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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的意义102（第2页）

[5]德文Gefühl有被动性的情感之意，Fühlen指对什么的感受，已带有一定的主动性色彩。舍勒严格区别两者。——译注

[6]参见《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第5章第8节。

[7]关于这条途径的唯一合理性，参见我的《宗教问题》。

[8]Janus：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译注

[9]多姆（H。Dom）在《论衰老、死亡和重返青春》一文中，值得注意地驳斥了首先由戈特（Goette）提出的上述定律，但同时也非常深刻地发展了戈特的思想（见《解剖学和进化史的成果》第23卷，Mün，1921）。遗憾的是，该论文后来未能加以利用。

[10]参见迈诺特：《衰老、生长和死亡问题》，NewYork，1908；以及《现代生物学问题》，Jena，1913。

[11]参见科瓦列夫斯基（A。Kowalewsky）：《悲观主义心理学研究》，见勒温菲尔德（L?wenfeld）：《神经生命与灵魂生命的边缘问题》，Wiesbaden，1904。

[12]各民族和种族对痛苦的敏感，比对快适的敏感更为相近。同苦比同乐更容易。

[13]请参见拙著《社会学和世界观理论文集》中的论文：《颓废的历史哲学新论》（即《全集》版第六卷中的《论青年运动》一文。——编注）

[14]阿里斯提珀斯（Aristippus），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享乐主义论之创立者。——译注

[15]依据皮舍儿（R。Pischel）的移译，这就是佛陀在布道中一再重复的典型的爱的别名。

[16]参见《佛陀语录》，Mü，1921；另见海勒尔（Fr。Heiler）：《佛教的内省》第2版，Mün，1922；齐格勒（L。Ziegler）：《不朽的佛陀》，Darmstadt，1922。

[17]原文为Widerstehenichtdemübel。托尔斯泰伯爵的主张是“勿抗恶”。舍勒在此不用“恶”（B?se），而用übel，此词虽有“恶”的含义，但非指道德意义上的，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恶”，即“不幸”。为区别于道德意义上的恶，übel通译“不幸”。——译注

[18]这种理念的表现，一直渗透到基督教的国家学说之中，例如谴责对当局的任何主动性革命，即使当局的指令违反自然权利（）。

[19]高尔基在其著作《人格的毁灭》（德译本，德累斯顿，1922）中，严厉指控这两位作家，说他们的这种行为无意之中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阻碍了革命。这种解释荒谬得不值一驳。

[20]对此，布罗德（M。Brod）提出了一些正确恰当的见解，见其《异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一书，Mü，1922。奇怪的只是，作者竟然以为我不认识这种区别；在关于情感之深层层次划分的学说中（见《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第5章，第8节），我已明确论述了下述命题：情感的实践可导性与情感在其中被体验的深层层次正好相反。

[21]以下参见奥尔登贝格（H。）的阐述，见《佛陀之生平、学说和信众》，第6版，235～237页。

[22]梅茨尼科夫（Metsikoff）首先指出个体有一种“死亡本能”；它产生于“自然”死亡降临之前（但也可能缘于不正常和病态）。它迥异于一切死亡意志或愿望。整个种族也有“死亡本能”吗？对此我不敢苟同！

[23]受苦=被动，受苦=不适，几乎一切语言在构词上概莫能外，这个语言事实可以从下述事实加以理解：与快适相比，受苦=被动在痛苦和不适上反映得更明显，但就情状快适（Zustands-lust）而言，快适本身至少与痛苦同样被动。

[24]参见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二和第三部分（感情论和自由论）。（又参考舍勒的《斯宾诺莎》一文，见《全集》卷九。——全集版编者注）

[25]参见我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第五章，第8、9节。

[26]安提特斯忒涅（Antisthenes，公元前455—前360）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学生，犬儒学派创始人。——译注

[27]指弗里德里希选帝侯（Friedrich。d。Gr。，1620—1688）。

[28]爱比克泰德（Epiktet，50—138），希腊哲人，廊下派代表。——译注

[29]“原罪”只是这种受苦之论证的极限概念。

[30]参见拙文《论东方与西方的基督教》。

[31]这一点使基督教的受苦学说与佛教有着天壤之别，佛教的观点正好相反：只是凭借爱的否定性力量，爱才被评价为“心灵的解脱”，即自我放弃，自我否定。

[32]关于情感的深层度这个概念的详细阐述，见拙著《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第5章，第8节。

[33]即没有受苦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