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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05（第1页）

总序0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部队控制下宣布放弃军国主义政策，实行和平建设的基本国策。1946年11月，颁布了新的《日本国宪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7年3月，日本国会公布《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贯彻了1946年4月美国教育使节团第一次报告书的指导思想，以美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取代日本军国主义，为日本教育的改革发展确定了方向。此后，为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和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日本又进行了多次教育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育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美国军队占领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时期、20世纪末以来的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教育思想的主题是教育的民主化；第二阶段在教育思想中出现能力主义和经济至上观，教育民主化思潮涌动；第三阶段出现了一些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思想。

在20世纪下半期，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也有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是印度的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1888—1975）的民族民主教育思想，埃及的塔哈·侯赛因（TahaHussein，1889—1973）的教育思想，以及巴西的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1921—1997）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思想。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政策思考，主要表现在建立民族主义的教育、重视教育对发展经济的作用、关于教育改革的方向、教育的现代化、全民教育思想等几个方面。

本书第九、十两卷论述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也就是外国现代教育思想史。在20世纪，人类社会与教育的发展大体上可以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战争与革命为各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如前所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都进入了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国家间各种矛盾的激化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爆发。在战争的进程中，俄国人民在列宁领导下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建设，对改革沙皇俄国的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提出一些指导思想。苏俄与随后建立的苏联在教育改革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教育理论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大的，还出现了几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在20世纪前期，西方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也有很大的发展。西欧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教育改革家与思想家。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是对这一时期世界教育发展产生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想家。意大利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对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前期，在西方还有一些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教育思想流派和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提出的非常卓越的教育思想。这一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在外国教育思想史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教育思想是这些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是将它作为外国教育史中的糟粕来进行分析和评论的，目的是让世人引以为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但国际的激烈争斗和地区性战争不断。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竞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心理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广为流传，都是推动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先后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即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电力代替蒸汽动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发生于20世纪中期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并涉及信息技术等许多领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但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变革与发展，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教育提出更新的要求。旨在改变19世纪形成的传统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西欧新教育运动和新教育思潮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潮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兴起与发展起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给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还将带来更大的变化。由于现时代在先进的工业领域对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信息、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国际上各个国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竞争变成了人的才能培养、知识更新和教育体制的竞争，因而激发了一些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欧美各国、日本和苏联都进行了不止一次教育改革，更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发展。在20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流派的心理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传于世界各国，影响着教育实践，特别是高等教育内容的改进，并被广泛地运用于教育研究。各种教育流派相互争荣，互相渗透，不断形成新的教育流派。以致可以说，丰富、多元是20世纪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教育科学的急剧分化与融合，教育分支学科大量涌现，也说明了教育思想的活跃与繁荣。

本书第九卷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第十卷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当然，这样的分工并不是绝对的，有些教育思想流派虽形成于20世纪前期，但是它们的某些重要的代表人物，例如，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布拉梅尔德，属于新传统教育思潮的要素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的科南特、里科夫、贝斯特等，其活动与著作的发表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两种教育思潮都是在第九卷论述的。而在第十卷论述的一些教育思想流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却是在20世纪前期已经开始了。

本书第九卷除“导言”外共15章。其中第一章详细地论述了20世纪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着重论述了20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政治潮流、科学技术进步和心理学发展在教育思想发展和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其他各章分别论述和评介了西欧新教育运动与新教育思潮、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杜威的教育思想、改造主义教育思潮、新传统教育思潮、德国社会教育学思潮、德国文化教育学的教育理论、印度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列宁的教育思想、苏联前期的教育思想、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法西斯教育思想、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第十卷也是15章。其中用14章依次论述新行为主义的教育思想、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观、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分析教育哲学思想、激进主义的教育思想、“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想、终身教育思想、20世纪后期苏联教育及教学思想、20世纪后期欧美的教学思想、20世纪下半期日本的教育思想、20世纪下半期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并对这些教育思想进行了评价。第十卷的最后一章对教育思想的分化和融合做了详细论述，其中着重论述了教育分支学科的蓬勃发展、元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和教育方法论的演进，并对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多元文化教育思潮、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和后殖民主义教育思潮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第十卷还在“结语”中对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并对21世纪外国教育思想发展的方向做了如下三点展望：其一，关于教育的变革性和战略性思想及理论将更加受到重视；其二，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聚焦点；其三，关于终身教育的研究将进一步从实践到理论受到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

总之，本书对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研究和阐述是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对其中的一些教育流派，例如，第九卷中德国社会教育学思潮和德国文化教育学的教育理论，第十卷中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观、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等，我们学界过去是没有或很少研究的，本书对这些学派教育思想的论述是有关章节作者研究取得的成果。第九卷中的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本书作者在比较深入地研究基础之上，对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是一项十分可贵的成果。本书第九、十两卷其他各章的撰写也是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较之其他著作中有关方面的论述显得更加充实一些。

回顾人类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是教育思想的源泉。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教育思想必然随之变迁。外国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教育思想的特色是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决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是相互促进的。

第二，人类的教育活动必须符合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教育思想史反映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对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的探讨与认识。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是客观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符合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观、教育思想必然超出时空限制，具有永恒的价值。这就决定了教育思想的继承性，使某些历史经验能为现代人利用。所以，研究教育思想发展史是必要的、有益的。

第三，各种文化、各种教育观的接触、交流、碰撞，必然发出火花，推动文化、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创新，成为教育思想发展的动力。古希腊人只用几百年的时间，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哲学派别，创建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这既是他们民族的特点使然，也是因为他们和古埃及与两河流域邻近，易于接受古代东方各国数千年间创造出来的文化科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的结果。而远古时代从欧亚大陆移居美洲的人种到16世纪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结果被淘汰出历史舞台。所以，封闭自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必然造成停滞，带来死亡；改革、开放、接受新事物，发扬好传统，敢于革新与创造，才是迅速发展之路。

第四，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成规，挑战权威，突破禁区，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教育思想发展的生命力。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教育家，一切推动教育理论前进的人士都是敢于破旧创新的勇士。

第五，教育思想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单线的，它总是从科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中不断吸收营养，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所以，教育思想的发展与众多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

本书是外国教育史专业老、中、青三代相结合，多年研究的结果。本书的总主编除笔者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的任钟印教授；副总主编有：福建师范大学的李明德教授、浙江大学的金锵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单中惠教授、清华大学的史静寰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斌贤教授。本书第一卷主编是任钟印、黄学溥，第二卷主编是张斌贤、方晓东，第三卷主编是史静寰、李淑华，第四卷主编是褚宏启、吴国珍，第五卷主编是杨汉麟、周采，第六卷主编是朱旭东、王保星，第七卷主编是徐小洲、赵卫平，第八卷主编是单中惠、贺国庆，第九卷主编是吴式颖、诸惠芳，第十卷主编是李明德、杨孔炽。各分卷由分卷主编负责统稿。本书由总主编、副总主编负责审定。笔者在完成总序的撰写工作中曾得到任钟印和单中惠教授的大力帮助。

湖南教育出版社为出版我们的这套学术著作，给予了经费资助和大力支持。出版社社长曾果伟先生高度关注本书的编著出版事宜，副社长陈民众先生亲自参加本书第一次编委会讨论编写提纲，龙育群先生多次参加书稿的讨论。龙先生和其他许多编辑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加工付出了心血，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的第一版虽然被认为是一部精品图书，但其中仍然有些错误，而且出版十几年了，本学科和外国教育在此期间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衷心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修正错误和补充完善的机会，衷心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红艳同志和其他许多编辑同志为本书的再版所做的认真细致的编辑加工工作。

“总序”第一稿的撰写大约开始于1998年末，2002年2月完稿。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对第一稿做了一些修改。

吴式颖

[1]斯诺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

[3]W。C。丹皮尔：《科学史》，李衍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4页。

[4]《科学史》，第264～265页。

[5]《科学史》，第367页。

[6]《科学史》，第382页。

[7]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吴汝康、吴新智、林圣龙译，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8～859页，第989页，第991～992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1～99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4页，第98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6～99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2～99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59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3页。

[14]以上是有关人类起源初始阶段遗留到现在的化石证据和人类系统树的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则可以表述为：在距今1200年前后的几百万年间，由于地壳运动引起非洲地形与气候发生变化，大约在距今700万年前出现了两足直立行走的南方古猿阿法种，它是人属最早物种和南方古猿鲍比种、南方古猿非洲种、南方古猿粗壮种的共同祖先。参见《人类的起源》，第15～19页，第33页，以及该书前言第6页。

[15]有关能人演化的来源也有两种说法。这里有关能人演化来源的表述只是一种解说。根据有关化石证据和稍加简化的人类系统树A式，能人可以说是由南方古猿非洲种演化而成的。参见《人类的起源》，第25～26页，第33页。

[16]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页；《人类的起源》，第33～35页。

[17]《人类的起源》，第35～36页；《世界史纲》，第77页。

[18]《人类的起源》，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