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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潮（第1页）

第四节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潮

新托马斯主义（homism）是西方以基督教为基础倡导宗教教育的现代教育思想流派。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理论直接建立在新托马斯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上，它把宗教教育作为教育的核心和最高目标，要求通过设立以宗教原则为灵魂的课程，进行“道德上的再教育”和“宗教信仰的恢复”，主张各级各类的学校都应进行宗教训练，以培养“真正的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

撇开其宗教色彩，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在基本精神和主要理念上与永恒主义惊人的一致，因此，西方学者往往把新托马斯主义纳入永恒主义教育思想的麾下，将之视为永恒主义的宗教派（另一派是以赫钦斯为代表的世俗派）。

不过，新托马斯主义主张以上帝的启示和信仰来把握世界，在教育上更强调精神直觉能力的培养。同时，新托马斯主义把教会的权力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教会具有家庭和公民社会所没有的使人们“灵魂得救”的超自然的权力，“教育特别是属于教会的”，并主张以教会来协调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实际上已构成了宗教教育思想体系。基于此，亦可将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思想流派。

一、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派的思想渊源

新托马斯主义是天主教在当代最有权威的神学哲学，起源于圣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创造的“经院哲学”，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即被称为“托马斯主义”或“托马斯哲学”。

托马斯哲学吸取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说，认为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形式（共相）和质料（个别）结合而成的，它们由低级向高级逐级发展。物质的形式离不开个别具体事物，形式的等级形式是可以脱离个别而存在的纯粹形式。纯粹形式也有等级之分，最高级的是神，其次是天使，最低级的是人类灵魂。纯粹形式能使自己“个体化”。人类灵魂的“个体化”就是与人的肉体相结合，产生出有形式（灵魂）和质料（肉体）的人。人的灵魂在纯粹形式等级中处于最低级的地位，但是具有灵魂形式的人在物质世界中处于最高地位。人是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神的世界）、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的纽带。人作为灵魂和肉体的统一体具有人性，人由于有纯粹形式最低级的灵魂，又具有神性，因而具有人性和神性双重本性，其中神性高于人性。犯有原罪的人应当使灵魂摆脱肉体欲望的束缚，过一种沉思的生活，依靠人的神秘直观，在圣灵的启示下，在冥想中沉思上帝，达到忘我的纯洁的与神接近的境界，这是人类获救的唯一途径。

托马斯哲学在13世纪以后被罗马天主教会奉为经院哲学的最高权威，后随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冲击，逐渐走向衰落。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兴盛更使经院哲学面临严峻的挑战。

19世纪下半叶，为挽救天主教的危机，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LioⅫⅠ，1810—1903）于1879年发布《天父圣谕》（又称《永恒主义》），即“关于在天主教学校里恢复天使博士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的通谕，宣布将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作为天主教的唯一真正的哲学，要求所有天主教会和天主教学校都必须加以倡导和讲授，号召“按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重建基督教哲学”。此后，在以梵蒂冈为首的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复活经院哲学并使之现代化便成为西方思想领域的一股重要潮流。新托马斯主义者在欧洲建立了研究和宣传新托马斯主义的几个中心，如比利时的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梵蒂冈圣托马斯学院、法国巴黎天主教神学院等。这些机构和学校在宣传和推广新托马斯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托马斯主义”一词就是由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率先提出的。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在其创办的《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1894年出版的第一期上，登载了《新经院哲学》一文，正式提出了“新经院哲学”和“新托马斯主义”的概念。这是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这一流派的倡导人自诩自己的哲学具有700余年的历史，亦将自己的学说称为“永恒哲学”。

新托马斯主义竭力适应20世纪西方社会的新特点，以托马斯为旗帜，努力调和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试图回答现代自然科学和认识论对天主教神学哲学的挑战，使“托马斯的基本原理不断地体现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新托马斯主义逐渐越过欧洲大陆传播到美洲等地，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

20世纪30年代，以法国天主教神学家马里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新托马斯主义哲学为理论依据，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实用主义和进步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建立了基于宗教哲学的教育理论，这派教育理论便被称为新托马斯主义教育理论。

新托马斯主义者十分重视教育问题。1929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所发的《青年的基督教教育》通谕中，就全面地论述了基督教的教育观，反映了这一教育流派的基本教育思想。马里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撰写和出版的论著和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其宗教教育思想体系，倡导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观。马里坦实际上是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言人。

20世纪60年代后，特别是1965年第二届梵蒂冈会议后，新托马斯主义标榜“世俗化”和“现代化”，积极寻求同其他宗教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并积极吸取了形形色色的现代哲学思想，试图通过这种交流建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天主教哲学。结果新托马斯主义内部出现分化，产生了人格主义的托马斯主义、超验的托马斯主义、进化论的托马斯主义等。同时，新托马斯主义走出了教会和神学院，进入了大学和社会，在非天主教教徒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马里坦及其《教育处于十字路口》

雅克·马里坦是法国天主教哲学家、神学家和教育思想家，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言人。他信奉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几乎全部理论，一生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说如果我不宣传托马斯主义，我就是有罪的。

马里坦1913年受聘于巴黎天主教学院讲授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侨居美国，先后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聘为客座教授，其间还曾多次应邀到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讲学。战后，马里坦曾任法国驻梵蒂冈罗马教廷大使，与罗马教皇建立了很深的私人关系。卸任后回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直到1956年退休。此后长期隐居，直至去世。在他退休后的第二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成立了马里坦研究中心，旨在鼓励人们继续研究马里坦的哲学。

马里坦一生撰写了大量题材广泛的著作，与其哲学著作相比，马里坦的教育著述较为有限，其主要教育代表作为《教育处于十字路口》。马里坦1943年曾在美国耶鲁大学举办过系列教育讲座，4篇讲稿分别以“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动力”“人文学科与自由教育”“当前教育的尝试”为主题。同年，他将这4篇讲稿合辑成册，考虑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各种教育思潮对抗纷争、思想混乱、教育迷惘的现状，特以《教育处于十字路口》为书名，力图通过此书为教育的发展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该书全面、系统地表述了马里坦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观点。此外，马里坦于1955年撰写的《托马斯主义教育观》一文也是他为数不多、较为系统的教育力作，被收辑于全美教育研究会主编出版的第54期年鉴《现代哲学与教育》。

（一）关于教育目的与价值

马里坦从托马斯主义关于人的哲学立场出发，认为人作为有机体是由“个体”与“个性”两部分构成的。“个体”即人的肉体，它以物质为“最初实体的根源”。物质有要求在空间占有自己的位置的倾向，所以作为个体的人是利己的、排他的，只能屈服于自然界的力量的影响，没有自由与独立性；“个性”则指人的灵魂，“不牵连到物质”，以“精神为根源”，也是“独立和自由的本原”，是“创造性的统一”，是神性在人身上的体现。不朽的灵魂在人身上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境界：有理性、能思维、有自由意志、能信仰和爱上帝，等等。人的这些品质构成人的本质特点。

人既是“个体”的存在，又是“个性”的存在，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但物质的各种限定来自形式，灵魂高于肉体，“个性”高于“个体”。

在马里坦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根据使人成其为人的“个性”特征确定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使“人获得内部和精神的自由，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知识、理智、善良意志和爱获得解放”。人通过理智探求真理，获得知识，逐渐从学习低级状态的知识发展到学习高级状态的知识，从最低级的感性认识发展到最高级的智慧阶段；由于人的心智有趋于统一的倾向，因此各类知识必然要在人心中获得整合，而能够统辖它们的正是智慧，这也是人的理智生活的追求所在；意志以善为目标，以爱为行动原则，“博爱、爱上帝、爱一切人，这是最高的德行”，[59]是人类行动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类真正幸福的根本。一个人只有获得真理的最高成就——智慧，拥有最高的德行，才能获得内在的和精神的自由与解放。知识可以使人臻于真理，爱可以使人达于上帝，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进化发展，但人的精神本性却是永恒不变的，正是这种超越时空的东西，才是教育所要致力发展的首要目标。

除教育的主要目的外，马里坦指出教育还有第二目的，或称“附加的教育任务”，即为适应当代社会对教育的“适应当前公共利益的要求”，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善于解决问题的优秀公民，这是教育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这一目的处于从属位置，无论教育的附加任务是什么，发展人的内在精神力量这一首要和本质的目的都不可放弃。

（二）关于教育过程和方法

马里坦认为教育过程本质上是人的内在精神活动的过程，因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的行动力量只能来自内部，不能从外部给予或强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过程，不应只局限于家庭和学校，而应贯穿人的一生。但这个过程的真正实现要求有良好的环境和指导，这就要求教育者参与。

在马里坦看来，儿童是有自然和自发活动的“自然倾向”的，这种自然倾向构成了教育活动和过程的动力。教育的作用在于唤醒人的自然倾向，如爱真理、爱善良、爱正义、乐于生存、与他人合作等。在说明教育过程的自然性质时，马里坦引用了圣托马斯把教学与治序过程相比较的著名例子，认为教育者只能像医生为病人治病那样，采取与“自然”合作的态度，帮助人的自然倾向的内在发展，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什么。

依据教育过程的这种性质，马里坦主张在教育过程中要培养儿童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创造以爱和关注为中心的共同生活的环境和气氛。在马里坦看来，教育工作者最珍贵的天才就是对儿童的爱和关注。这种爱和关注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指向儿童的精神深处；二是以鼓励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教师“着重影响的精神化和内在化”[60]，即教师不能把现成的知识从外部灌输给儿童，也不能仅仅通过激发其外在因素如兴趣、竞争意识等达到目标，而是要倾听儿童内在精神的呼声，考虑其需要，唤醒并鼓励他们将隐藏在灵魂内部的精神力量充分发展起来。

马里坦竭力倡导“沉思的学习方法”，也即“掌握真理的学习方法”，认为儿童很早就有特有的沉思能力，完全可以在没有**、只有稳定地集中注意的沉思状态中学习。在马里坦看来，只有这种学习方法，才能真正促成青少年的自觉活动，激发其心智，形成其对认识的渴望，等等，最终使他们从掌握真理中获得愉悦，作为对艰苦努力学习的报偿。不过，马里坦在将“沉思的学习方法”作为主要方法的同时，认为可以将进步教育所提倡的解决问题的学习方法作为辅助方法，以防止沉思的学习退化为消极、呆板的驯服，维持个人的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

（三）关于基本自由教育

马里坦将教育视为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的过程，是终身进行的。学校教育只是对人终身自我教育的准备。对中等教育阶段的学生，马里坦主张实施基本的自由教育，这种教育“运用自然智力本身的方法，处理普遍认识”。就其训练的重点来说，主要在哲学上；就其目标来说，是培养能够自由地对新的变化境遇做出正确的和独立判断的未来公民，而不是培养未来的专家、教授或特权阶级的上等人。由于自由教育是人之为人的教育，“所有公民都有权受大学前的自由教育——因为他们都是人”。[61]因此，中等教育即基本的自由教育是全民性质的。

马里坦主张将7年的中学教育划分为两个阶段，并按照自己对人文学科和自由艺术的理解，为这两个阶段拟定了内容广泛的课程计划。前三年属第一阶段（13～15岁），设置语法，逻辑和语言，历史（民族史、人类史和文明史、科学史），地理，天文，植物学，动物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与自由艺术的掌握、理智的正确推理以及经验事实的牢记有关。后四年属第二阶段（16～19岁），所设课程主要包括那些直接与理智的创造性和感知直觉有关的知识，如数学与诗歌、自然科学与艺术、哲学、伦理与政治哲学等。中学阶段学习上述学科不在于掌握专门的知识，不是要获得科学或艺术成就本身，而是要掌握科学或艺术的意义，理解、欣赏真理和它们所产生的美，理解科学或艺术的目的、性质、范围，等等。自由教育的实质就在于此。

学习上述课程的基本方法，就是阅读经典著作。在马里坦看来，经典著作是人类精神成就的集中体现，阅读经典著作就是与名著作者直接对话，学习者从对话中与伟人们一起分享真理与美，从而使自己的心智得以滋养。

鉴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已不能够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马里坦主张对之予以改造，将自然科学，甚至工艺学、手工劳动（最低限度包括精神上的活动——马里坦语）都包容到自由教育的内容中来，这是马里坦对传统的自由教育思想的一个发展。

（四）关于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在马里坦看来是以发展人的理智成就为己任的，主要是学习和研究专业知识（高等学术），它与以发展人的自然理智为任务的中等教育有所不同，不是全民教育，而是那些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有能力并乐于进一步从事理智工作的人才能接受的。

马里坦将大学教育的知识范围理解得非常广泛，“典型的现代大学实际上应当包括所有的艺术和科学，甚至包括那些有关共同生活安排及人类心智在实际事务上的运用的艺术和科学”[62]。为此，马里坦在《教育处于十字路口》一书中提出，一所理想的大学应当开设以下四大类学科：第一类是各种实用艺术和应用学科，如技术训练、工程、管理、工艺和手工、农业、矿业、化学、统计学、商业、金融等；第二类是实践性学科，如医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第三类是理论和艺术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史、考古学、历史、古代和现代语言文学、哲学、音乐、美术等，这些学科“能通过真理与美来解放人的心智”，是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文明传统的巨大财富；第四类是与智慧有关的学科，其目的和性质都是普遍的，如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哲学、社会与政治哲学、历史与文化哲学、神学及宗教史等。

为更好地组织上述学科的学习，马里坦认为，在理想的大学里，所有系、科都应当由学院代替，应按照上述四类学科，设立四个相应的学院。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第四类学科相对应的学院。因为在马里坦看来，高等教育各专业知识并不是或不应是杂乱无章的，各专业知识应与“普遍性的精神”结合起来，将各专业知识纳入等级有序的知识统一体，以避免和克服高等教育中各学科主次不分、多科平行的现象。实用学科、实践学科等都必须在最高层次的形而上学、哲学和神学中找到自己的性质和意义。

针对大学中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马里坦强调大学教授的任务是教学而不是科研，认为以“研究取代教学的企图”是“愚蠢的”。在这一前提下，马里坦指出，为加强大学的研究工作，应建立“研究院”，专门致力于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增进工作。为进一步发挥一所“健全的”大学应有的职能，马里坦还建议在大学里建立两个机构，即“精神生活学院”（“智慧学院”）和“精神复兴中心”。前者是学习和探讨理智最高状态——智慧所应把握的知识的专门机构，其办学模式可以从人类文明的历史传统中吸取养料，如古希腊时代的毕达哥拉斯学院和柏拉图学院，甚至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古老学院等，在精神和形式上都是值得借鉴的；后者是为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建立的对人类灵魂进行启蒙的场所，学生可以在此接受精神生活和沉思的训练，学习圣经、神学以及作为神学最高部分的“福音完善的科学”。

（五）关于道德和宗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