。送药忌转手，否则，认为是触其霉头。外出行医的“游方”也有行为规矩，如民间过年时医药行忌讳出诊，怕“触霉头”，除非给双份诊费破灾才行。平时出诊，也忌讳敲患者的门，俗有“医不叩门，有请才行”的说法。为了保守职业技能的秘密，民间又有医生郎中“施药不施方”的说法。医药行旧时敬华佗、孙思邈等为祖师爷，不敢稍有不恭，如今这些习俗仍可以见到。

（二）商贸活动中的约束规范

商业贸易的成败往往难以预料，因为偶然的因素很多，而谙熟商业禁忌并适当运用它们，有时也是赢利的关键之一。

国内外这类禁忌风俗很多，诸如动物、植物、色彩等，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爱憎观念，因此，在商品的商标和图案设计、着色方面，都应注意这方面的民俗知识。否则，违犯这些俗规，买卖交易就会受阻。如中国民间崇拜的现实中的凤凰——孔雀，在印度却认为是“****”的象征。人有好恶，国有禁忌，如果经营的商品的商标或包装违背了这些风俗习尚，就会失去竞争力，买卖必然以惨败而告终。

1985年3月30日，一贯与我国人民友好的埃及政府突然查抄了我国出口的布鞋。这一事件，使中外人士莫不震惊。后来，追查其原因，原来是我国出口布鞋后跟上的防滑图案花纹，与阿拉伯文中的“真主”字样十分相似，严重触犯了他们的禁忌，造成了极大的误会。此外，如我国出口的芬芳爽身粉，汉语拼音恰巧是英文“毒蛇的牙齿”，出口销售到英语国家，使人一看即毛骨悚然，谁还敢用？白象牌电池的商标，拼音意思为“累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出口商品的图案设计、商品商标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设计者没有“出国问禁”，缺乏应有的商业禁忌知识。

由于传统信仰的缘故，有些事物会被认为是不吉祥的。这些事物显然不宜制成商品出售或作为商标图案，否则，同样会招致不幸。1983年11月9日，《人民日报》上曾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山西省土畜产公司运城地区外贸局，在1981年底收购了老鼠皮一万一千余张，其中一半已制成了鼠皮褥子。当地外贸领导还高兴地说：“真是好东西，是咱们省裘皮业务上一个拳头产品。”但是，却一直打不开销路，加上工艺落后，连削价都卖不出去。结果，堆在仓库里，损坏变质，白白损失了200多万元。事后，山西省对外经济贸易厅负责人在总结中认为，最大的教训是对国内外裘皮市场的动向未摸清楚，没有获得充足的经济情报信息，就贸然行动。其实，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主要还是缺乏应有的商业禁忌的民俗知识，忽视了国内外民间对老鼠的厌恶、鄙视，才造成这种不应有的损失。

我国各民族往往因宗教信仰和俗信观念而限制或禁止某些与信仰观念相悖的消费现象，诸如食物、服饰、颜色禁忌等，并以此规范人们的信仰行为，从而在人们的日常消费方面形成了大体稳定的禁忌惯例或规约。商人了解了这些惯例或规约，在经商活动中就不会因触犯当地的消费禁忌而碰壁。

思考题

1。为什么说生产贸易是民间最主要的生存方式？

2。如何理解生产贸易的传承动机和变迁的法则？

3。在中国民俗学界，为什么生产贸易民俗较少受到关注？

4。阐述生产贸易民俗的学术可能性。

5。现代化工业生产如何进入“民间”视域？

6。传统生产贸易的改变状况与发展趋势。

[1][英]查·索·博尔尼：《民俗学手册》，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2]王建章：《中国南楚民俗学》，27页，长沙，岳麓书社，1995。

[3]黄迪：《清河村镇社区》，载《社会学界》，第10卷，1938。

[4]朱永林：《龙是什么》，见《中国民间文化》，第5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5]程云祥：《潮州求雨的风俗》，载《民俗周刊》，第13、第14期合刊，1928。

[6]《东阳接龙接佛》，载《民间月刊》，第11集。转引自岳庆平：《中国民国习俗史》，261～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日]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88～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8]《沧县志》，1933年铅印本。

[9][日]内田智雄：《求雨》，见《中国农村的家族和信仰》，1948。

[10]周耀明：《风俗文化论》，257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11]蔡衡溪：《淮阳乡村风俗记》，铅印本，1934。

[12]彭金山：《陇东风俗》，184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13]山曼等：《山东民俗》，299页，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8。

[14]王建章：《中国南楚民俗学》，7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5。

[15]袁熙旸：《后工艺时代是否已经到来？》，载《装饰》，2009（1）。

[16]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1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

[17]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41页，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

[18]刘怀忠：《回忆解放前后的怀柔》，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精选·怀柔卷》，332～33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19]《北平庙会调查报告》，44～46页，北平民国学院民国二十六年（1937）五月刊行。

[20]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北京文史资料精华·风俗趣闻》，29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1]陈勤建：《中国民俗》，8～9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

[22]余钊：《北京旧事》，243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23]曲彦斌：《中国民俗语言学》，17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