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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共问情境02（第2页）

用巴赫金的话说，融合指的是在陈旧过时与充满朝气之间持续的张力，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延伸。融合——新的东西与旧的东西、内部的东西和外部的东西——生动地出现在城市生活的争议性实践传播的相互竞争的真理主张之中，总是需要一种途径或方法来夸大这种张力。由于声称它们自己拒绝和正在拒绝所宣称的东西，这些主张本身看起来像是滑稽的物质行为（实践）。

在罗布看来，那不勒斯的魅力就在于其生与死同时，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活着的死亡而存在。那不勒斯为生存而自杀，也为自杀而生存。那不勒斯反映了意大利在民族统一方面的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后果，显示了在国家灵魂上顽固的落后存在，揭示出这个城市的人民生活的力量如何能够总是超越现代时刻的要求。在那不勒斯，我们不仅看到了人们的旧有方式与在生活理性化的新主张之间存在的张力，而且看到了这个国家新与旧之间分裂的张力。罗布继续说：

我以为我看到的是过去，它起作用了。这些是古代世界的幸存者。我放弃了我的计划和整个世界，留在那不勒斯，我认为它会永远持续下去。在几千年之后，在资本主义晚期，为什么不呢?就像那不勒斯人一样我会安排好自己。3年后，一切都消失了。人们的那不勒斯已经消失不见了。（Robb，1996，151）

但是，1995年，当他面对那不勒斯的变化时，它的衰落仍然令人着迷，让他难以相信。那不勒斯的丑是美的。

1995年的那不勒斯似乎依然是一个完全让人迷失方向的城市，它的语言和姿态仍然是过去的样子，但不再涉及现实。那不勒斯现在有一种毒药不胫而走。怨恨迅速地浮出水面。那不勒斯人心目中的巴洛克式结构正被进一步扭曲成某种丑陋的东西。同时，人们期望你欣赏步行区和露天咖啡馆。主题公园的坏死正在发生。邪恶势力想要对这座城市进行防腐，创造另一个威尼斯，一小块托斯卡纳。人们被推到了边缘，如果不是被推出城外的话。你可以在阴影中看到他们，在视野的边缘。这个时候，究竟是美模糊了我的眼睛，还是生命从我所知道的地方消失了呢?那不勒斯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过。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大街上游**。游客回来了!在20年前，那不勒斯曾经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城市，它属于居住在那儿的人们。它充其量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在生命的可怕中却一直有生命。你现在很少听到那不勒斯人的声音。荒诞的喜剧不见了。那不勒斯伤透了我的心。然而，就像这个城市一直以来所拥有的，它戏弄你，让你梦想得到比它所能带来的更多的东西，让你想起为什么你放弃了你的生活去那儿，但是，如果你住在那里，你会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城市。在那不勒斯，你记得自己是快乐的，从来不问为什么。那不勒斯，我在心里安慰自己，总是比其他地方更有趣儿。那不勒斯永远不会让人感到厌烦……那不勒斯是唯一一个让我拥有在家感的地方。（Robb，1996，168-169）

这段感人的话提出了许多问题，这是我们在反思作为一个欲望客体的城市时需要考虑的。罗布说：“那不勒斯曾经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城市，它属于居住在那儿的人们。”这就提出了一个中肯的问题，我们将有机会在整个过程中加以考虑（并且这是全球化文献中一个不言而喻的主题）。首先，一个城市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居住在那儿的人们，按照进步的过程来衡量，这个问题在今天还有什么分量呢?其次，“生命的可怕”中存在的生命观念，今天似乎是一种过时的观念，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浪漫的姿态，但这是我们可以拯救和探索的一种观念。最后，通过使它看起来可与其他城市相提并论，“主题公园坏死”、在城市中投毒的想法，仍然没有削弱它的“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的经验，仍然没有削弱它的似乎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城市”的经验。罗布把他与这个怪诞城市的关系难题搁置起来，理由有三：他记得自己快乐，从来没有为什么;他觉得总是更有趣儿，永远不会感到厌烦；他的体验是唯一让他有在家感的地方。在最糟糕的时刻，那不勒斯看上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美丽；当城市的现代化给它强加某种一致性的时候，它的抵抗也让它显示出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

兴盛与衰落

在通常的城市兴衰故事中，永恒性被看作一种生物般的宿命。城市从环境中得到的信息是，在经济和环境定位上把赢家和输家（在今天：“全球思考，地方行动”，反之亦然）区别开来的机会主义和运气。城市历史的达尔文式光环，开始在“挑战与回应”80的集体认同模式框架中讲述这个故事。在这种模式中，“赢家”和“输家”在言行上同样不断地与集体完整性的根本模糊性问题作斗争。在这里，城市被看作是由它与环境的功能性关系所决定的，而它本身在功能上被理解为一个资源基础。

一种命定的场所观念在历史上面对城市的生态观时退却了，因为它是为了使不同空间成为场所的生存而斗争的。历史描述了城市命运的波动，而这些波动使空间适合它们的利益，海港、贸易中心、首都城市、优势区位、联盟网络，一切都建立在获得各种优势的基础上，而这些优势标志着世界历史上各种空间的兴盛和衰落。阿姆斯特丹、布鲁日、汉堡、威尼斯、费城、伊斯坦布尔都被作为外围的中心而被人们记住。

城市的生态历史描绘了它作为主导中心功能的不稳定性方面的变化。如果中心城市被认为是由贸易路线、区位、专业化以及对邻国、腹地和竞争城市的支配所塑造的，那么其场所的首要地位——基于它通过专业化在其国民中创造依赖性的能力——就是功能性地确立它的权力。城市的历史叙述了一种从功能上理解的主从（master-slave）关系年表。一种深刻的生态观会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统治和依存不是生态的，那么对于城市命运中的波动来说，是否以及如何可能还有比生态更重要的东西呢?也就是说，永恒之城的恒久范例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巴黎和伦敦这样的情况中，持续保持的地位或者它的重新定义如何以独特而显著的方式抵消或重新界定生态的优先地位。

城市作为一种为生存而斗争的生态观，作为一种静止与运动、生存与死亡的持续辩证法吸引着我们，因为它的空间概念指向城市作为一种更新的场所的资源。假如城市的生态景观表明了统治与更新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就引导我们去探究作为一个更新的场所的城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预见，作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身份和忠诚的场所，地方性特色（geniusloci）或场所的静态概念所具有的局限性。城市终有一死的形象告诉我们，场所和空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因为城市必须把空间当作场所来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这涉及通过激活私人化与公众之间的张力重新定义家庭的生活和工作，也会涉及更多的东西。这种“更多的东西”令人想起永恒的韵味，即更新总是援引它的“神话”，赋予当下一种永恒感，把城市延伸到作为一种欲望客体的未来。

在回应具有本质脆弱性的城市生态前景及其作为偶然和命中注定的有限的更新的时候，作为“永恒之城”的例子，罗马让我们聚焦于它的互补意义之间的更新概念中所具有的主要张力。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统治，不仅是生态问题使统治成为难题，而且要求我们反思罗马的复兴为何是一个与生态统治的**进行持续斗争的问题。“罗马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人力枯竭、享乐主义、过度吞并、专制无情、精英剥削、军事冲突和疲惫不堪，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罗马的衰落。但是，罗马已经衰退了吗?请注意，希特勒是如何试图把柏林重塑为罗马意义上的统治地位的，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尽管罗马“衰落”了，但也保持了它的活力。

当人们经历内在的“伟大”时期时，他们通过外在的形式来再现这些时期。它们被如此表达的东西比口头的话更有说服力；这是石头的命令（希特勒）……这些建筑不应该为1940年而构想……而是要像我们过去的大教堂一样，它们应该延伸到未来的数千年……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使我们唯一的对手罗马黯然失色。（quotedinLadd，1997，126）

希特勒给柏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迫使它与罗马产生敌对关系，他把罗马界定为延伸和持续时间的倒数第二个例子。他想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不朽的文明中心，并把柏林作为承担这一重任的城市。今天柏林的问题之一是法西斯主义继承下来的“环境”，是在现代环境下必须协商的问题的一部分，是在这种继承的对抗中把自身更新为一个自由城市的问题。也就是说，柏林的问题不只是“全球性思考”的问题，而是要在其形式和物质条件（作为一种环境，物质条件包括它的纳粹遗产）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关系。

在消除城市与现代时刻功能关系的姿态中，希特勒把城市是一件艺术品的观念激进化了。希特勒试图克服使德波这样的批评家绝望的东西，即当前过于强大的功能主义。在没有把形式与物质条件联系起来尝试的情况下，希特勒只是征用了罗马这一特殊的历史范例（它的永恒性），而不是通过考虑柏林与其物质条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提出一种对柏林形态的理解。这个暴君发现，现代实在太丑了，不能保留（用他的话说，“肮脏的犹太人商店和百货公司”），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柏林的美，因为一个城市的美需要把创造性和商业融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颂82扬城市之美的观点仍然会把它的形式外在化，从而使它没有得到发展和探索，用尼采的语言风格说，把它的历史“纪念碑化”（或本杰明：通过把美学政治化）。在对生态记录的反应中，希特勒没有发现任何美的污点，这只是一个动**不安的故事，希特勒找到了用最极端的方式对待柏林之美的理由，因为它的永恒性只会是抽象的。然而，罗马之美并不存在于它的建筑之中，它表现在所遭受和暴露的矛盾之中，肯定它那个时代的现代性就是“文明化的世界之都”（Baudelaire，1972，416）:在罗马的阶级分化和帝国征服中，在它的公民身份的扩展中，在它对景观的迷恋中，在它的享乐主义、粗野行为和禁欲主义中，以及在贬损和解放它的人口的能力中。在效仿罗马建筑的同时，希特勒的城市之美力图消除的正是罗马的这种混合体。

雅典

与希特勒在柏林征服空间和时间的企图相反，请注意遭受这种张力痛苦的经典实例。雅典城仍然是一个试图把对永恒不变的关切与世俗影响的延伸融合在一起的原始例子。在这个城市里，这种文明见证了现代时刻的所有矛盾：自由与奴役、哲学与专制统治、创造性与商业、共同体与自私自利。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词》力图用一种公正的方式，用一种修昔底德摆脱了纪实风格而变得清晰透明的夸张方式，把雅典的形式与它的物质条件结合起来。

在《葬礼演说词》中，修昔底德用政治家的口吻赞美雅典，说雅典很可能由于其形式与物质条件之间的一种公正关系而成为城市的典范。也就是说，无论伯里克利的自夸是否属实，无论它是否与事实相符，它都是一个城市为文化问题所消耗的典型案例，并因此表明了为表现文化而斗争所固有的张力（Thucydides，

1934，102-109）。当然，这种相遇是第三手的，雅典是通过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来调解的，这正是它作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故事的性质。伯里克利的特征描述确定雅典必须重写的物质条件，正是为了表现作为一种集体美德的公正关系。每一种条件都是为了反映雅典人民的精神。伯里克利的演说词用独特性、差异性为谈论城市参与的所有方式设定标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清单里所包含的实质内容，而是因为它关注这些具体条件如何反映城市的生83活质量。通过这种方式，伯里克利声称，雅典精神的独特性就体现在这些条件中，他称之为城市自由和城市遗产的象征。

修昔底德列举了伯里克利的美德——为富人和穷人制定统一的法律、人民掌握管理权、对卓越性的持久尊重、遵纪守法的自由、劳逸结合、满足愿望、培育心智、对外国人慷慨大度、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公众生活，包括伟大的作品——人们所看到的都是不符合规定的东西。这种被赞美的自由可能是一种官方的说教，它们都受到为了对付共同敌人而加强凝聚力的法律和战争的制约。如果没有这些限制，不和谐和分歧就会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涉及雅典命运与其统治家族的关系、对哲学家的迫害、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排斥以及复杂的阶级关系的清单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是，伯里克利所描述的理想与他所描绘的“事实”之间存在对立。也就是说，在自由的自我表现中存在内在的明显模糊性。雅典之美并不是从它对驱逐丑的详细描述中看出来的，而是在对正义永恒性展望的夸张旗帜下把高雅和低俗融合在一起的赞美之词中表现出来的。

更进一步说，这个城市用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方式来看待自己。雅典经常被邻国看作好战的，野心勃勃的，咄咄逼人的和帝国主义的，它们用其他的生命形式来反对雅典的理想。假如一个城市必须声称自己是自由的独特体现，全体公民享有独特的自由，那么这种主张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有争议。这种颂美之词在城市对其身份的肯定中夸夸其谈，同时也肯定了这种自命不凡的必要性。这个演说词是典范性的，说明了城市为何必须把自己表现为自由而不是奴役，表现为中心而不是边缘的。然而，正因为自由必须受到每一代人的挑战，他们发现自己被过去和所面对的不公平的执政联盟、分裂和派系的遗产所“决定”，同样，它的中心地位必然受到那些努力保护自己不受其影响的竞争城市的挑战。假如城市的自我肯定的真正必要性有否定其他城市的危险，那么它对自身问题的处理就必须始终释放这种辩证法的模糊性。

标志。第二，城市的财富首先表明，一个城市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自由精神的聚集地，是自由精神受到约束并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场所。伟大城市的财富或生产性是凝聚人民的一个标志，意味着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在时间上持续下去的信心。正是这种值得让人骄傲的市民生活场所的重要性，能够把城市里的众多声音联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肯定城市文化的声音坚持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雅典与邻国之间以及内部对其多样性景观的分歧——阶级、时代和性别——使这个城市表现在它的形式必须公正对待的这些物质条件之中。在提出这一主张的时候，这篇演说词把对文化的集体自我反思表现得既生动又具有独特风格。这个城市的财富和生产性就是伟大性的一个标志，并因此表明它不同于它的国家和所有其他城市。城市的财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激发人们对其作品的骄傲，另一方面激起人们对其傲慢的敌意。修昔底德的《葬礼演说词》表明了城市的财富与其对自由的要求之间的原始联系，城市生产性与城市自由之间联系的永恒模糊性。此外，在这一原始文本中，城市的财富只是部分反映在许多作品或成就上，因为这种量化的东西必须始终指向人民的素质与精神。正是这种品质让这个城市变得与众不同，让它在自己和邻居看来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种可以而且应该永远存在的骄傲源泉。

我们在这个《葬礼演说词》中理解到的这种显而易见的雅典永恒性，把雅典与城市的财富和生产性、这些富有想象性结构的多种解释的重要性联系起来。通常被称为城市历史的东西——艺术、人工制品和纪念场所——仅是自身生产性、创造性能量的可见标志，而那些隐藏在共同性外表下面的东西，心灵苦难故事、个人烦恼的道德生涯和各种不公，都被城市的无情生产性和物质丰富性掩盖了。

雅典的永恒性以一种更具有物质性的方式指向持续性。雅典的连续性与集体的必死性以及利用伟大的作品和公共成就永久保持它在历史时间中的显著存在有关。这座城市——因为人造物品的脆弱性而总是处于危险之中，总是可以消亡和毁灭的，需要采取具有统一意志的集体行动，特别是政治修辞的有力干预，组织当下，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使它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在时间中持续下去。如果说集体的重要性表明了其历史时刻的不可估量，那么城市的财富（它的“文化资本”）就是必须被客观化和外化为遗产的传承核心。在富斯特·德·库伦（1864）看来，从希腊和罗马城市的故事，再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历史，都是老调重弹：城市的物质性延续，加上有权有势的人对不朽和名声的渴望，以及公共建设工程的共同成就，通过一门既有技术含量又讲修辞手法的学科，把城市的不朽声誉与其受人尊重的市民的永恒认同（和拯救）联系起来。

尽管可以做出许多判断，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地解决雅典的问题。对于后来者来说，其永久性的功能问题已经“解决”，它的记忆对我们有着明显的影响；然而，一个城市也可以生存于声名狼藉之中。城市研究的难题来自必须面对其共性和特殊性的个体融合的古怪特征。世俗力量的顽固似乎迫使文明把城市表现为一种霍布斯式的丛林。然而，韦伯所做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分指向了一种文化的视野。他认为，文化要解决的是命定与命运之间的一种公正关系，就像巴赫金所理解的那样，融合在某些场合或关键时刻会显现出来——这些案例——总是显得古怪，因此，也需要“快乐的反讽”方法。反讽的目的就是要抵制对城市命运的极端看法（担心城市的不可模仿性被变化所破坏），或抵制城市的命运（害怕城市的变化会被虔诚的态度所左右）:“恐惧是心胸狭隘和愚蠢严肃性的极端表现，它会被笑声所击败”（Bakhtin，1984，47）。

结论

文化不仅指生活方式或者行为方式，而且指对人类生存各种情境的集体表现，人类生存在这些情境中遭遇、解决或经受各种困惑。当然，在面对存在无根性的生死攸关的和始终如一的重复时，人类文化的筹划总是对社会化保持一致的承诺。最令人困惑的以及城市作为分析对象所带来的问题是，场所（place）与无场所性（plaess）之间关系的模糊性，以及这种张力如何可能引起朗西埃所说的那种对不确定性的民主恐惧。

民主的奥秘和威胁只不过是其本身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人们没有地位，他们与自己“不一样”;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对政策合理性和社会知识理性的一种永久挑战。（Rancière，1994b。34）

更好的建议是，任何历史社会的现代时刻，始终都受到不确定性的动**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动**以具体而生动的细节表现为集体问题一解决的焦点。这些场合或关键时刻是怪诞的，并且本身也是研究的机会或案例。城市为何是这种话语中的一种形象，以及如何通过经济全球化、商业和消费、建筑和重建、兴奋和公民等世俗性议题所带来的具体挑战占据一种特殊的地位，仍然有待探讨。假如时间和空间似乎承载着这种集体表达的重量，那么持续和延伸的问题必然会被看作与各种社会形式有关的有争议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开始着手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