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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心性形态中的宇宙同一感1（第2页）

因此，这里同样很少涉及一种源于爱欲的情感向着被提升的基督教的弟兄之爱的“升华”，即使不是在弗洛伊德的完全不可能的泛化意义上采用这个概念（这总之是一个毫无可能的事情）；而且这里同样很少涉及一种建立在“超自然”根基之上的、自然发生的、无关宇宙的、基督教的、对上帝和个体的爱单纯扩展到低于人的自然，如像希尔德布兰特所认为的那样。怎么可能从心理学上想象出这种扩展呢？毋宁说这里涉及“爱欲”（Eros）和“挚爱”（Agape）在一个原本神圣而天才的灵魂中的一种独特活动（此挚爱已深深植入上帝的爱和在上帝怀抱中爱），并且最终涉及同时发生的“生命之精神化”和“精神之生命化”的一种彻底渗透，这种渗透乃是最伟大最崇高的范例，并已经为我所熟悉。

存在于方济各身上的这样一种交感的心性强力形态在西方历史上再也没有达到。此形态在宗教、欲爱、社会影响、艺术、认识诸方面同时活动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同样再也没有达到。在方济各身上结成统一的东西分裂为众多的心性和心灵“形态”，而且呈增长趋势，同时瓦解为各种“运动”以及各种褊狭的活动领域，这确实是后来所有时代的共同特征。[15]

我们不准备在此廓清历史，也根本无意提出一种情感因素的世界观学说，而是只打算为以实事现象学的方式发现的同情的种类和形式提供少许例证。所以，最后我们只是还想说明一下，在上述形态中，那些最简单、最明确的形态是以哪种顺序发生衍变的。这里我只简单地列举它们，同时确定它们在人的本性中的分类位置。

1。从文艺复兴中产生了三个运动，前两个还与方济各主义有着起源上的联系，第三个则是从文艺复兴晚期独立产生的，可以说它构成了与前两个的光明相衬的必要阴影。首先是基督教的、欲爱的柏拉图主义（但丁、彼特拉克）——同样带有阿拉伯—普罗旺斯式的宫廷情诗运动的强烈色彩；其次是泛神论自然哲学对自然的情感陶醉和随之而来的新自然感；[16]最后是有意识的欲爱享乐的新艺术和新形式——既反映又脱离一切“意图”，但也远远脱离了等级和民族。克拉拉（Klara）、贝雅特里齐（Beatrice）、劳拉（Laura）、菲亚梅塔（Fiametta），这一系列女性类型在这方面清楚地标明了文艺复兴的情感发展阶段；她们尤其标明了这个伟人时代的好与坏、崇高与卑贱，但无论是在此之前更早的中世纪，还是在此之后，她们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日益强大的精神与生命的二元论——与中世纪相对立——既是贝雅特里齐的也是菲亚梅塔的前提；同时也是耽于幻想与感官享乐分道扬镳的基础。

2。新教教会在我们的问题上首先意味着以下四点：（1）将任何一种对邻人和人的爱以及具体—神秘的对上帝的爱排除于获救的基本途径之外。（2）取消任何一种异教的透入自然之中的同一感，以此遏制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本倾向——使自然变为人类的统治和工作的唯一对象——的极度强化。（3）抨击遁世的禁欲及其理想（修道生活）并以此取消欲爱之精神化。（4）淡化两性之间的情感关系，并让市民普遍接受（与文艺复兴极其尖锐的对立！）。

3。机械的世界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胜利扫除了任何意义上的机体学世界观，这使得一切同一感化为幻觉和人神同形同性论（在笛卡儿那里甚至还包括动物和植物），最终只剩下一种新出现的同情形式：主要建立在人的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博爱或普遍的对人的爱（排除了上帝和自然）。

现代历史上仅仅还能列出三个同等规模的形态和运动：它们都是上述两种博爱的同情和新教的基本形态的逆反运动。一个是浪漫派运动（也包括孔德的晚期实在论），它试图同时重建机体学世界观、同一感和（成效甚微）基督教那种无关宇宙的对上帝及邻人的爱。另一个是无产者大规模的怨恨运动，它怀疑一切行之有效的同情，使自然竞争（利用达尔文的理论）和阶级成为推动一切历史形成的唯一因素。最后是那些当代的团体和运动，与浪漫派伟大的逆反运动有的有联系，有的没有，但是都想更新人心的形态（费希纳、伯格森、现象学、活力论、盖奥尔格圈子、青年运动）。

[1]参见我的论文《道德构建中的怨恨》和《爱与认识》（均收入本文选），另请参见Pischel：《佛陀》，见《自然与精神世界》；Heiler：《佛教的入定》，特别是K。E。NeumaamoBuddos，Mün，1921。

[2]据我所知，一种类似但不太极端的爱之伦理——可是它坚持一神论世界观——在基督教世界只出现这两次：一次是在艾克哈物（MeisterEkkehart）的遁世神秘主义中，另一次是在Molino、Fenelon、Gugon夫人的寂静主义的爱之运动中，Fenelon在其别具一格的论文《纯爱》（AmourPur）中对此运动作出了极其深刻的总结。艾克哈特的学说受到Bossuet的反对，后来还受到教会的公开批判。

[3]参见K。E。Neumann的优秀译文，特别是第Ⅴ部分第3、4段语录。

[4]参见Th。Lessing：《欧洲与亚洲》，书中深入探讨了普遍的平等存在这种思想；还可参见L。Ziegler：《永恒的佛陀》，《神祇的形态嬗变》，第2卷“无神论者之谜”这一段。

[5]对此参见拙文《受苦的意义》。

[6]在此参见A。v。Hildebrand：《形式问题》，以及对罗丹的评价。

[7]在19世纪只有少数知识团体（浪漫派、歌德、费希纳、伯格森等）反过来抵制这种普遍的世界观，重新发现并坚持以前的看法。

[9]参见E。Radl在其杰作《近代生物学理论史》第Ⅰ卷中对“生物学世界观的衰落”的深刻描述，Leipzig，1913，特别是147～149页。

[10]参见《道德构建中的怨恨》。

[11]D。v。Hildebrand对此颇有高论，见《圣方济各的精神与第三教团》，Mün，1921。另见L。Ziegler的新著：《神祇的形态嬗变》第Ⅰ卷，关于“仿效之路”那一章；书中对方济各的特性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推测。

[12]参见D。v。Hildebrand：《圣方济各的精神》，特别是关于“方济各的精神对艺术的影响”。

[13]Jensen在其著名作品《圣方济各》中同样十分中肯地强调了这一点。

[14]参见PaulSabatier：《圣方济各的生平》；尽管受到许多随意性的批评，但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论点是不可动摇的。

[15]关于这些西方心性形态的历史哲学，E。Lucka的《欲爱的三个阶段》和PaulKlu最近出版的值得感谢的杰作《18世纪和德国浪漫派中的爱的问题》（Halle，1922），均占有很好的材料。

[16]参见A。Biese：《自然感的历史》，以及KarlJoel关于文艺复兴的动力泛神论富有价值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