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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欧洲大陆地区神学家的教育思想（第2页）

在卡西奥多鲁斯自己创建的学校和修道院里，世俗知识被列为必修内容，而且他还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制定了一定的标准。为了提高修士们的语法知识水平，以便他们在抄录图书的过程中发现原本中的语法错误，避免以讹传讹，谬种流传，93岁高龄的卡西奥多鲁斯还从8位语法学家的著作中摘录要点编成一本有关拼写法的书，其价值在于保存了现已散失的著作中的精华。

卡西奥多鲁斯是一个处于历史过渡时期的人物，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史中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教育的组织形式上，他开创了学校教育与修道院制度相结合的模式；在教学的内容上，他让世俗知识容身于宗教教育之中。这两点都是中世纪西欧教育的重要特点。

三、格列高利的教育政策及思想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ryⅠ，约540—604年）在教会史上又被惯称为大格列高利（Gregreat），人们视之为站在古代和中世纪新旧世界分界线上的“伟人”，是古代罗马的最后一位主教，中世纪的第一位教皇。他与安布罗西、奥古斯丁及哲罗姆并称为拉丁教会的四大教父。

格列高利出身于罗马一户富有的贵族之家，祖父曾任罗马主教。家庭的熏陶使之言行举止具有一种罗马贵族特有的自负和对基督教事业的神圣使命感。作为最后一批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的罗马人之一，他却似乎未学过希腊语知识。573年，他被任命为罗马执政官，但受隐修生活的吸引，第二年他就抛弃了仕途的锦绣前程，捐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修建修道院和救济穷人，自己也归隐于圣安得烈修道院，成为一名本尼狄克派修道士。579年，他出任罗马教皇驻君士坦丁堡宫廷的使者。此后6年，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一方面竭力维护罗马教廷的利益，另一方面代表罗马基督教，反对东派教会的“异端”思想，维护正统教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6年的时间里，他仍未学会希腊语。鉴于他的才华，唯一的解释是，他从内心里抵触学习希腊语。586年，格列高利回到罗马，担任圣安得烈修道院院长。590年，他被推为教皇，任期一直到他去世。

在任期间，格列高利面临严峻的形势。一方面，罗马教廷处于蛮族的包围之中，在蛮族的冲击和袭扰之下，教廷如汪洋中的一叶小舟，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教会内部纪律松弛，组织涣散，信仰失落。但正可谓“时势造英雄”，格列高利以全部的精力和智力，沉着应对，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整顿教产的管理，增加教廷的收入，保证了罗马政教各方之需；他严肃纪律，力除教会之时弊，树立教皇之权威，并且重建教皇代牧区，此为后来教皇国之滥觞；他与各方蛮族首领交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外来的威胁，而且促使他们放弃阿里乌主义，皈依罗马正教；他著书立说，阐述基督教的教义、教会生活、组织结构等，为基督教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格列高利不仅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从西方的教育发展史来看，他的教育政策和思想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在中世纪基督教中的地位相联系的。

格列高利影响后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对世俗学术和世俗教育及其与宗教教育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上。在这些问题上，罗马教会内部态度不一。卡西奥多鲁斯持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重的观点，伊西多尔把世俗教育置于宗教教育之下，让世俗知识服务于宗教信仰，而格列高利则是敌视世俗学术、否定世俗教育的典型。在他看来，一切对人有用的知识，都已包含在《圣经》里了，人世间一切疑惑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解答，因此世俗学术的学习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妨碍纯正信仰的形成。在许多书信中，格列高利都毫不掩饰自己对文雅高深的古典世俗文化的敌视。在《意大利教父生平和神迹对话录》（又简译为《对话录》，DialoguesontheLifeaheItalianFathers）中，他宣扬“不学无术是虔诚之母”。在《道德论》（MagnaMoralia）中，他说：“我不愿为避免语句的生硬而找麻烦，对前置词和词尾变化的次序或确切意义，我不屈尊求解。一想到神谕的言词要服从多纳图斯的规则，我就怒火中烧。”[16]在给法兰西维恩（Vienne）主教德西德留斯（Desiderius）的信中，他严厉地告诫道：“我们听到一个一提到就不免感到羞耻的消息。人们说你的‘弟兄们’（其实就是你）习惯于对某些人讲解语法，对此我们不但非常不满，而且十分愤怒……因为赞美朱比特的话语断然不能出于颂扬基督的口中。一个大主教讲些连对虔诚的俗人来说都不适宜的话，是多么不成体统！”[17]

从后来西方教育的发展来看，以格列高利为代表的这种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决定中世纪西方教育发展面貌的主要因素。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有害的。西方古典文化在中世纪初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动**，已遭受极大的破坏。此时再加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并垄断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督教会对世俗学术的敌视和排斥，衰败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使得罗马基督教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愚昧所蒙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一直到11世纪，教会对世俗学术的态度才有所转变。[18]

格列高利在否定世俗教育的同时，对传播基督教，皈化蛮族，争取信徒却是一往情深，义无反顾。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人、罗马的主要敌人伦巴德人先后皈依罗马正教，承认教皇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只不过它是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教育，即教化。因为这些蛮族在接受罗马正教的同时，也更多地接触了比自己的文化更为先进的拉丁文化，经过吸收、借鉴，从而加快了自身的文明进程。这在格列高利派遣传教士远赴不列颠岛传教的活动中清楚地体现出来。596年，以奥古斯丁为首的传教团奉格列高利之命到达英格兰的肯特王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基督教最终在英格兰确立了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也把拉丁文明中的社会习俗（如反对近亲结婚）、组织制度、罗马法等内容带到了不列颠岛。[19]统一的教会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英格兰的统一，学校的创办（约600年开办了文法学校，约602年开办了歌咏学校）以及与罗马之间交往和联系的日益密切，使英格兰的学术与文化得以不断增进。

在传播基督教的活动中，格列高利不仅富有热情，而且非常讲究方法和策略。他要求神职人员要注意防患于未然，及时提醒人们远离罪恶，并且帮助人们树立面对罪恶的信心。他认为，尽管传道词都是劝勉之言，但仍要考虑时机、对象、方法，“应当预先想到他该讲什么，向什么人讲，什么时候讲，用什么方法讲，应当讲多少”[20]，这些方面，无不应周详考虑，否则就会影响传道教化的效果。在皈化蛮族的过程中，格列高利注意合理地利用异教的某些形式，稳健地进行改造，以减少阻力。他曾指示在英格兰的传教士，不要破坏异教神庙，而要对它洒圣水、设圣坛、陈设圣徒遗物，把基督教的仪式、节期同异教的献祭惯例结合起来，指出把蛮族的过去一笔抹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足取的。这种务实稳健的方法在英格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异教徒在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仪式下接受了新的信仰。

格列高利的这种宗教热情和务实作风与他的神学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他的神学思想属于奥古斯丁系统，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一样，认为上帝早已择定选民，但他又不过分强调预定论。他认为，人的得救不仅靠上帝，而且也通过个人的善功来补赎。他说：“我们做善功既靠上帝，也靠我们自己；靠上帝是由于他预先赐给的恩宠，靠自己是由于我们随后产生的善良的愿望。”这样，在承认上帝先知先觉的同时，也十分“宽容”地为信徒开启了自我救赎之门。在教义的论述、神学思想的阐释上，格列高利比其他神学家更贴近平民大众，更多地结合了普通信徒的思想。在《对话录》中，他讲述了许多好人来世享乐、罪人受苦之类的故事；在《道德论》中，他大量运用寓言来解释《圣经》，这本书日后成了教会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教科书；《圣本尼狄克传》则采用了人物传记这种人们易于接受的文学体裁。这些著作都是以通俗的方法来论述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思想的，故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格列高利对西方中世纪教育的另一大贡献是他创办（或可能只是改进）了歌咏学校。格列高利非常重视音乐在净化灵魂、营造肃穆的宗教氛围以及在增强读经和赞美诗的感染力等方面的作用，为此他曾收集和整理礼拜仪式音乐，用作弥撒经文和宗教祈祷或礼拜仪式时的伴唱，这些音乐被后人称为“格列高利圣咏”（Gregoryt）。为了训练歌咏手，他创办（或改进）了歌咏学校，学校除了教授音乐知识和训练歌咏技巧外，还教拉丁语和阅读方面的基础知识。这种学校后来作为—种常设的教育机构，逐步发展成为进行初级教育的学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格列高利一世的教育思想通过转化为在中世纪西方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文化教育政策，对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造成严重的阻碍，但他对基督教事业的热情推动和稳健领导，则促进了拉丁—基督教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四、伊西多尔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doreofSeville，约560—636年），生于西班牙卡第根纳（a）的贵族家庭。600年前后，他接替其兄林德（Leander），出任塞维利亚地区的大主教，任职时间长达36年。在职期间，他努力扩大罗马正教的势力和影响，劝化当时统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放弃阿里乌主义，接受正教教义。作为西班牙教会的首领，他在宗教教规和教会管理机构的建设上也做出了贡献。633年，他以主席身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托莱多（Toledo）第四次宗教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包括统一各地区的教仪，每个教区都必须设立一所学校，以培养神职人员等。伊西多尔著述甚丰，内容涉及语言学、自然科学、宇宙论、历史等方面，但绝大部分是关于基督教理论、礼拜、基督教徒和牧师的职责以及对《圣经》的评注等方面的作品。由于以上各方面的突出成绩，伊西多尔在基督教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以至于9世纪有人假托他的名字编写了教令集。1722年，教皇英诺森十三世追赠他为“圣徒”。

伊西多尔是宗教教育的积极实施者和推广者。在任主教时，他创办了一所有一定规模的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宗旨的学校；他主持的第四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又做出了每个教区必须设立一所学校的规定。这都有力地推动了西班牙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的复兴和发展，他也因此被誉为西班牙教育的重建者。在这些活动中，伊西多尔所持的观点和看法集中体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基本教育思想。

伊西多尔认为，人生的基本目的在于获得上帝的拯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必须不断地修炼自己的德行。德行修炼的方法有多种，如忏悔、祈祷、冥想、劳作等，通过努力学习以获得智慧也是其中的一种，尽管知识的对象只是暂时的世界，但它对于获得智慧，并最终获得信仰是必要的。伊西多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明日就死又何妨，只要学习，就像永远不死一样。”

然而，对知识和学习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伊西多尔对所有知识的尊崇和对学习所有知识的鼓励。在他看来，所谓智慧，就是瞻仰永恒的真理，即上帝。可见，无论是他的人生目的，还是他的学习目的，都是紧紧围绕着基督教信仰的，因此，学习内容的选择与安排必然以此为核心，《圣经》以及奥古斯丁等教父的著作于是成了学习的主要内容。对于世俗知识，伊西多尔与奥古斯丁相似，总的态度是排斥性的。他禁止自己教区内的僧侣阅读异教著作，认为古希腊、古罗马著作中的许多世俗知识是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的，应当坚决取缔。他尤其反对诗歌，把诵读诗歌的人视为“恶魔”。

尽管伊西多尔竭力防范世俗知识对基督教信仰可能造成的一切冲击，但他也意识到基督教世界无法真正摆脱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的影响。为了消除人们头脑中业已存在着的异端邪念，他认为在神职人员的培训中安排一些世俗知识的内容，让他们对世俗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是必要的。从这一目的出发，伊西多尔根据基督教教义和当时培养神职人员的需要，在收集和整理古希腊、古罗马作家以及基督教教父著作的基础上，编纂了《词源》（Etymologies）一书。

《词源》又译作《词源学》《语源》，它是一部20卷的巨著。第1卷、第2卷论前三艺（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第3卷论后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第4卷论医学，第5卷为通史简编，第6卷论宗教法，第7卷论神学，第8卷介绍各地教会及各种异端派别，第9卷论语言、民族和诸王国，第10卷论天文，第11卷论人与人性，第12卷论动物，第13卷论天文，第14卷论地理，第15卷论城市、建筑和原野，第16卷论矿产，第17卷论植物，第18卷论战争，第19卷论船只的结构、建造以及服饰，第20卷论家具、饮食与食具。[21]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词源》是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它涵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而且作者伊西多尔把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资料都收入其中，而不论其深浅和是否可信。

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伊西多尔对各类知识的不同态度。对于权威，他绝对服从。他不敢对《圣经》提出疑问或者进行讨论，也不敢对早期基督教领袖和神学家的著作提出意见，他所做的只是对其中他认为最杰出的论述进行汇编，或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阐发。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世俗知识中，他看重七门自由学科，尤其是前三艺，认为这些知识有助于理解《圣经》和教父哲学。在他眼里，“文法远比异教好”，“如果能更好地吸收和运用语法学家的学问，那我们的生活将受益无穷”。因此文法在《词源》中整整占了一卷。至于其他方面的世俗知识，则完全服务于神学的需要，因此，《词源》中出现了许多错误、荒谬和肤浅的资料。例如，天文学部分只提到太阳比地球、月亮大，而对连他自己也表示怀疑的怪异事物的论述却十分详尽、生动，这足以说明这部书的科学性是多么含糊！

《词源》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之在问世以后，对后来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看，在知识贫乏的中世纪早期的西欧，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作一直是有关古典知识和基督教知识的标准参考书，成为当时西欧人了解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它也是当时教会学校中最有权威性的教科书之一。伊西多尔本人因此被教会奉为“优秀的圣师，公教会的新光荣”。而且，伊西多尔在书中第一次把“七艺”中的前三艺定名为“三学”（Trivium），把后四艺定名为“四学”（Quadrivium），从而使作为中世纪学校主要课程的“七艺”定型化。而《词源》中所辑录的许多错误的知识，以及作者从宗教偏见出发对古代作品所做的任意裁剪而对作品精神的阉割，对后世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