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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第1页）

第一章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一节古希腊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西方教育思想的摇篮。如同任何时期、任何民族的教育思想一样，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变迁也是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是古希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因素发挥的实际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大体说来，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哲学是教育思想萌芽的土壤，古希腊教育思想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的。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中期阶段，民主制度在雅典等城邦的确立，是推动古希腊教育思想进一步成型的直接动力。在后期，作用于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因素则是多方面的，希腊（特别是雅典）经济实力的空前强盛，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鼎盛，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城邦面临的巨大危机，以及希腊文化的繁荣，都对这个时期教育思想的变迁产生了重要作用。只有从变化的观点出发，多方面地考察社会因素的作用机制，才能真正把握古希腊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古希腊教育思想。

本节将着重探讨古希腊教育思想萌芽时期和体系化时期对教育思想形成和变革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要素。这两个时期相当于希腊历史的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

一、教育思想萌芽时期的希腊社会、文化

（一）希腊民族的形成

古希腊是在长期的历史变化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希腊并不限于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即现在希腊的这块地方，而是指现在欧、亚两洲交界处的爱琴海地区。它包括后人命名的希腊半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爱琴海东岸），以及爱琴海上的岛屿和它南部的克里特岛。在希腊文化开创之前，它所在的爱琴海地区早已有了历史悠久的文明。希腊文化及其哲学、教育思想就是爱琴文明发展的产物。爱琴文明历史上分为公元前3000—前1400年的克里特文明和公元前1400—前1100年的迈锡尼文明两个时期。到公元前1100年左右，爱琴文明趋于衰落。

到了荷马时代，即公元前9—前8世纪，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岸基本上连成一个整体，形成了具有固定地域和共同方言的三个民族的人——埃奥里亚人、爱奥尼亚人和多利亚人。当时，在这三个民族的内部，各个民族和部落仍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彼此之间还以部落的形式发生关系，并不存在统一的“希腊人”的观念。随着社会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到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各城邦奴隶制已经普遍确立和繁荣起来，打破了原来氏族和部落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形成了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共同的经济关系。同时，希腊城邦之间及其内部的政治关系开始超越原来各部落之间及三个民族内部的血缘关系。这样，在长期的共同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三个民族和各部落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形成了统一的希腊民族。

在希腊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反映统一民族特点的宗教、文艺和奥林匹亚运动会也逐渐形成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希腊人只有部落神、氏族神和家族神，还没有民族神。《荷马史诗》描述了希腊特有的神和神话，赫西奥德（Hesiods）进一步加以系统化，建立了神谱，并将神谱同希腊民族联系起来，出现了民族神。希腊人还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希腊民族色彩的神阿波罗（Apollon），被供奉在德尔斐（Delphi）神庙。阿波罗本是埃及和小亚细亚都崇拜的太阳神和农业神，只是各民族有不同的说法而已。在《荷马史诗》中，阿波罗地位不甚突出，但后来逐渐成为希腊的民族神，并且是城邦的建立者和保卫者。阿波罗神和德尔斐神庙成为统一的希腊民族的象征。

与此同时，反映统一民族特点的庆典节日及音乐、诗歌等也陆续产生。这些不仅促进了希腊共同文化的发展，而且使希腊人认识到自己既是本城邦的成员，又是希腊民族的一分子。特别是从公元前776年开始，全希腊召开四年一次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它是全希腊规模最大的聚会，对统一希腊民族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成为希腊各城邦共同采用的纪元标准之一。希腊哲学家及教育家的生平年代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经过这样长期的变迁和发展，统一的“希腊人”终于出现了，他们就是创造古代希腊哲学和教育思想的主体。

（二）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各地先后出现了城邦，逐步建立了城邦奴隶制的经济政治制度。由于希腊境内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理条件，古代希腊并没有像东方那样较早出现统一的王国或帝国，而是实行统治区域狭小、各自独立的城邦制度。所谓城邦，就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加上邻近的乡村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小国寡民”是城邦制度的显著特征。城邦制度并不是古希腊所独有的，近代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世界各地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时，都存在过类似希腊的城邦小国。但由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存在时间长，和其他地方相比，它发展得最典型、最充分。

由于希腊全境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城邦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希腊大陆的科林斯、麦加拉和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占有重要地位，那时的斯巴达和雅典还未崛起。希腊的城邦制度为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兴盛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西亚和埃及，宗教和僧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在西亚，工商业者往往依附于神庙经济，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与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也直接受宗教或祭司集团的控制。在埃及，祭司们拥有大量耕地，拥有自己的城市、军队、船只和行政机构。他们不仅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而且控制了意识形态，不允许与教义相矛盾的思想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思想难以冲破宗教的束缚而自由地发展。

古希腊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希腊，神庙固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数量很少，且从属于所在的城邦。祭司只从事宗教活动，不参与政事，不能控制思想，他们始终超脱于党派和城邦之间的斗争。即使是全希腊的宗教中心——供奉阿波罗的德尔斐神庙，祭司们也只是负责收集各方信息，以便为各方求神谕的人们做出准确的预言，以显示阿波罗的神灵。

在当时的希腊，工匠的地位也与西亚和埃及不同，他们不受祭司和神庙的控制，是独立的生产者，可以在各城邦自由往来，这就为他们成为工商奴隶主创造了基本的前提和条件。这样，在工商贸易发达的地方，首先是在小亚细亚西岸以米利都为代表的伊奥尼亚城邦，出现了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不受宗教势力控制，反对旧的习惯势力，反对土地贵族的统治，要求扩大公民权。这些工商业者既拥有独立的地位，又没有保守性，而且具有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他们就可能摆脱宗教神话的控制，用积累起来的知识去认识世界。这是古希腊思想文化兴盛的重要社会原因。

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各城邦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除了共同的希腊宗教外，还出现了各城邦自己的守护神及庆祝活动，如雅典的雅典娜守护神和泛雅典娜节日，科林斯的宙斯大会和海峡赛会等。各城邦独立自主，相互竞争，容易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并促进文化的共同繁荣。在城邦内，哲学家可以从事哲学探讨，也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并且可以在不同的城邦活动来往。但各个城邦提供的条件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单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城邦，由于人们固守在土地上，眼界狭隘，墨守成规，不利于人们认识的发展。像斯巴达那样实行军事生活方式和军营方式的教育，更阻碍了思想的发展，而像米利都、雅典这类城邦，注重手工业、商业和海上贸易，人们眼界开阔，保守性较少。而政治上的民主制比贵族制、寡头制更有利于人们的创造活动，所以，古代希腊的思想一般都产生在伊奥尼亚人的城邦。

（三）自然哲学的兴起

教育思想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产物。人类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只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能产生教育思想。早期教育思想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的，而在哲学产生之前，人们主要是采用形象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那就是神话。所以，哲学是从神话中产生出来的。哲学产生以前有一个史前阶段，即神话阶段，古希腊哲学也不例外。

纵观古希腊哲学，它有着自己的发展线索。这一基本线索就是从探索世界本原问题开始而又始终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为什么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提出了世界本原问题？这是与古希腊神话分不开的。在古希腊哲学产生之前，古希腊世界就广泛流传着关于世界创生的完整神话传说：宇宙最先是混沌，从混沌中分化出天空和大地，天空和大地也就是父亲和母亲，他们所生的孩子是最高的神，然后繁衍了各诸神及后代；诸神代表日、月、星辰等自然物，再往后甚至连正义、命运、善恶、战争等人们所能认识的各种社会现象都归结为神的作用。很显然，希腊创世神话已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变化都归结为混沌这个终极原因。随着野蛮时代的结束和文明时代的开始，创世神话并未真正解决的世界起源问题，落到了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身上。只是创世神话中的“神”被早期哲学家提升为哲学的世界本原问题。可见希腊哲学一产生就提出世界本原问题并不是哪个哲学家兴之所至，而是希腊创世神话影响的结果。

奥菲斯（Orpheus）教关于灵魂的看法对古希腊哲学有一定影响。奥菲斯教尤其崇拜狄奥尼修斯（Dionysos）。狄奥尼修斯既是酒神，又是收获之神。狄奥尼修斯在隆冬肃杀之际去世，到春天复生，意味着生对死的胜利。每到收获季节，希腊人庆祝狄奥尼修斯的活动是狂热的，人们开怀畅饮，高歌狂舞，享受着一年辛勤劳作的果实。奥菲斯教主张狄奥尼修斯是人的灵魂或心灵部分，人也有肉体、感官及欲望。人带有原始的罪恶，必须通过“净化”来赎罪。净化的方式有：用泉水洁身、戒食、禁绝杀生和血祭等。通过“净化”，灵魂在轮回转世中变得纯洁，从而得到解脱，复与诸神同在，享受至福。奥菲斯教“圣徒”的灵魂经过“净化”，因而是不朽的、永生的。人们所谓肉体的生，实际上是灵魂的死。因此，肉体是灵魂的坟墓。灵魂相继被囚禁在植物或动物体内，直到最后通过人的灵魂净化，而摆脱生的轮回；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灵魂，只能被罚永远堕落在凡间事物的泥潭中。奥菲斯教的这种永久的、不朽的、高踞于肉体之上并且可以与肉体分离存在的灵魂的思想，以及灵魂轮回的思想，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神话对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古希腊哲学既是在神话文化的启迪下，又是在与神话文化的斗争中兴起的。希腊神话主要记叙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等人的著作中。特别是《荷马史诗》在希腊世界广为流传，是希腊世界道德教育的主要材料。它描写的是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城的英雄业绩，但将地上的英雄和天上的诸神结合在一起，使神也有和人一样的残酷、贪婪、欺诈、**等特性。《荷马史诗》将当时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集中在一起，塑造了相互限制、相互嫉妒、相互争斗的许多神。自然哲学家反对这种拟人神，而提倡理性神。按照他们的观点，“存在”是唯一的，如果神真正存在的话，那他必须是圆满统一的；从思辨的观点看，说有许多相互争斗的神，是荒谬的；从宗教道德方面讲，这种观点是亵渎神灵的。赫拉克利特（Heraclītos）毫无畏惧地说，荷马应当被赶出诗人之列并遭鞭笞，因为他曲解了神性。色诺芬尼（Xenophanēs）提出了一种摆脱一切神话和拟人思想局限的神性观点，认为神既没有人的外形，也不具有人的特性。神是与人完全不同的存在，神是全知全能的。

希腊哲学是在对神话文化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诞生的。泰勒斯（Thalēs，约前624—约前547）第一次以物质性的水作为万物的本原，意味着哲学从神话中分离出来，标志着哲学的产生。最初的哲学虽然从神话中分离出来，但又摆脱不了宗教神话的影响。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永恒的活火”就是神。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哲学、数学和天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又将哲学、科学和宗教混在一起。爱利亚学派的先驱者色诺芬尼提出了“理性神”。直到巴门尼德（Parmenidēs）提出“存在”的概念，哲学从神话的分离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是抽象的，是靠理性的逻辑论证得到的，它是哲学的而非神话的产物。

自然哲学的兴起标志着希腊人逐步摆脱了神话思维方式，进入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为希腊哲学、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希腊教育思想的萌芽提供了土壤。另外，自然哲学特有的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也直接影响了希腊人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方式。如前所述，自然哲学是从探讨万物的“始基”为出发点的。这种力求穷尽事物本原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也正是古典时代希腊人探讨政治、伦理和教育问题的思考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希腊教育思想不同于罗马的基本特征。

二、教育思想体系化时期的希腊社会、文化

公元前5世纪前期是希腊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在短短几十年间，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发生了全面的、根本性的变化。这同样反映在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个时期，古希腊教育思想迅速实现了从萌芽时期到体系化时期的转变。

（一）“希腊的学校”

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古希腊的大多数城邦与东方专制帝国波斯进行了一场殊死战争，史称希波战争。这场战争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自此，希腊进入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典时代。这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也是古希腊教育思想逐步进入体系化的时期。

在希波战争的第一阶段（公元前500—前479年），希腊军队在斯巴达的领导下抵抗侵略并取得胜利，但随着波斯军队从希腊本土的撤走，斯巴达人退出了战争。这是因为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斯巴达人不懂得工商业者的要求，没有认识到海洋的作用。而一直注重发展海外贸易的雅典人，则不失时机地利用胜利形势，继续领导各城邦对波斯的战争，把战争推向希腊境外。公元前478年，以雅典为核心，成立了包括200多个城邦的联合同盟，雅典人利用这一工具向外扩张，取得爱琴海的控制权，到公元前449年，最终打败了波斯。雅典帝国进入强盛时期。雅典的经济繁荣为其民主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基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又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物质前提，为本邦及从外邦来的各种人才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条件。雅典进入了哲学、科学、文艺和教育空前兴盛的时期。雅典奴隶主的民主制，是希腊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自梭伦（Solon）改革奠定基础，中经克里斯提尼（es）改革扩大成果，至公元前461年厄菲阿尔特（Ephialtēs）的改革而最终确立。厄菲阿尔特被刺之后，伯里克利（Periclēs）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公元前461—前429年的长达32年的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历史上最繁荣和最强盛的时代，也是雅典民主制发展到顶峰的时代。

雅典民主政体有三个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与民众法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发展成定期举行的最高权力机构，每月召开3～4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城邦的所有重大的事情。此外，对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国家公职人员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并受到公民大会的监督，若不称职，随时可以罢免。公职人员卸任时要做述职报告，若发现有渎职或犯罪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直至被判处死刑。在雅典城邦，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凡是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各种建议，批评公职人员。因此，公民大会上充满了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辩，有力地显示了民主政治对思想自由的开展所具有的催化作用。

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的演讲中曾对雅典的政治制度做过说明。他指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