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一 明治维新与教育改革（第2页）

《中学校令》公布于1886年4月10日。它规定：中学分普通中学和高等中学两级。前者修业5年，由各府县设置和管理。后者修业2年，属文部大臣管辖。1894年6月颁布的《高等学校令》，把从前的高等中学改称高等学校，并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教授专门学科，属帝国大学预科。

《小学校令》与《中学校令》同日公布。它规定：小学分普通小学和高等小学两级，修业年限均为4年。6岁至14岁为学龄期，学龄儿童必须接受4年义务教育。寻常小学开设的课程有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体操、图画、唱歌。

这样，在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法定形式，正式建立起以小学为基础的双轨制学校体系。一轨是高等小学—寻常中学—高等中学—帝国大学；另一轨是寻常小学—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至此，充满浓厚国家主义色彩的日本国民教育制度正式确立起来。但森有礼在制定国民教育制度时，没有注意到职业教育，后来由井上毅对此做了补充。

（三）《教育敕语》的颁布

如果说《学校令》是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定型文件，那么，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形成统一的文件则是《教育敕语》。

明治维新以后，国学派、儒学派和洋学派在教育指导思想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两者各抒己见，相持不下，一时造成学校中教学的混乱，而且波及整个教育界和思想界。明治天皇对这种情况颇为焦虑，所以亲自过问此事。1886年10月29日，他去东京大学视察，认为所设课程中“和汉道德”的内容贫乏，亟待加强。1890年5月，天皇召见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和文部大臣芳川显正，命令他们编写教育箴言，以确定日本教育的基本纲领，历经起草与修改，在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敕谕名义颁布，是为《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包括三层内容：第一层内容指出，天皇之宏德与臣民之忠孝是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第二层内容列述了14条伦理道德训条；第三层内容指出，这些伦理道德训条具有普遍意义，要求全体国民必须遵守。按照《教育敕语》的思路，天皇乃成为最高道德的化身。

《教育敕语》颁布后，对日本教育界、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育敕语》把日本近代教育纳入了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政治轨道，加重了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一时期内，《教育敕语》在事实上起到了规定日本教育发展方向的教育基本法的作用。

（四）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扩充

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力量迅速壮大。在经济方面，以轻工业为中心的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并开始向发展重工业转化；在政治方面，以天皇为首的政治统治不断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更加牢固；在军事方面，与列强猖狂瓜分世界领土的浪潮相适应，相继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在这种新形势下，为积极培养产业革命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和训练对外侵略的忠顺臣民，日本政府又重新整顿学校体系和加强国家对教科书、对教师的控制，使1886年以来建立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得到进一步的扩充与完善。

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延长义务教育年限。1907年3月，日本政府对原来的《小学校令》进行修改，将义务教育年限由原来的4年延长到6年，要求学龄儿童必须接受寻常小学的6年教育。与此同时，大力增加教育经费，使就学率迅速提高。例如，1894年日本义务教育就学率只有61。7%，到1910年则上升为98。1%。第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1899年，日本政府颁布修改后的《中学校令》以及新制定的《高等女学校令》和《实业学校令》，使中等教育结构在初等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男子普通中等教育、女子普通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各有不同任务，无论是入学条件、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都有明显区别。第三，改高中为大学预科性质的“高等学校”。1894年颁布的《高等学校令》改高等中学校为“高等学校”，学制2年，并规定它属于专门教育机构，是为升帝国大学做准备的大学预科。从此以后，日本的“高等学校”不再属于中等教育范畴，而列入高等教育范围之中。第四，增设帝国大学。1897年后，为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满足地方增设帝国大学的要求，又相继增设3所。它们是1897年6月设立的京都帝国大学、1907年6月在仙台设立的东北帝国大学和1910年12月在福冈设立的九州帝国大学。第五，颁布《专科学校令》，发展专科学校。第六，公布《师范教育令》，扩展师范教育体系。

通过这些措施，到明治末期，日本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更趋完善，无论就学校结构来说，还是就教学内容来说，都已基本适应当时经济发展和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此后，只在1918年将高等学校修业年限由2年调为3年，从而形成“六五三三”学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再无重大变化。

三、产业革命与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普通教育一起，构成日本近代教育发展的双重主旋律。所不同的是，日本近代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未同步发展。其教育发展的顺序是：先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后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但这并不是说日本政府不重视职业教育，如果从1871年成立“工学寮”算起，日本政府重视职业教育的起点比重视普通教育还要早些。

（一）产业移植与职业教育的创立

明治政府成立后，未能立即废除与欧美列强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仍受着外国的奴役，并时刻有被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领导人一致认为，要免遭灭亡的命运，必须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尤其要建立一支强大的近代化陆海军。然而，封建末期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极度幼弱，为在这种落后的基础上尽早迎接产业革命的到来，他们采取了“移植主义”政策，即充分发挥国家力量，大力移植欧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产业和经济制度，使之在日本扎根生长并最终壮大的政策。为解决技术人才之不足，日本政府一方面大量聘请外国技术专家和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另一方面采取企业办学和单独设校的方式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这就是日本最初的近代职业教育。

当时日本各部门的官营模范工厂几乎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技术培训活动。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创办了一些独立的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主要是由文部省之外的各部门创办的。职业学校中最早设立的是工业学校。1871年8月，工部省在东京设“工学寮”，这是最初的官立工业学校。农业学校是由北海道开拓厅设立的，先设于东京，后迁至札幌，并更名为札幌农业学校。商业学校，最初由大藏省设立，属银行事务讲习班性质。1875年8月，森有礼在东京银座开办商法讲习所，提倡发展职业教育。

（二）产业勃兴与职业教育的探索

明治初年实行的模范工厂制度，由于完全依赖国家保护，不能把工厂盈亏与经营者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结果导致连年亏损，造成财政困难。明治政府很快发现这一弊端，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着手进行坚决改革。1881年4月，政府新建农商务省，宣布把原来官办的工厂（部分军工厂除外）以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实行民营官助的政策。这一政策充分调动了私人办厂的积极性，结果，大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不断涌现。

伴随产业政策的转换，社会上开始出现普及职业教育的呼声。一些有识之士对《学制令》实施以来学校中所产生的知识主义提出严厉批评，产业界和教育界也越来越关心职业教育。1884年，明治政府发布著名的以发展日本近代大工业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方案——《兴业意见书》，其中论述了职业教育对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意义。1885年，文部省又主持翻译了《英国技术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对欧美各国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这一切为日本近代职业学校的发展奠定了舆论基础。

1880年后，文部省接管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为了整顿职业学校并促使其迅速发展，1883年和1884年文部省相继颁布《农业学校通则》《商业学校通则》，开始确立职业教育在法律上和教育制度上的地位。这是日本职业教育发展史上最早的正式法规。

尽管如此，职业教育在日本的发展仍很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尚不成熟，客观上对兴办职业学校的需要还不十分迫切。

（三）产业革命的兴起与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

19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进入产业革命时代，资本主义获得迅猛发展。例如，从1884年到1890年，各种公司的资本由1340万日元增加到1。89亿日元，增加了14倍。1885年工厂数仅有661个，而到1892年激增到2767个，其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就有493家（主要是纺织、生丝、织物三业）。日本产业革命的迅速兴起，迫切要求增加培养技术人才和职业人才。

在这种客观形势下，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在1894年召开的第六届议会上，议员长谷川泰指出：“过去的学徒制是一种职业奴隶的教育，必须放弃这种学徒制度而兴办劳动效率高的职业学校，日本才能富强起来。”[5]当时担任东京职工学校校长的工业教育家手岛精一在1886年8月的《教育时论》上，发表题为《振兴实业教育》的论文，认为“欧美各国取得今日这样开明富强的结果，查其原因，故非单一，但主要原因在于实业教育之设施”。[6]职业教育家井上毅在深入研究了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职业教育后指出：“人民实业上的知识是无形的资本，实业教育乃是富国的基本条件。”[7]

1893年，井上毅就任文部大臣后，主张必须建立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根据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井上毅认为，应优先发展初级职业教育。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893年和1894年，井上毅先后主持制定了以发展职业补习学校为主的《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和《简易农业学校规程》等各项法令。这些法令对初级职业学校的目的、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修业年限都做了详细规定。为使各项法令真正付诸实施，在井上毅的倡导下，成立了专门负责职业教育督察工作的实业事务局，而且采取了坚决的财政措施。1894年6月，井上毅又主持制定了《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上述法令的实施，推动了初等职业学校的迅速普及与发展。例如，从1894年到1898年，徒弟学校由3所增至23所，实业补习学校由19所增加到113所，技工学校由29所增至83所。

随着各类职业学校的陆续成立和社会上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政府也更加关心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但是有关职业学校的法令只有职业补习学校、徒弟学校等初级职业学校的规程，还没有整个职业教育的统一法令。为了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整顿各种职业学校，明治政府于1899年连续公布了《实业学校令》和与实业学校有关的规程，使职业教育系统化、制度化，尤其是促成了中等职业学校体系的快速建立。

中等职业学校体系建立之后，中等教育明显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系统。新的矛盾随之出现，即普通中学毕业生可以继续升入大学，而职业中学毕业生则只能就业，没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与此同时，产业界也要求培养更高层次的技术人才。为解决这一矛盾，日本政府于1903年3月27日公布了发展职业专科学校的纲领性文件《专科学校令》，规定凡是以实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目标的职业学校都属于职业专科学校。至此，多类型、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最终形成。

日本近代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加速完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