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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苏美尔文明及其教育思想（第1页）

第一节苏美尔文明及其教育思想

一、苏美尔文明

两河流域的最早文明，可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以前。这些文明是由公元前4500年左右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支文明在过去被称为巴比伦文明或巴比伦—亚述文明。但据考证，这支文明并非巴比伦人或亚述人创立，而是苏美尔人智慧的结晶，只不过是被巴比伦人、亚述人继承了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统称为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文明在乌鲁克文化（公元前3500—前3000年）时期渐趋形成，其间已产生了最早的文字，主要由图画符号组成，杂以点、线和几何形组成的字符，泥板和芦苇笔已成为书写的常用工具，为以后楔形文字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约公元前3000—前2900年）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楔形文字，并开始使用六十进位法。进入早期王朝时（公元前2900—前2371年），苏美尔文明达到成熟状态，后为阿卡德王国（约公元前2371—前2191年）和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完全继承与发展，对西亚各地的古代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楔形文字的发明与应用，是苏美尔文明的最突出特征。由于两河流域特殊的书写工具——芦苇笔和泥板，使得苏美尔文字形成了头重脚轻、以三角顿点延伸而成直笔的楔形。与埃及象形文字相比，楔形文字具有简洁实用的功效，因而成为反映当时政治、文学、经济、科技成就的主要工具。楔形文字最初也是象形文字，后来演化为表音、表意、部首三种符号组成的集合体，约有350多个。表意符号由象形文字转化而来，或直接以形指事；表音符号是以字定音，实际上起着音节符号或韵母的作用；部首符号则放在有关字符前后既表读音，又表其意。楔形文字三符并用，结构还是比较烦琐复杂，必须经过长期的认真学习训练才能掌握，因而只能是上层贵族或祭司阶层的专利品。

在文学方面，苏美尔人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发现的泥板上记载了许多的神话、史诗，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尤以史诗《吉尔伽美什》为最。吉尔伽美什是美索不达米亚最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神话、民间故事、诗歌和传说中的主角。在史诗中，吉尔伽美什被神灵赋予完美的身躯和超人的力量与勇气，成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伟大的英雄。史诗集中反映了苏美尔人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与探索，但史诗中所含的永生植物被蛇偷走，让吉尔伽美什认识到死亡是所有人类终极命运的残酷的内容，也反映出了苏美尔人与命运做斗争的悲壮与无奈。

苏美尔人在科学技术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天文历法方面，为满足农时需要，苏美尔人在许多神庙内都设立了观象台，观察天象。他们根据月亮的盈亏制定了历法，1年分为12个月，6个月每月30天，另6个月每月29天，总共354天，比太阳年少11天，便用闰月来补足。在数学方面，苏美尔人发明了六十进位法。他们将圆周分为360度，时间1小时分为60分，1分钟分为60秒，沿用至今。同时，他们已掌握了四则运算，知道分数，能求出平方根、立方根，能解出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在几何学方面，他们已知道运用勾股定理来计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的面积。苏美尔人还开始采用数字位置计量法，即在以十进位和六十进位联合计算大数目时，就将表示60和100的单一符号置于某一数字之后，表示此数的60倍和100倍，位置愈后，倍数愈增。此外，苏美尔人还制定了重量、长度、面积、体积、货币等的计量单位，为日后西亚的度量衡制提供了基础。

在建筑和艺术方面，苏美尔人也取得了杰出成就。著名的乌尔大塔庙完成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遗址至今犹存。其塔分四级，底宽62。5米，长43米，每层表面均砌以烧砖，色各不同。由下至上，最下层为黑色，代表阴间；第二层为红色，代表人世；第三层为青色，代表天堂；最上层为白砖，代表太阳。各层地面均植以奇花异草，非常美观，直接影响了以后两河流域的建筑特色。在绘画雕刻方面，有著名的《鹫碑》，反映拉格什王与乌玛的战争，古朴而有生气。《乌尔军旗》在尺幅之内表现了复杂的场景，更显示出艺术特色。纳拉木辛的《胜利纪念碑》是古代雕刻的杰作。工艺美术方面就当今出土的工艺品来看，也是用料考究，着色细腻，做工精细，令人叹服。

随着乌尔第三王朝的灭亡，古老的苏美尔城邦也随后衰竭。然而，其文明及教育思想被随后兴起的古巴比伦王国继承并发展，直接影响了两河流域的教育实践活动。

二、古代苏美尔的教育思想

古代苏美尔教育思想的原始材料为数不多，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已出土的泥板上所记载的各种文字材料，如神话、史诗、寓言、故事等以及部分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记录等，及其他考古学取得的成果进行简要的分析。

我们之所以把神话以及史诗也列为考察古代苏美尔人教育思想的重要参考，是因为神话与史诗都是先民们认识自然与人，并寄托自己的理想，反映当时生活与思维特质的重要材料。神话作为人类从野蛮社会走向原始文明社会时期的产物，集中反映了人与自然力量的对立，以及人们对这种神秘力量的最初认识和情感选择。它显示了人对自然界的第一次超越，它企图解释客观世界，解释人自身，解释他们接触到的一切事物的来源。这样，它不仅部分地满足了原始人的最初萌动的求知欲望和精神渴求，而且和巫术、图腾、祭祀等礼仪规范结合在一起，成了原始教育的主要途径和形式，并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为原始人依赖和崇拜，并在行为上努力贴近神话所提供的规范，使之成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指南。正如B。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神话能“表现、提高和整理信仰，它保卫并强化道义力量，确保祭祀的有效性，并包含着指导人的行为的实践尺度”[1]。史诗则是人类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它主要描绘了具有超能的人类英雄的事迹，反映了人类企图改造、驯服和利用自然力的强烈愿望，以及超越人自身和社会异己力量的主观渴求；同时，也间接地表现了人类社会集团之间血与火的交锋和痛苦的融合过程。例如，著名的神话《埃努玛·埃立什》通过记述马尔都克与女妖蒂阿玛的战斗，且杀死蒂阿玛而后创造出宇宙及人类的故事，突出反映了宇宙间善恶两种力量的斗争和善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而史诗《吉尔迦美什》则反映了人对命运无常的无奈与悲哀，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及行为选择。

从已发掘的泥板资料和考古材料来看，苏美尔人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教育地位和教育作用的思想

古代苏美尔人非常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宗教在整个苏美尔人的生活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一切人们的活动，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法律的、文学的、艺术的活动，都服从于最高的宗教目的。为了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祭司集团利用教育作为手段向人们灌输神学观念和服从的美德，使人们相信服从神和安抚神不仅会给个人带来诸如长寿、健康、世俗事务上的成功等优厚的回报，而且会给他们的城市带来安全与繁荣。例如，在出土的《宇宙创造之歌》一诗中，第七块泥板这样记述：

……

愿人们记住这些故事，愿老年（人）讲述它们！

愿聪明和智慧的人都记住它们，

愿父亲把这些故事重述并教给他的儿子！

愿牧牛者和牧羊人都侧耳而听，

欢祝众神之王马尔都克，愿他的土地肥美繁荣。[2]

由于泥板的残损，我们无法了解还有何具体内容，但从以上的几句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早期的苏美尔人是十分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尽管在神的崇拜的光环下带着许多原始社会教育的痕迹，如以老年人及父亲为师、人人都可平等受教育等，但与原始社会相比，它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把教育传授生产知识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功能拓展到了对神的崇拜，从而大大增强了教育的目的性和自觉性，为教育在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学校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教育作为宗教崇拜的工具已取得了优于其他社会实践的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出于对神的崇拜，古代苏美尔人建起了许多神庙和庙塔，它们不仅是宗教生活的园地，也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因而聚集了许多手工业者，如陶工、编织工、木工、制革工等。庙内的祭司要观察天象、指导灌溉、管理农业、征收田税、经营商业、主持工程修建、处理政府文献等，还要培养文士管理支出和收入账项，手工业者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学徒、传授手艺、促进生产，这就需要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以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因而学校随之在寺庙中诞生。由于苏美尔人认为文字和知识是由神那布（Nabu）创造，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只有僧侣祭司才能够享受，因而教育成为上层贵族的特权，教育的地位及作用更进一步大大提高。学校教育不仅成为消除愚昧、造就聪明智慧和知文识字的人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取得特权和优越地位的进门之阶。已发掘的苏美尔文献记载道：“闭着眼睛走进去，睁着眼睛走出来，解决之道在于学校。”这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古苏美尔人对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的深刻认识。而“你们无法和我相比，我是苏美尔文士”的发掘材料，在自傲之中也从侧面提供了教育在苏美尔社会中的地位之高和作用之大。

最后，苏美尔人重视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还与他们对人性的认识紧密相关。人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问题。由于它直接涉及人的本质及人的改造问题，因而与教育目的、人们对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教育过程的组织和方法、教学内容、师生关系等一系列教育的基本问题紧密相连，成为人们探讨教育问题，形成教育思想的重要因素。在古代苏美尔人看来，神祇赋予每个人以邪恶的本性，“初生婴儿，无不性恶”[3]。因此，人心中充满着各种与生俱来的私欲、狂妄、邪恶，必须努力运用教育手段，才能有效地纠正人的各种恶的自然倾向，从而使人们逐渐向善为善。除了现实生产生活的需要之外，人性本恶的意识也成了苏美尔人重视教育的根本思想动因所在。

另外，由于古苏美尔人很早就形成了城市经济，因而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内外贸易，商业十分发达。商业活动得到了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禁止商业欺诈，并且要求商业交易有文字记录，对欺骗或不守信用者处以重刑。同时，他们还认为法律是神意的体现，人人必须无条件遵从，从而要求人们接受一定的法律教育。这样，对读、写、算、法律等基本知识的需求，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教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教育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

于是，教育便在团结民众、教化民性、维护王权、加强宗教信仰方面扮演起重要角色，成为古代苏美尔人一项普遍而又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古代苏美尔人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观念，我们可以明显地从泥板《虔诚的受难者》记载的内容中看出来：

我教导全国来保卫神的名字，

我训练人民来尊敬女神的名字。

我尊崇国王和尊崇神一样，

我教导人民对王宫敬畏。[4]

（二）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

教育目的植根于现实社会生活需求基础上，而对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规格的标准要求，直接制约着教育目标的确定、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方法的实施及教育效果的评价。所以在研究教育思想时，必须对于教育目的有一个明晰而正确的认识，才能深刻地揭示某一教育思想的本质。从已有的历史事实来看，古代苏美尔人的教育目的可笼统地归纳为培养统治者。但详细分析起来，又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层次：①恩（即最高祭司、城邦首领）与恩·萨尔（即最高女祭司）；②苏卡尔（官僚）；③萨格苏尔（地方官员）；④持杯者（又译献杯者，低级官员）和文士（又译书吏）；⑤格尔·萨布（商人首领）；⑥图格·迪（法官）；⑦帕·苏尔（军官）。由此可见培养文士仅是教育目的中较低级层次的目的。与古埃及的文士相比，苏美尔人的文士无论是在地位、待遇、威望等方面都是很难望其项背的。古代苏美尔人之所以在教育目的上表现出如此复杂的层次性，这与他们的政治观、人生观、宗教观是紧密相连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述，宗教是古代苏美尔人的生活中心。在他们看来，只有虔敬地供奉神、抚慰神，才会给城邦及个人带来繁荣与幸福，因此，他们建起了众多的神庙。最高祭司居住在主神庙内，主持城邦的祭祀活动，传达神的旨意。高级祭司在众人心目中成了神在人间的化身。在政治方面，苏美尔承袭了氏族社会的平等观念，一切政治措施都由城邦首领、贵族会议、公民大会议定而裁决，这其实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首领、氏族长老会议、民众会议在观念上的演变。于是，高级祭司利用自己的特权，将宗教与政治合二为一。高级祭司既是神的化身，又是政治领袖，身兼宗教和世俗的双重职能。在宗教方面，他们是城邦主神最高祭司；作为世俗统治者，他们要承担主管城邦水利工程的修建、参与政权管理、领导军事斗争的责任。这样，教育目的观中就自然孕育了培养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与此同时，神庙也随之兼有了国家行政机关的作用，神庙的其他祭司及人员充任国家官吏。他们上对作为高级祭司与城邦首领的祭司负责，下要负责管理百姓，处理具体事务，因此，他们是一个地位较低但享有较大权力的阶层。苏美尔人把他们称为“巴拉”，即任期有限的官员。随着君主专制政体的逐步形成，他们也随之形成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阶层，享受不同的教育，担任不同的官职。这种观念渗入教育目的后便形成了另一层次的教育目的观。另外，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洪水泛滥使苏美尔人感到神意莫测，因而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神并不总是慈善的，他有着多变的性格。例如，他们认为洪水之神尼诺塔就是一位恶毒的神。再加上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苏美尔人深深感到现实人生是一种无奈的悲叹，人必须在许多无法控制的力量对自己造成危害以前及时地行乐享受，因为“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5]。此外，两河流域战事频繁，各个不同时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军事教育，培养军官也成为教育目的必然组成部分。例如，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就组建了一支5400多人的常备军随时集结在自己周围，没有众多的合格军官，就很难实现如铭文所说的“他使全国只有一张嘴”的局面。对于神的神秘莫测，古苏美尔人也试图做出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非由人来限制神，因为神在苏美尔人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通过神自己来限制神。在苏美尔人的思想中，神与人之间是不能直接进行交流的，因而祭司的话就是神的旨意。为了防止神出尔反尔，古苏美尔人便试图编制完备的法典来保证神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从而减轻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安全感，于是培养法官也成了教育目的的必然要求。苏美尔人关于教育目的的多层次观念，既反映了当时苏美尔现实的生存状况和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程度，也反映了苏美尔人力图通过主观努力来改变客观环境的强烈愿望，从而促进了苏美尔教育的发达和文明的进化，使苏美尔文明在当时世界水平中占据前列。注重现实需要而忽略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发展的教育目的观，虽内容丰富但并不全面，因而注定了其辉煌只能是一时的，短暂的，这已被具体的历史事实证明。

（三）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

多层次的教育目的观，决定了苏美尔人的教育内容观。在苏美尔人看来，人们受教育的内容必须与自己将来所要从事的职业紧密相关，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或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去选择。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分工的发达，也促使学校教师很早就进行了专业分化。已出土的文献记载，当时的教师已有“教授计算的教师”“教授测量的教师”“教授测丈的教师”“教授苏美尔文的教师”“教授图画的教师”等类型。另外，苏美尔人的这种教育内容观也直接导致了把教育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受完读、写、算的基础教育后，在高级阶段实行艺徒制（apprenticeship，也译学徒制）和导师制（individualtuition）。[6]

在教育的初级阶段，读、写、算是其教育的主要内容。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虽经过了绵亘两千年之久的简化过程，但还是在表达意思的过程中要用600到1000个不同的字。[7]一个人在能够读或能够写以前，必须记住这个可怕的符号阵势，并要学会怎样把这些符号合并拢来的复杂法则。“在这些情况下，写字不可避免地必定是一种非常艰难而且专门的艺术，必须有长时间的师从，才能学会。读则更是一种神秘的领会，唯有受长期的学校教育，才有得入其门的可能。”[8]迄今发掘出的大量泥板书及学校遗址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尼波尔城（Nippur）发现的泥板书中，既有帝王为振兴教育而自豪的文献，也有关于教育内容的详细记载：“我从幼年起就进了学校，利用苏美尔文的泥板书，来学习文士的艺术。在所有的青年中，我比别人善于书写，在智慧的圣地，人们练习文士的本领；我擅长加、减、计算以及财务会计”。[9]“孩子啊，大清早你就去哪儿？”“我去学校。”“你在学校干什么？”“我阅读泥板书，吃午饭，准备好泥板，练习完书写，然后学习已为我准备好的测量计算，在下午，我的抄写本又为我准备好了。”[10]另外还有许多大致相同的泥板文献也记载着当时的教学包括绘画、计数、财会、语言、阅读、翻译、计算。[11]“一个文士，只有手口一致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士！”[12]“一个不懂苏美尔文的文士，算什么文士呢？”[13]，如此等等，不可枚举。另在马里河谷上游发现的学校遗址，沿墙基放着泥盆，供书写使用，地上还有许多贝壳，可能是教授计算的教具。[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