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一章 城市不过是一个符号02（第2页）

作为一种欲望客体的城市

城市是一件“物品”，这在通俗和学术文本中得到了广泛而全面的讨论。作家们就像狗仔队追踪某个名人一样，并且事实上以他们的方式帮助城市产生了新的恶名。这些言谈倾向于使我们对城市有所了解，尽管不全面，却是一幅有趣的图画。话又说回来，一种话语并不是简单地附加在一个清单（比如意见）上的东西，因为它会引发一种干预的暴力，这种暴力可以像一场对话一样开始精心安排它的声音。

另一方面，对话（动词对话：甲乙）是由讨论中一种可能出现进展的想法所激发的；并不在于几个声音的并置，而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Todorov，1993，52）对话（dialogue）是一种对交谈（versation）的干预，目的是创造一种进程，就像是某种叙事一样。此外，对话不仅“发现”交谈的存在，而且必须从社会舆论碎片和陈词滥调中创造一种对话，因为对话与其目的（利益）相关。对话创造了声音之间的互动，理论化将致力于把这些不同的伦理冲突作为问题一解决情境的外观来回忆。然而，这种情况一直隐藏着，直到我们通过利益和行动（探究）激活才会显示出来。如果在它们的隐蔽性中探究揭示事物（Bee，2000，413），那么是通过恢复隐含在事物表面下的被压制的对话来做到这一点的。这要求我们把不同的声音组织成一种对话，旨在使对话以作为一种欲望客体的城市的根本模糊性的方式进行干预（Bonner，2001）。

我所关心的是介入关于城市的对话——在我看来，它以许多伪装的形式出现——为了把各种声音转化为关于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形式、作为一种普遍和独特生活形式的问题的对话，并运用这样的叙事“进展”聚焦城市作为一个欲望客体的模糊性所激发的集体问题一解决的方式，这种方式涉及对城市活力的不同看法，也涉及城市品质的多样性概念及其可辨别、特殊、可能是个体的性质。我们能否开始在这些水域中航行，从而恢复城市在其众多复杂的推论性序列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能否救活被雷蒙德·莱德鲁特称为“伪文本”（Ledrut，1986）的东西，在这种对话中，城市作为一种欲望的客体有助于在这个意义上聚焦集体化?由于城市牢牢地保持（尽管它有许多不同的颜色和变体）一种持久的魅力形象（作为话题）而把研究者聚集在一起。然而，对于进行探究的我们来说，城市只是一个话题。因为我们认为，城市始终（尽管形态和形式多种多样）是日常生活中一个正常、典型的（尽管层次分明）对象（经验），在一个群体的社会事务中始终是一种基本力量。

场所

对城市的理论化和研究总是被场所问题所困扰，被城市作为一种场所的余韵所困扰。我通过追问对场所的兴趣，即如何预先假设一种把空间与时间的概念结合起来的兴趣，开始思考这一共同的理解。这样，在社会生活中恢复一种强烈的场所观念是振兴集体超越能力进程的一部分。

吉奥-乔·阿甘本说，把城市只当作一个符号，意味着“忘记事物发生过程中所固有的超越性（通过……把它降低到另一个事实的地位）”（Agamben，1998，16）。然而，正如阿甘本所知道的那样，超越并不是一种“给予”，尽管它作为集体生活的一种潜在力量无所不在，而是必须使它作为一个欲望的客体出现。当对公共空间的解释方式和方法发生冲突与争论时，这往往变得显而易见。以一种不那么高调的方式来说，当谈到一个城市的文明时，我们就可能会提到这种超越的能力，隐含的和未充分发展的趋势把问题本身作为问题—解决即集体化的一部分。对于探究者来说，案例研究反映了一种利用集体生活潮流的尝试，因为它把案例带到了辩论场合中。

如果“超越的遗忘”可以在例子中被观察到，如吉拉德所指出的，尼尔森和徐在合并冲突中所讨论（NielsenandHsu，2002）的仇恨冲突，就不因辩论中的每一种或其中一种对立立场而协调一致。他们的固执己见导致被“锁定”在一方或双方能够赢得争论而牺牲另一方的对决中：“当关于合并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具有同等权重的话语不再指向相互之间的反驳时，就会出现一种倾向，即各自都会沦为战略性反应，它们被冻结在僵化和相互排斥的立场上”（113），这是因为“在使用不同的理由时，每一方都声称考虑到了问题一解决的最有效率和最有作用的解决办法，并且各方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最能体现地方性民主的利益”（113）。请注意，因45为每一方都以其资源为基础，对地方民主的性质和“利益”进行一种压制性的对话，因此，在这种交流中缺少的就是这种对话的机会。如果对话缺失，那么只会因为它的缺席而被注意到，因为在对立观点之间的对抗中，对话的缺席本身对于理论化来说似乎是一种隐含的在场。

当尼尔森和徐提出，参与者可以把缺席的对话定位为一次机会时，他们认为对话既是缺席，也是在场，更重要的是，尽管这种缺席很明显，却是可以克服的。因此，超越并不是超凡脱俗的、轻飘飘的和没有实质内容的超越，假如它可以作为克服对立的一部分愿望来实践，不是取消而是通过保持明显差异性就是同一性的表达（解决什么是地方民主的共同问题的不同解决办法）。

正是由于对话性承诺的缺席，一个现代城市才可以同时是大众的和公共的。如果城市表现为一种物质，表现为一种超越性终结的化身，那么这个终结就总是可以被开启，并通过看起来似乎是死亡的碰撞被带到人们的视野中。随后的研究确定了作为案例使用的场合，当这些问题可以变得显而易见时，它们便成为范例性和说明性的关键时刻。

我们总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个案研究如何开始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的超越性和“反思”能力。鲍德里亚再一次指出，作者不能仅依靠开始时所面对的反对意见，而且需要通过跟踪表面上的二元性，运用一种确定案例的规则恢复对话暗流，而另一个潜在问题则取决于一种更为内在的模糊性（Baudrillard，1990，23）。正是这种根本的模糊性，像地方性民主及其利益问题一样，需要被当作保持对话（反思）的集体化焦点来激活，即使在任何答案都注定要留下一种剩余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案例研究发挥着干预的功能，目的是扩大公共文化的资源，通过把自我理解的局限性作为一个问题一解决的阐述来中断各种表现。在这里，案例成为理解集体问题一解决方式及其不变的道德性质的关键场合。

理论家

如果城市的各种表象都表现为隐含对话中发挥作用的言说者，那么我们通过与他们相遇来表达这些命题，就像第二次遇到他们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人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一46样。因此，旅行的隐喻是恰当的：我们在一个地方范围内而不是到另一个空间旅行，在它们的遮蔽中揭示事物的时候，可以说是第二次遇到了共同看法。共同看法并不深奥，因为它们就是我们的看法，把我们与研究的材料联系起来。我们遭遇了多样性，不是因为前往阿巴拉契亚甚至蒙古的旅行，而是因为通过把我们联系起来的共同差异考问我们。最奇怪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性质，以及为了表达和客观化所属的话语而忍受这种斗争的能力，而我们就密切地属于这种话语。

旅行意味着治愈概念的缺陷，准予我们可以在其中“阅读”它的身体……身份的悖论在于你必须旅行才能揭露它。同一性也可以被承认，前提是它是一个他者。它与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因为它在别处，不是很远，但在别的地方，需要很少的移动。现在发现他或她的身份正在构建这个身份的空间。身份不是道德或物质特征的问题，而是一个空间问题。空间化凭借自身的品质呈现出概念与其肉体的同一性，保证了事物和人都呆在“他们的”场所里，并坚持他们的身份。识别旅行的（旧）模式是通过移动到另一个场所来找到相同的东西……于是，问题来自背向的行进：在同一中发现他者，也就是说，学会错过自己的路。（Rancière，1994b，32，36）

从理论上讲，遭遇城市的过程并不像一个外国探险队需要接触异国情调那样被看待，更多地被看作一种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的方法。多琳·马西说，我们可以通过思考非洲来了解西方城市（Massey，AllenandPack，1999），维特根斯坦可能会说，我们是通过思考它们来了解西方城市的，因此，首先要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客体来思考（恰好就在这里!）。

我们看到，弗雷泽的叙述多么误导人，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很好地想象一下自己的原始惯例，只有当它们实际上在某个地方被发现时，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按照这些惯例所遵循的原则，比弗雷泽所显示的要普遍得多，而且我们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为自己想出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如在某个部落里，不允许任何人见国王，或者部落里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去见他……也许不允许任何人碰他，也许他们会被迫这样做。（Wittgen-stein。1979。5'假如我们认真倾听这些命题的含义，城市是一个符号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一种外因的结果，一具被肢解的身体，或者一个用来表达多样性的搅拌碗——那么这种观念就是一个开始。因为当我们说一些关于城市的非常真实的话的时候，它们就会让我们把部分图像恢复到对话中去，这种对话可以把它们当作对话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整体。这就是朗西埃的“背向行进”，我们不是到他者的场所中寻找相同的东西，而是试图在相同的东西中发现他者。这样的假设把城市化等同于城市，或者主张城市的碎片化，或者主张它的侵蚀就是凝聚力的焦点，每一个问题都经过思考而展现出来。对于理论化来说，这是它们的命题所依赖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象征性领域，假如我们接受它们含蓄提出的这些挑战，那么这些问题就会促使我们找到分析的机会。

那时，城市的声音出现了，当谈论城市的时候，我们把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城市当作意义的一部分来处理。如果说城市是一个激发解释能量的场所，那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聚焦集体化，因为对城市的解释隐含地把它定位为需要图绘的一个推论性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仅是以它的名字把这种对话集合起来。尽管一个城市在空间和时间中被设定为所谓的场所，但是它也是无场所性（plaess）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它”的接触就始终是一种想象性结构的一部分。城市（如芝加哥、多伦多）似乎属于那些可以称为他们自己的城市的人，属于那些居住在它的区域内以及似乎有权把它称为“我的场所”或者我的家的人。对于研究来说，这些声音总会引起是什么样的场所或家是什么的问题，以及“我的”和“你的”、“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因为不同的和有争议的主张都把城市当作一种解释的对象。如果我们通常假设对一个场所的密切了解就是一种解释性权利的形式，那么在这一点上仅依靠自己的权限与城市的理论化是不一样的，就像一个具有（拥有?）一个名字或类别的人一样，不能依其本身（eoip-so）就假定她对这样的亲密接触有最终发言权（Wittgenstein，1953;Derrida，1973）。把城市看作一种不可改变的地方性、狭隘性和亲密性的景观，总是赋予居民专门性知识的声音，仅此而已。从理论化的角度看，与城市空间和风俗密切相关的专门知识只能是城市话语的众多声音之一。这就是我们为何可以说，理论化使得城市声音的问题成为有问题的，因为它希望将这个客体（城市）重新创建为具有许多声音的领域。

我把城市的声音重新创造为一种话语，这与柏拉图的回忆或记忆（anamnesis）方法产生了共鸣。在某种程度上，我把本书采用的方法限定在了古典意义上的模仿（mimetic）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上，目标不是简单地把城市里的声音复制为文本表达的言谈，而是似乎是各种明确观点的喉舌。毋宁说，这种介入所采取的是把这些不同观点重新塑造成一个故事的形式，不仅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意见，或者是一种东拉西扯的重新排列，而且是模仿其表现行为的戏剧化。例如，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看法，在城市的各种观点和意见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述，而是对讲述故事行为的一种模仿，把这些声音当作不言而喻的基础来激活。模仿把这种用法戏剧化为一种话语，反过来又把这种话语戏剧化为围绕着各种伦理冲突的观点组织起来的叙事“进程”，这些伦理冲突把材料组织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不可言说的集体焦点。因此，我的叙事并不认同这些观点，而是模仿或体现声音弥漫于其中的表现行为，仿佛是出于伦理上的动力要澄清或“解决”根本模糊性的问题。这种看法中的好理论就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在这些材料中提出问题，即什么是好故事，什么不是好故事。

结论

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命题是一个反讽，受到对超越性终结展望的启发。客观来说，这是为了挑战并因此开启属地空间与话语空间之间联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文化是一种象征性秩序，那么它就不是被定位于任何场所，因为在文化上它似乎是无场所性地存在的。这种现象展示了不可分割的属地性形象的模糊性，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模糊性不断地表现为一种伦理冲突，充实关于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词语，赋予这个命题像这种行动一样的生命，在棘手的不可决定性的表现中肯定城市的存在。

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命题，是一个追问城市如何存在的问题，即我们在与城市的接触中肯定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极小、受限制、有限度的，尽管可能具有刺激性，但这是一种缺乏深度的关系。作为一个符号，城市似乎更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被工具**换所控制，或者充其量是方便设施的问题。然49而，我们提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的方法，城市如何成为人们与集体约定的意义和区域盟约承诺之间关系的中心；城市如何开始用它的集体化方式和意义来体现一个群体的参与。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试图在与那些表达城市的人的关系中，即在通过这个客体把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亲缘性内在结构的关系中，并且在由于他们的共同存在而把他们与这个客体联系起来的关系中确定城市应有的地位。城市凭借其共同的焦点把人们联系起来（把他们社会化），又通过人们不同的动机、能力和期望把他们与城市联系起来（把他们社会化）。城市通过聚集和区分多元化而结合起来，不同的是，许多形象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都由于这种一致的利益及其外观而被结合在一起。假如城市的模糊性（以许多形式表现的权力）在其中释放出关于它是什么和它意味着什么的冲突，那么正是由于人们之间差异性（他们有不同的利益和脾性）的结合，才会出现不同的信仰，并且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展开竞争。在这个图像和信仰的世界里，当不同信仰的人以不同的名义来理解这个客体时，伦理冲突（在理论家看来，与信徒相反）就表现为实际而明显的形象，标志着表现场景的根本模糊性（Plato，chapterxxiv，v1。510，225）。柏拉图的“分界线”隐喻告诉我们，只有当把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设想为客体话语的物质形象本身，并因此想象为进一步探究的材料时，理论化的提升才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