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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佛陀的教义及其教育意义02（第2页）

在佛陀修道论中，无论是在家众的修道还是出家众的修道，道德行为都是修道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修道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道德行为，即所谓行善，是贯穿修道各阶段的统一的德目要求。通过上面的解说我们已经知道，佛陀修道思想中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就是所谓“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而且把这三条视为佛陀教说的根本特征。修道的不同层次对应着不同的道德要求，树立了不同的德目规范。一般来讲，在佛陀的原始教说中，在家众的修行更侧重于伦理规范的要求与束缚。另外，在不同的阶段，道德行为或者说行善在修道中表现出的作用也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在一定意义上便涉及对佛陀道德观念的不同理解。由于理解不同，对佛陀道德思想的评价也会不同。如果我们把佛陀的道德思想纳入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系统中来考察，会对佛陀的道德思想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

伦理学关心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什么是善的问题；二是如何促进善行的问题。前者涉及的是什么样的准则规范才是正当、合宜而且普遍的，即道德准则的设立与评价的标准问题；后者探讨的主要是善行之所以为善的问题，即道德行为的内在标准问题。前者关心的是建立怎样的伦理规范体系；后者关心的是如何使行为成为道德的。在一定意义上，探讨规范体系的普遍、合理与正当的问题，并不必然涉及行为的内在道德标准问题。然而，探讨行为的道德标准需要联系一定的准则规范。实际上，行为的道德标准问题不过是普遍的道德标准以何种形式进入行为的问题。规范伦理学内部义务论与目的论的分歧，主要是围绕目的与动机的问题展开的关于行为道德标准的争论，他们在普遍规范的内容与来源上的分歧并不是矛盾的焦点所在。

用康德的伦理学来分析佛陀教说中的道德思想，如果从其整个教说体系的宗教性质来看，佛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去苦求乐、由染转净的问题，解决的是何为人生之善的问题。佛陀不仅确立了善的目标，即解脱，而且指出了实现此目标的方法，其中，道德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和环节。但是佛陀教说的目的论性质，并不必然导致对于行为的功利性质的判断。在确立了善的目标与规范之后，佛陀并没有把道德行为等同于简单地依循此目标与规范而来的行为。在佛陀看来，目的与动机之间一样不需要有知性的机巧作用其中，只有自身为善的动机才能真正实现佛教的目的——解脱。也就是说，道德行为在佛陀的观念中一样可以成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和方便。于是，在解脱与道德行为之间就建立了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即道德即解脱的关系。关于解脱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从佛陀本生谭的菩萨行中领悟到其间是如何相即不离的。佛陀自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就以拔苦济众的慈悲利他的心愿和行为，用一生的时间传道、救度众生；而同时，佛陀也以自己的慈悲利他之行实践着自己的解脱之路，完善着自己的修道资粮。实际上，只有在慈悲利他的意义上，佛陀才真正践证了“无我”的境界；在另一种意义上，解脱的目标和境界也使得道德行为与幸福感完全结合了起来，德福在宗教解脱的意义上统一了起来。康德思想里出现在道德有为中的强制命令的准则判断形式，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由于人的有限性而导致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对立，因此，理性与情感的统一，或者德与福的一致，只有在神的境界才能实现。这一点在佛陀的思想中由于认可了人人解脱的可能性，所以能够被克服。

因为佛陀的道德思想与其宗教关怀紧密相连，所以佛陀的道德教育也与宗教教育分不开。佛陀的道德教育与世俗的以道德或者说以成人为目的的道德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佛陀的道德教育是与佛教的理想目标相适应的，也就是说，它是以成佛或成圣为道德教育的目的。这样一种道德教育思想是与佛陀教说的根本的宗教出世倾向直接相关的。因此，佛陀教说中可以说并没有基于人性理念而来的德行概念，如果说在佛陀教说中有着德行概念的话，那么这样的德行概念应该是基于教说中的佛性观而来。与西方古代亚里士多德以“明智”“勇敢”等为德行，中国古代以仁、义、礼、智、信为德行有所不同，佛教的德行概念应该说是与菩萨行相应的，在菩提心意义上提出的慈悲这样两种品质。这样两种品质是与佛性相应的两种情操，具有了这两种品质和情操就会有慈与悲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在体现这样的品质时又是在践证着佛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佛陀教说中道德教育的重点在于菩提心的发育，也可以说是慈悲情操的培养。这样一种道德教育在大乘阶段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只是这样一种道德教育仍为佛陀教说的解脱理想所规范的。

以上可以说是佛陀教说中道德教育的实质。如果我们撇开佛陀道德教育的宗教背景，抽象地继承其道德教育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佛陀的道德教育中，“应该”的强制性，不是经过说教灌输强加给信徒的，而是利用了信徒在修道上的自觉，把利他的道德行为与自利的解脱联系了起来，把个体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进而与社会的净化联系起来。于是，道德就不仅与个人幸福联系了起来，而且与社会的改造相联系。这可以说是一种德福一致的道德观，这样一种道德教育也就是以幸福为目标的道德教育。佛陀道德教育思想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情操培养都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强调道德的同时，也应该把道德与个人的实现和个人的幸福联系起来，这样的道德教育才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

[2]《曾曜经》云：“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

[3]一说从阿罗暹仙人学得“非想非非想定”法门。

[4]《方广大庄严经》第八。

[5]《法句经》153～154偈，转引自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3页。

[6]《中尼柯耶》26偈《圣求经》，转引自《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54～55页。

[7]亦称“祇树给孤独园”。

[8]《律藏》大品，转引自《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79页。

[9]奥登堡：《佛陀》之《佛陀之教法》。

[10]《阿毗达摩集论》卷七《论议品》，《藏要》卷四，上海书店出版社。

[11]郭良鋆：《经集》824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2]《经集》883颂、884颂、885颂、886颂。

[13]《经集》910颂。

[14]《经集》912颂。

[15]《经集》914颂。

[16]转引自觉音：《清净道论》之《说慧地品释缘起》，叶均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7]《布利哈德奥义书》（4，3，32），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印度哲学宗教史》；徐梵澄译的《五十奥义书》中译作“此其最高之道，此其最上幸福，此其超上世界，此其究极之阿难陀”。

[18]RythysDavids。Buddism，Chapter3。

[19]Buddism，Chapter3。

[20]玉城康四郎：《佛教思想（一）——在印度的开展》之《佛陀的教义》，李世杰译，台北幼狮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21]《佛教思想（一）——在印度的开展》之《佛陀的教义》。

[22]《经集》805颂。

[23]《经集》806颂。

[24]木村泰贤：《原始佛教思想论》，欧阳瀚存译，第二篇。

[25]《原始佛教思想论》，第二篇。

[26]Buddism，Chapter4。

[27]汉译《本事经》卷三。

[28]《中阿含·茶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