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对苏联的影响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十月革命前已传到俄国。十月革命后,在1917年至1930年,将旧教育制度改革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阶段,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继续对苏联教育界产生影响。当时,苏联和美国一样面临着工业发展和民主建设问题,苏联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包括苏联当时教育改革的决策人克鲁普斯卡娅都认为,在苏联的教育改革中也可以利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和具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杜威的思想受到高度重视,他的每一部新著作都被翻译出版。道尔顿制、综合教学、设计教学法均以变通的形式在苏联流行。杜威和克伯屈在1928年先后访问苏联则可以说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苏联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标志。
20世纪20年代,苏联利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曾给苏联的教育改革带来某些积极效果,例如,学校制度较为灵活并注重教育实验,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劳动的联系较为紧密,等等。但是新的教育教学制度未能解决苏联工业化所提出的人才培养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1931年颁布的《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指出:“学校的教学没有提供足够的普通教育知识,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培养充分掌握科学基础知识(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地理等)而且完全符合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要求的人——也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往往流于形式,没有把儿童培养成为能使理论联系实际的熟悉技术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66]同时,《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还提出要坚决反对设计教学法。随后,政府陆续颁布了《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等。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大调整实际上是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的肃清。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对这一整顿进行深入的研讨。它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更有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进入了电气化时代,需要更高质量的人才和教育。这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
3。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杜威以及克伯屈等进步主义教育家来中国进行考察和访问,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胡适等一代教育家受到杜威及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比如,陶行知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翻个跟头形成的“生活教育论”等,都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产生影响的事实。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的拓展和影响与其在苏联的影响有相似的原因。当时的中国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如何建设一种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和教育,是所有志士仁人关心的问题,也是所有有见识的教育家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这同时也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当时的中国是革命的时期。革命的道路有很多,有主张暴力革命的,有公车上书的,也有教育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走的是社会改良主义和教育救国的道路。这一点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本质有相似之处。正是由于这些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双方才会相互吸引,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当时中国的《新教育》大量登载着关于进步教育的文章,几乎就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晴雨表。
不过,如同在欧洲、苏联一样,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与在中国所产生的进步的教育思潮在阶级性上和具体的国情上,是有区别的。忽视了这些区别,就是忽视了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历史事实,将使我们无法真正认清历史。同样是平民教育,同样倡导的是民主的、大众的教育,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从中产阶级立场出发的,目的在于促进工业发展,控制垄断,建立一种以平衡为核心的民主文化;而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人民教育家则是从穷苦的人民立场出发,目的在于帮助人民学会改造他们的生活。正因如此,陶行知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个跟头形成“生活即教育”,并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定为假的生活教育而将“生活即教育”定为真的生活教育。陶行知认为,“教育即生活”实际上是将教育看成生活的影子,学生在这样的生活中不可能与生活发生真正的摩擦,不能受到真正的教育,也不能对生活起到真正的作用。而“生活即教育”是让学生在真正的生活中学习,学生的生活与真正的生活不断摩擦,受到的便是真正的教育,对生活也真正能起到改造的作用。正是由于人民的立场,陶行知从一般的平民教育走向了国难教育,走向了革命。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是广泛的,受其影响的不仅是欧洲,不仅是苏联和中国,还有日本、墨西哥、印度等。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是因为它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正是所有国家都正在面对或即将面对的问题,即一个时代——工业化初期和民主化初期的问题,同时也与美国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性有关。由于美国国情的诸多特殊性,如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民族独立、文化建设与工业发展的同时发生等,美国不得不更加全面地、完整地思考这些重大转折及其所出现的问题。这样全面的、完整的高度使得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当时的世界教育舞台上发挥了一定的先导作用。
[1][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单中惠、马晓斌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2][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86页。
[3][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88页。
[4][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132页。
[5][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70页。
[6][美]杜威:《学校与社会》,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编译,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7][美]鲍尔斯、金蒂斯:《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王佩雄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8][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10页。
[9][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10页。
[10][美]鲍尔斯、金蒂斯:《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第24页。
[11][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314页。
[12][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99页。
[13]关于赖斯的资料,来源于lawreransformationoftheschressiveinAmeriEdu(1876—1957),NewYork,1962。
[14][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144页。
[15][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78页。
[16][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146页。
[17][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150页。
[18][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74页。
[19][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74页。
[20][美]杜威:《教育科学之源泉》,张岱年、傅继良译,人文书店民国二十一年版,第60~61页。
[21]《杜威教育论著选》,第254页。
[22][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75页。
[23][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76页。
[24][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77页。
[25][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79页。
[26][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166页。
[27][美]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第168页。
[28][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252页。
[29][美]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