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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二节泰戈尔的教育思想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印度桂冠诗人、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教育家。他对印度国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提出了崭新的重要见解。[18]在教育领域，他给予了世界具有永恒价值的信念，那就是教育必须根植于自身土壤，喜悦、自由、对自然的爱以及东西方的不断接触，是一个成熟的教育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将为世界的永久和平铺平道路。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泰戈尔于1861年5月7日出生于加尔各答一个望族家庭。其祖先为低等的婆罗门种姓，至祖父辈，家族渐渐显赫富裕。祖父与父亲均支持印度启蒙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拉姆·莫汉·罗伊所开展的事业。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精通欧洲哲学，对宗教怀有深厚感情，对艺术极其敏感，对实际工作精明善断，被人们尊称为“大圣人”。他常在印度各地旅行，喜爱登上喜马拉雅山的峰巅，沉浸于对大自然粗犷壮美的欣赏与冥想之中。1863年，为支持梵社运动的开展，他在距加尔各答约100英里（约161千米）的桑地尼克坦（意为“和平之乡”）创办了一个静修中心。

泰戈尔是家中的第14个孩子。他所诞生的这个家庭，充满了对宗教的虔敬与对美好生活的享受，家教自由而严格。父亲鼓励子女们自由发展，允许他们发表各自见解而不加任何限制。家中常开展哲学与宗教问题的讨论，安排演戏、诗歌朗诵会与音乐会。泰戈尔的哥哥姐姐多为诗人、音乐家、剧作家和小说家。当时印度著名的诗人、演员、音乐家和学者是家中常客。大家对于各种有争议的问题各抒己见，谈话气氛十分活跃。在性格形成时期，泰戈尔的心灵从家中所充溢的印度伟大传统与自由思想中汲取着丰富的养分。

在童年，泰戈尔进过4所学校：东方学院、国立师范学校、孟加拉中学和圣萨维尔学校。教师那种把知识强塞进学生脑瓜和五花八门的惩罚方法，使他热爱自然与自由的心灵产生了反抗的情绪。在回忆著作《我的童年》（MyBoyhoodDays）中，泰戈尔用幽默的笔调表达了他对于学校教育的批评。他将当时对学生进行“填鸭式”灌输的学校称作“制造读书写字的工厂”，学生经过一番“加工监制”，便有望“在市场上卖出贴了特别商标的高价钱”。[19]由于不堪忍受学校教育，泰戈尔在大约14岁时渐渐脱离学校教育，而主要在家里接受家庭教师和兄长的教育。他的文学天赋在未满9岁时就表现出来，能按照音律正确地排列诗行。童年所听到的印度古典圣歌也深深吸引着他的心灵。

12岁那年，泰戈尔被父亲带到桑地尼克坦，那里空旷无涯、荒凉单调。但对于生活在庭院里的孩子来说，这个自由的天地犹如天堂。在那里，父亲给泰戈尔讲授梵文、孟加拉语和英语文学作品。在晴朗的夜空下，他给泰戈尔讲解天文学知识。他还让孩子每天计算日常花费，以培养他的职责感。泰戈尔一生游历过许多地方，然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像这块土地那样影响他的心灵。在一首诗歌中，他称它为“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1901年，他在这里创办了自己的教育实践基地。

1878年，17岁的泰戈尔被父亲送往英国。父亲原本希望他来日担任律师或印度公职，一年半以后，他回家了。虽未完成学业，但他已经看到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在与英国人的接触中，他增长了对英国诗歌与西方音乐的兴趣。

回到热爱的环境，泰戈尔立刻恢复了创作能力。在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为人类留下了50多部诗集、20余部戏剧、100余篇短篇小说、12部中长篇小说、2000多首歌曲、2500桢画作。他创作的歌曲《人民的意志》（Jana-GanaManaAdhinayaka）于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他的诗歌清新澄澈，诗集《吉檀迦利》（Gitanjali）于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并由东西方的译文传遍世界，其隽永的意境所表现的纯美世界，给世界上众多文学家的创作以“优美花朵般的影响”，得到广泛赞誉。

泰戈尔对于世界的贡献远非限于文学领域。在他生活的年代，印度尚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的**之中。为追求祖国的独立与自由，他不顾英国政府的高压政策，通过大量文章与演讲谴责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英国政府1919年在阿姆利制造残酷镇压印度群众反抗斗争的惨案后，为了“给由于恐惧而遭受不幸，变得无言和麻木的千千万万同胞以抗议的声音”，他公开声明他放弃英国政府几年前授予他的爵士称号。[20]他是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真诚的拥戴者之一。尽管他们在一些方面的思想和做法不同，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泰戈尔关注占印度人口90%的农民的命运，他比圣雄甘地早20年，比民族政府早半个世纪，就用有限的资金，在自助和启蒙原则的基础上，先后在自己的庄园和什利尼克坦（意为自助村）建立集体农业实验中心，帮助农民建立学校、医院、合作企业、银行和自治村社制度，并将自己的儿子送往美国学习农业，以便服务于印度农业。

泰戈尔不仅投身于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还以人道主义精神关注世界形势的发展，并尽其一生坚持为保卫和平与自由而大声疾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与巴比塞、罗素、勃兰等人一起组织“光明团”，为和平而奔走。1916年，他在访问日本、美国时，发表了题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演讲，揭示了西方民族主义为扩大地盘而爆发的互相争斗及对东方民族的残酷统治，并反对东方照搬西方，主张用东方思想创出一条新路，用新的创造作为对人类的献礼。他认为：“真正的现代化是心灵的自由，而不是成为奢望的奴隶。它是活动和思想的独立，而不是同欧洲亦步亦趋。它是科学，但不是在生活中滥用科学。”[21]1919年，在罗曼·罗兰的邀请下，他在反对战争的《人类精神独立宣言》上签名。1937年，泰戈尔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表示了严正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斥责了帝国主义分赃的慕尼黑会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泰戈尔是孤独的。他因为自己的激进主义而招致咒骂，又因为自己的保守性而受到谴责。他热爱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在诗歌中反映了印度历史的光荣，他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的挖掘，丰富了印度文明遗产并使之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但是，与他的同胞相比，他对祖国的爱的表达往往非常不同：他热爱印度人民，但从不支持同胞关于“印度人是上帝特选臣民”的迷信；他表达对人民忠诚的方式之一，是在文学作品里揭示印度社会的顽症痼疾，如种姓制度、官僚专横和印度教的愚昧，这种方式常使得他的爱国情感招致怀疑。在印度国内，他反抗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但并不因此全盘否定西方文明，因为他拒绝一切形式的偏执，他在文章与言谈中直言赞美西方的平等、自由与民主的观念。当他发现以印度教爱国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名义出现的反动者，谴责西方的一切事物，推崇“雅利安生活”时，他写了一些十分尖锐刻薄的文章。对此，罗曼·罗兰评论道：“正如1813年歌德拒绝抵制法兰西文明和文化，泰戈尔也拒绝抵制西方文明。”[22]泰戈尔的传记作者克里巴拉尼评论得精当：泰戈尔“鼓励民族主义而抨击极端民族主义的生活方式。”[23]在殖民统治和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始终不放弃在一个相对贫弱的国家里，呼吁世界和平、东西方文明互相汲取，这种态度招致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对他的冷嘲热讽。也许，他过于超脱于他所处的时代了。在当时，眼前的需要或许比对永恒价值的赞颂更为迫切，这也是他招致甘地批评的原因：诗人是为将来而活的。在国际上，他公开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曾因此受到敌视、污蔑。在许多时候，泰戈尔感到了孤独，然而，这种孤独大约也是每一个因心灵而伟大的人所必然面临的命运吧。所幸的是，在他生活的年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如罗曼·罗兰、叶芝、爱因斯坦等都是他精神上的盟友。

作为一位诗人的哲学家，泰戈尔一生都以美学观点看待哲学问题，力图使真理以美的形式出现：“真理在它的边界，遇到美。”他的一篇阐述教育观点的文章题为《诗人的学校》（APoet’sSchool），而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进行阐述的。[24]他认为，外部世界是“人类精神的摇篮”，但理智者以疏远和无感情的方式观察事物，他们对待自然和生活的态度冷酷无情，由此所得的世界只是个影子；只有用充满感情和兴趣的心灵去观察事物，才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世界。[25]因此，在泰戈尔的思想中，生活、和谐、美、协调、秩序、爱、喜、音乐等概念以及他用来描述自然的大多数比喻都是与人的气质、冲动和情感相联系的。他往往以知觉来丰富他的理性。心灵的感受与自然的比喻丰富了他对于哲学概念的表述。在对哲学概念的思索中，他表现出典型的东方式思维，矛盾被当作实在的众多方面来接受，不完美被当作趋向于完美的一个阶段。[26]如他的诗歌所写的那样：真理之川“从他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真理也要被关在外面了”。[27]

泰戈尔认为，“人既是有限又是无限的”，人将物质性和精神性结合到其自身之中。“他既是大地之子，又是上天的后嗣。”在《人生的亲证》（TheRealizationofLife）一书中，他说：“在我的存在的一端，我与木头和石头是同一的。在这里我不得不接受普遍规律的支配。这是我生存的基础……然而，在我的存在的另一端，我又区别于万物。在这里我冲破了类同的封锁线，作为一个人而单独存在着。”他认为，人与神能够结合，正是这种力量使人英勇无畏地战胜痛苦。

在教育领域，泰戈尔所做贡献的影响是深远的。1901年12月22日，他带着5名教师、5名学生，其中还包括他的长子，在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自然之壮美的桑地尼克坦建立了实验小学。这片荒原上原无树木，泰戈尔带领师生们建屋种树，至今已蔚然成为森林，树的年龄就记载着学校的年龄。1928年，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和什利尼克坦分别开创了两个新的节日：植树节和开犁节。植树节现在成为全印度节日。在桑地尼克坦，他根据自己对人的和谐发展的信念确定了教育目的；根据自己童年时代在不同学校里所遭受的折磨、对印度学校儿童的困境所做的细致观察，以及用所持信念教育儿子的尝试，他确定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与方法，并努力改变当时教育上诸多舶来的做法，以适应印度文化的需要。他将桑地尼克坦学校比作“运载我一生中的头等货物的航船”“我的一篇用手摸得着的诗”。[28]在这里，他作为一位诗人的想象力与理想主义得到具体表达。1921年，这所小学发展成一所闻名于世的国际大学。这所被称为“世界艺苑”[29]的大学，力图把东西方文化及印度古今文化融合在一起，在世界各国之间交流文化、传播友谊。世界艺苑吸引了世界上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等前往讲学。在泰戈尔的倡导下，国际大学于1937年成立“中国学院”，中国学者先后到此讲学或做客的有许地山、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竺可桢等。

泰戈尔一生撰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如《教育危机：一个诗人的信念》（Edu：FaithofaPoet）、《印度的教育》（EduIndia）、《教育的理想》（IdealsofEdu）、《教育问题》（TheProblemofEdu）、《教育的兴衰》（TheVicissitudesofEdu）、《教育的传播》（TheDiffusioion）、《教育的媒介》（TheMediumofEdu）、《教育的艺术》（Artiion）、《儿童道德教育》（MoralEdufor）、《新教育》（ion）、《我的教育任务》（MyEduission）、《东方大学》（Aery）、《我的学校》（MySchool）、《诗人的学校》（APoet’sSchool）等。他的哲学、美学著作也包含了他对于教育问题的许多精辟论述。

二、和谐论与教育

《奥义书》等古代印度经典所包含的吠檀多论思想对泰戈尔哲学的影响最大。泰戈尔认为，人须在梵的精神中生活和行动才会有欢乐。据《奥义书》，梵的精神实质“是万物的生命和光芒，是宇宙意识”[30]。泰戈尔比喻说，这是一种具有生命的意识，通过无数乐器所演奏的并且永远保持完美和谐的永恒交响曲表现出来。[31]宇宙之根本统一对印度人来说不是简单的哲学思辨，而需要在感情上和行动上去亲证这种伟大和谐的生活目标，在宁静与和谐、善与爱中，人与万物相结合。[32]他希望年轻的心灵渗透关于和谐的思想：他生于一个人类世界，这个人类世界与它周围的世界是和谐一致的。[33]教育的目的即是通过智力、体质、道德与精神诸方面的和谐发展，使人的生命与万物和谐统一，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和谐一致，教育的真正功能是将人身上最好的东西引发出来，并使他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34]他尊重个体的差异，认为不同个体有着独特的心灵，并在人的完全发展中遵循自身的轨迹。

泰戈尔的教育哲学根植于三项原则：儿童的自由与快乐；创造性的自我表达；与他人及自然的和谐。在泰戈尔看来，自然的安排总是具有世界的完整性，具有永恒的与万物的合一性。而学校不具有世界的完整性，它只是一种为授课而做的特殊安排，其目的就是制造统一模式的人，忽视个体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学校往往以一种严肃、傲慢的姿态，“把孩子们从一个充满着神亲手创作的奥秘，充满人格启迪的世界中强行拉开。它仅仅是一种纪律规定，而拒绝考虑个性。它是一个设计特殊的工厂，以获得相同的结果”，[35]学校窒息了孩子对生活的爱。在本是拥有或应该拥有更多自由的童年，学校教育成为学生们“为进入文明社会”而服的“刑期”。这正是他在学生时代深感痛苦的。

在泰戈尔看来，当时的教育目标仅囿于发展儿童的智力，而不关心儿童的需要。在孩子们渴望知晓地球时，却教给他们地理；在他们渴望学习语言时，教给他们的却是语法；孩子们渴望的是叙事诗，供给他们的却是编年史。在智力训练上，儿童被视做既定知识的简单接受者，教育者没有考虑儿童自己就能够设法准备最适合自己的知识。于是，在儿童还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由成人观点出发想象出来的知识就像水一样，被灌输到儿童的头脑。儿童往往只学习到其中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都“从知识的航船上滑下大海，沉没了”。这种过程只触及外在的方面，而忽视了儿童的心灵、内在动力及丰富潜力，泰戈尔形象地将之描述为：“鹦鹉饿着，而我们只顾装饰鸟笼。”他补充说，教育应该培养儿童通过独立的努力发展其思考的能力，并且发展直接从大自然及生活中学习的能力。重要的不是从书本中获得储存知识的仓库，而是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培养持续的求知欲与心灵的敏锐。

泰戈尔认为，教育不是灌注到儿童大脑的某种物质，而是儿童内在自我的不断成长。如果儿童的自我发展得当，其内在潜能就将自然抒发，个性也会和谐发展。他认为，教育不是“有意识的灌注过程，而是无意识的吸收过程”[36]，为此，教育需要引发学生探求知识的渴望，创设激励的气氛，并将价值观渗入其中。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泰戈尔需要为其教育计划设计合适的课程。他在桑地尼克坦小学强调并发展了个性的思想。对他而言，想象力、美感与情感对于儿童个性发展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理性，情感在人的一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幼年时期尤甚。印度教育家萨卡尔（S。C。Sarkar）评论道：“他将想象力、美感及高尚的情感提升到与理性同等的地位，当它们运用于诗歌、音乐与艺术的领域时，它们几乎与理性一样，是发现现实的重要途径。”[37]泰戈尔认为，情感可以通过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课程得到适宜的引导和训练，而各种各样的手工劳动有助于刺激儿童的智力与感觉，劳动也是自治与独立的条件。

现在，体育和游戏被认为是儿童教育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在泰戈尔生活的时代不是这样，成人往往以自己的想象来塑造儿童，剥夺他们自由活动的快乐，将儿童运动和游戏看成浪费时间与精力的事。泰戈尔强调，儿童的天性是活泼的，运动和游戏是儿童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身体的活动除了能保持儿童身体的健康以外，还可以使儿童的头脑保持敏捷。于是，他在课程的科目中给予运动和游戏以优先的地位，通过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为儿童创设一个快乐和自由的环境，并使学生从中接受充分的体质训练。

心灵的充实与灵魂的安宁是和谐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泰戈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完整的人是道德和精神的化身。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学生应该过简朴、自律的生活，摈除一切种族或其他一切偏见，关爱一切人，并吸收与人交往中的美德与兄弟般的精神。

泰戈尔的天才最好地反映在他对儿童的爱以及他为了给印度建立一个不同的教育体系所做的毕生奋斗中，在这个教育体系中，头、心和手的优秀品质得到和谐发展，其目的在于培养能够超越国家狭隘边界的具有广阔视野的全人。

三、自然主义与教育

在《人生的亲证》中，泰戈尔认为，印度的文明被大自然的浩大生命所包围，由它提供食物和衣服，而且在各方面与大自然保持最密切、最经常的交流。对于印度人来说，人和大自然的和谐是伟大的事实。人能够思索是因为他的思想和周围事物是一致的，人类能够利用自然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只是因为他的力量同宇宙的力量是和谐的，而且长期以来人类的意图同贯穿在大自然里的意图永远不能互相冲突。[38]

泰戈尔在教育计划中给自然以重要地位，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指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如天空、山脉、河流、太阳、月亮、星、风、云、雨、四季的更迭、日与夜的世界；第二个层面包括作物、树木、花草、果实、动物的非人类世界；自然的第三个层面是相对于现代物质生活中文明人而言的自然人。泰戈尔与自然的早期密切接触是跟随父亲一起旅行去喜马拉雅山，自然的壮美在他年幼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相信“自然”的生活可以给人的精神和心灵提供深切的喜悦和终年不断的幸福，所以他希望人与自然能够有一种完美的和谐。

对泰戈尔而言，自然是喜悦、自由和美的源泉，只要给予儿童机会，他们就会在心中捕捉这些感受，培养和谐的精神。他用诗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儿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星星同他说话，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用它傻傻的云朵和彩虹来娱乐他”。[39]他认为，儿童早期就应该亲近自然，他们有对于美和新鲜事物的内在热爱，这将有助于他们获得不竭的活力并得到身体、智力和精神的和谐发展，也将改善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自然教给孩子合作、同情与和谐的美德，他们对自然的爱将进一步转化为对万物的爱，这种情感对于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泰戈尔写道：“大自然多种多样的美必将不知不觉地深植于儿童的心灵……当他们能够意识到与外部世界的和谐时，他的内在天性也将感到和谐。”[40]他认为，人的成长不仅需要母亲的胸怀，也需要地球和水、天空和空气的哺育。他呼唤让孩子们在开阔的天空下游戏，因为那是阳光和云朵的舞台。

泰戈尔认为，自然是灵感的源泉，它教给孩子关于自由和美的第一节课，并给予他巨大的快乐，使他能够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孩子往往被剥夺了这种快乐，而远离了这个知识的重要来源。泰戈尔悲哀地写道，学生的头脑原本是敏锐、不知疲倦地渴望着从大自然中获得第一手知识的，但学校用纪律阻碍和监禁了学生的感受能力，“我们好像博物馆里无生命的标本，呆若木鸡地坐着，功课像打在花朵上的冰雹一样落在我们身上”[41]。在一次演讲中，泰戈尔说到，造物主给予儿童不知疲倦的翅膀，他们每天都渴望着寻觅新的经验，而现存教育限制了孩子发展的自由，扼杀了他们心灵中自由与探究的精神。泰戈尔认为：“这种自由对于儿童心智与道德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人只有通过自由方能获得充分发展，当我们限制儿童的这种自由时，这意味着我们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儿童，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的心中植入造物主要给儿童充分成长的目的。”[42]泰戈尔相信，身置自然中的教育，将给予儿童自由的精神。

他认为，对于个性的充分发展而言，一个广阔、开放的空间是必需的条件之一。而城市的环境很难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理想的学校应该远离嘈杂的市区而建立在自然的怀中，即乡村中。他说，造物的本意不在于“我们应该出生在砖石与砂浆的保卫中，城市是为了满足人的实用需求而建造的，它们不是我们自然的住所。儿童应该享有与自然的自由、直接和喜悦的接触以充实他们的心灵，如此，他们在身体、心灵和精神方面就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43]。泰戈尔以这种原则，将他在桑地尼克坦的学校“设在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远离城市，古树成荫，视野开阔，直望到远处的地平线，儿童们在这里可以享受最大的自由”。

在他的学校里，他建议采用古代印度的教育原则。在印度古代，贤士就是在森林隐居的场所给学生们传授知识的，教师和学生在大自然的生活气息中，通过讨论点燃知识的灯盏。学生的精神随导师精神的成长而成长。泰戈尔呼唤这种教育方式：“在印度，我们依然在记忆中珍惜森林中的伟大教师群落。这些教师和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他们的目的是发现上帝的世界，并在上帝中发现他们自身，这种处所既不是学校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修道院。他们虽然生活于社会之外，但他们对于社会就如同太阳之对于群星，社会从这个中心得到生命和光明。”[44]他从自己童年的生活经验感到，文化气息较之正规的教学方法更为重要，孩子们的潜意识比他们的显意识智力更为积极。在桑地尼克坦，学校绝大部分最重要的课程通过潜意识进行教学，并使学习的过程充满与大自然的交流。泰戈尔鼓励孩子们研究大自然瞬息万变的形态并由此热爱大自然。在桑地尼克坦，孩子们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学习。在满树繁花的春天，孩子们跟青年教师去森林，听他用孟加拉语背诵和讲解莎士比亚与勃朗宁的诗歌。泰戈尔赞赏学校的一位青年教师罗易使教学人格化，由此，学校的孩子们不是从教科书中，而是从有生气的教师那里学到知识。[45]学习之余，学生在花园中清理树根周围的泥土，给作物浇水，修剪树篱等。这样，他们与自然就不仅是知识上的联系，而且包括了手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