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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诺尔的社会教育学理论（第1页）

第五节诺尔的社会教育学理论

一、生平与著述

赫尔曼·诺尔（HerrmanNohl，1879—1960）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1879年10月7日出生于德国首都柏林。其主要学术思想是教育学，主张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科学，其他的研究涉及历史、哲学、德国语言等。诺尔的思想受狄尔泰（WilheimDilthey，1833—1911）及鲍尔生（Friedri，1846—1908）两大思想家的影响很大。他受狄尔泰的提拔，担任狄尔泰的助手。1919年被聘为耶拿大学的教授。同年，他在图林根创办“民众高等学校（Volkshochule）”。1920年转任哥廷根大学教授，讲授哲学与教育学，直到1949年退休为止。在当时许多学者批评教育的情形下，他深受改革教育思想的刺激，发挥了其老师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教育学”的理论。为了实现其理想，他特别注重“教师的培养”与“教育社会学”，从而成为社会教育学大师。

诺尔的主要著作有：《苏格拉底与伦理学》（Sokratesuhik，1904年）、《绘画的世界观》（DieWeltansderMalerei，1908年）、《教育学与政治学论文》（P?dagogisdPolitischeAufsatze，1919年）、《德国的教育理论及其运动》（DiePadagogischeBewegusdihreTheorie，1933年）、《哲学概论》（EinfuhrungindiePhilosophie，1935年）、《美学的实际性》（DieasthetischeWirklichkeit，1935年）、《性格与命运》（CharakterundSchicksat，1938年）、《道德基本经验》（Diesittliderfahrungen，1939年）、《三十年来的教育论文选》（P?dagogilaus30Jahren，1949年）、《现代教育的课题》（DieP?dagogischeAufgabederGegenwart，1949年）、《席勒》（Schiller，1954年）。在他去世后，还出版了一系列的遗作，包括《教育学的负担与课题》（SdAufgabederP?dagogik，1962年）、《社会教育学的课题与方法》（AufgabenundWegezurSozialpadagogik，1965年）、《学校教育论文选集》（Ausgewahltesculp?dagogischeS，Hrsg。VonW。Popp，1967年）、《教育学论文选集》（Ausge?dagogisdlungen，Hrsg。VonOffermann，1967年）、《德国运动》（DiedeutsheBewegung，1970年）、《教育学手册》（HandbuchderP?dagogik，5Bde，1928—1933，mitPallat，1928—1933）。

二、社会教育学的概念

诺尔认为，新的教育是一种最好的诊治方法，对国民中不幸者予以辅导，能使他过得更快乐、更勇敢、更有创造性。所以，他于1919年在其所著的《教育学与政治学论文》序言中，提出了“生活中的工作（Lebe）”的理论。[57]而教育在生活的空间中，要建立教育学的本质，尤其应以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为基础。

诺尔将教育学的基础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实际的—俗人的（realistisnische）”基础；二是“社会的（soziale）”基础；三是“人文的（humanistische）”基础。其中有关社会的基础，在他早期的思想中，强调政治教育的价值，他说：“所有的生活指向建立在我们国家的意志统一与力量提升上，这就是早期所谓的国家公民教育。”[58]所谓国家公民的教育，他解释道：一个民族用政治的方法来“形成”它，换句话说就是政治的陶冶、理想的实现。也就是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自由和民主，并且使一个国家成为“文化国家（kulturstaat）”。

诺尔与威尔曼早期的思想相同，认为个体教育学与国家教育学相对立。诺尔强调国家教育的价值，国家教育又偏重在政治教育方面，所以他早期说：“总而言之，坦白地说，社会教育学，就是国民（民众）的教育。”[59]但是后来他扩大了社会教育学的概念，认为“理想的文化国家”的目标，在达成的过程中，个人教育不容忽视，所以需要发展一种“新的社会教育学”在本质上与需要上涵盖个体教育学，因为个人的“需要帮助（nothife）”的思想掺杂在其中。[60]于是他将个人教育与国家教育加以结合。

诺尔在教育上所做的努力，在于建立“教育情境”与“教育关系”。而社会教育一方面将其基础建立在“帮助的需要（hilfsbedürftig）”上，另一方面又是“自我帮助（selbsthilfe）”。这两方面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课题。因此，社会教育所占的地位应该是：一方面是要建立“人的新概念（neuerBegriffvommens）”；另一方面是要从新人文主义去建立“人的文化协同体（diemeurge-meinschaft）”。

人在社会中要通过团体生活，在团体生活中应具有民主的方式。因此，政治教育应该强调对民主的认识，在学校中也要安排这种生活的方式，在自由与自我活动方面也要讲求服从。诺尔认为，心灵是一种内在的形式，善与恶各方面，均掌握在人的手中，个人的正确教育，成为创造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

诺尔认为，社会教育具有“责任（verantw）”的意义，这种“责任”应分为两方面，一是个人责任，也就是“自我的责任（selbstverantw）”；二是社会责任，也就是“帮助的责任（hilfsverantw）”。他说：“心灵之集中的秘密就是自我的责任，这种自我责任的成长，其价值在于赋予人义务，并能自我认识，过自由的共同生活，它的课题在于为协同体承担一部分责任，成为团体的一分子。自我的责任就是责任的主观化。”[61]社会的责任在于建立“道德结构（sittlichestruklur）”。他说：“所有的人在共同生活中，所要把握的就是实际的道德。”[62]

社会教育的实施应该重视教育的责任。如果有了责任，那么社会教育的对象应该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其工作范围包括无人管教的孩子的教育、监狱中犯人的教育、青年的照顾、农村子弟的教育等。诺尔除了提出上述的见解外，还认为社会教育应依“重要的情况（notfalle）”而实施，偏重于教育实施方面。所以对于社会教育的课题的了解，应该以对教育问题深入了解为主要手段。社会教育注重实际，所以与生活有关，于是“生活的了解（lebeandnis）”与“生活的辅导（lebensführung）”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工作。[63]

三、社会教育的工作范围

诺尔认为，社会教育的工作范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无人管教儿童的教育

诺尔认为，无人管教儿童的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不但要由专家来解决，而且也要加以研究。[64]专家们处理无人管教儿童的教育问题时有两个要素：一是环境，二是设施。诺尔认为，教育的设施对人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环境也与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失去管教的儿童如没有好好的教育，其人格的发展必将导致错误的发展。因此照顾失去管教的儿童，要从外在的连接引导至内在的保持，也就是说以外在的环境的教育力量，使人的本性发生改变，并保持良好的一面。

对于无人管教的儿童，常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医治，即以弗洛伊德的方法为基础。诺尔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的应用，具有广泛的意义，但不是从“原始欲望（primarelibido）”去着手，而是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把握。诺尔认为，裴斯泰洛齐重视家庭中成员的关系的理论，值得重视。因为裴斯泰洛齐认为，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是一种“聚合的人的关系（diegesamtmenschlichebezüge）”，这种关系可以使儿童在家庭生活中学习，与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

按诺尔的观点，对于无人管教的儿童施教，要给他们幸福与快乐，期望他们的行为能完美，所以供给他们各种运动、游戏、活动的设施。此外，还要时常给予奖赏，奖励其良好的行为表现。并且要他们体验那些高尚的情怀，来作为一种幸福的意志训练。

诺尔还认为，实施无人管教儿童的教育，应该赋予“高级的精神指向（heri）”，使儿童朝正常的方向发展。他的发展所显示出来的，不但要经由教导，而且要经由在团体中的生活，才能使其发展有正确的方向。[65]必要时可以给予青年人一些刺激，这些刺激对青年人的生活能量具有唤醒的作用，能够产生新的火花，以他的动机驱力为出发点。诺尔认为，青年人的职业与兴趣是一种“高级兴趣”。他说：“青年人做一件事情要能成功，必须唤醒其高级兴趣，从以自我生活为中心，转变成为所有高级存在的基础。”[66]

对于无人管教儿童的教育，应该以能提高其将来的生活水平为前提，并且要发展其责任意识，引导他进入团体之中，并使他容易成功，这样使他对团体活动觉得有意义。

（二）青少年的福利与养护

诺尔建议要发展实际的教育活动，尤其是社会教育的实际活动。社会教育所谋求的是“需要的帮助”和“人的权利的获得”，所以社会教育所努力的也就是实现青少年的福利与养护。他提出了“青年福利的养护（jugendflege）”这一术语。这种“青年福利的养护”，“它的目的不只是权利、健康、经济的成就或者是心灵治疗的维护，因为这些只是一部分而已，最重要的是幸福的获得。”[67]从以上的教育观点出发，社会教育的责任必须邀集政党、教会参与，并非只是国家的责任，而且施教的人必须具有帮助的热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照顾对于个人而言，是有客观的价值的，并且对那些穷苦无助的人，要激励其追求幸福，除了吃、住、工作以外，还要有娱乐。这些事情，就如一个人渴望获得爱一样。

按诺尔的观点，社会教育的工作具有广泛的意义。他认为，所有社会教育所要做的努力，都要以需要的情况来定，对于照顾的加强，将视同如母亲关心孩子的方式来处理。不过，不能忽视的是还要激发青年自我帮助的意识，也就是帮助者具有责任意识，被帮助者也不能完全依赖他人。同时，帮助者也要斟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同程度的帮助，不能一味地一视同仁。

诺尔认为，必须把社会教育工作视为积极主动的工作，而不是等待伤害发生以后才去处理，所以要尽可能做社会的预防工作。在所有的工作范围中，对于青年的教育，社会要主动负起责任来。

青年应具有理想。社会希望青年人成为有用的社会公民；青年希望工作有成就，能独立，这两方面构成了“社会教育职业的伦理（ethosdersozialpàdagogischeberufe）”。

社会教育除了照顾以外，还有保护的义务及引导的责任，这正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ritterlichkeit）”。因此，诺尔认为，对于青年的照顾发挥社会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68]然而要达成这种理想愿望，必须要求家庭、团体共同负起责任，引导青年人渡过危险与困难。另一方面，也要有“精神上的慈爱（geistigemütterlichekeit）”，才能有关怀与细心的照顾，使青年人在生活上获得帮助。诺尔认为，在一个家庭中，丈夫应该有“骑士的精神”，妻子应该有“精神上的母爱”，这样儿童才能得到好的照顾。同样，社会亦然，男人应该扮演骑士的角色，女人应该扮演母亲的角色。这样，青年人才能获得保护与帮助。

（三）青年辅导与帮助

青年的成长过程需要成年人的辅导与帮助，必须建立一个信念，那就是青年人遇到困难时必须帮助他、照顾他，使他的困难得以化解。青年辅导与帮助在于找到好的方法，将“严重结构之上瑕疵予以完整的重建”。因此，青年辅助的工作应是正面的转变。也就是说，青年辅助的主要任务是诊治破碎的创伤，还要使那些无法上学的人受到陶冶。人们可以将这样的工作比喻为医生照顾病人。这种工作是具有完整性的工作，但是这完整性并非包括一切，因为教育和医疗的对象只是那些有缺陷者，这个情形恰可与健康对比。温登堡曾说：“即使有最精良的医疗设备，也不能终止对健康的要求，必须确定身体之精神能力对于工作所能负荷的程度，一般国民的注意力不是置于健康上，而是集中于疾病上。每一个人应自己负责保持其健康，对抗失责和对健康的忽略。”[69]由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疾病上，而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康的保持上，以致造成对青年辅助责任的轻视，只针对青年犯罪行为或不正常行为的发掘，形成了本末倒置的现象。

对于青年辅助的实施是无可争论的，这种“精神丰富的社会思想”是高度同情心的发挥，也是社会伦理的重视。青年辅助的指向是建立在人的高等陶冶与环境的高等陶冶上。青年辅助与陶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陶冶的问题不但与人有关，而且与环境有关，二者要相互改变——人们改善环境，环境影响个人。人受教育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衡量，纵使个人有不良的发展，社会团体对他的教育也要担负责任，并应寄予深深的同情！

青年人的心理问题，往往最容易被人忽略，凡遇有心理学问题，必须施予教育的辅助。辅助的出发点是“自我帮助的意识”和“责任性”的唤醒，对自己如同对团体一样。辅导人员所站的地位是观察并负起责任；被辅导者将很自然地、经常被动地被问及相关的事情，而辅导人员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行事，也就是辅导的保障。

诺尔认为，如果辅导人员所做的辅导只是以社会伦理为范围，或者只作为一位同情的使徒，那么完全误解了裴斯泰洛齐教育爱的观念。因为教育辅助是一种“教育爱”。也就是说，最后每个人只有他自己能够自我帮助。所有对青年人的辅助和教育，必须达到目的，对个人应该鼓励其创造自我帮助的力量与勇气。处理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人们应再度去加深研究，寻出任何可能接受和每一项给予最大的帮助的途径，就是最小的事情也凭良心去做，这就是社会教育所要去努力的目标，而且社会教育最后仍有个人的价值。

诺尔又认为，德国公共辅助的工作做得并不成功，尤其是教育上的福利与养护方面，更不完善。因此，需要唤醒人们建立“自我帮助的意识”，有了这种自助的意志，才能为自己建立信心，奋发向上，也才能为他人服务。

以上那些概念是严肃的，同时对于国民健康的促进也具有伟大的意义和充满着良知。所以医治与救助的青年工作，对于那些生病与不幸的青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工作应建立在预防上，医疗也要建立在预防上。诺尔认为“照顾（fürse）”是以“兴趣”为前提的，因为一个人必须对某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喜欢，才会愿意去照顾他，并且“照顾”的工作是一件很烦人的工作，如果没有兴趣的支持，这项工作很难继续下去。

“青年养护（jugenpflege）”这个名词比“照顾”有更深远的意义，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课题。“养护”有一项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健康的保持”，以保持人的健康。这种工作要从夫妻的讨论和母亲的协助开始，到托儿所、母亲咨询所、幼儿园、日间学童托管所、日间之家、地方修养所、教育咨询所、被学校开除之青年养护、职业咨询和青年民众高等学校等为止。以上这些场所、机构在促使青少年及儿童在环境中保持健康，并为一项幸福的存在而努力。所以发展是积极的工作，其精神为教育的本质。正确的发展和积极的指导成为青年工作的重要项目。

（四）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

诺尔曾经在图林根设立“民众高等学校”，这种学校也是属于社会教育的一种。由于他在军中时见到他的同志们都是精神上与心灵上的贫乏者，使他产生创办“民众高等学校”的动机，想利用“民众高等学校”来教育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诺尔认为，在社会中，人们应该“学习新的见闻”，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低层次的国民有精神上的需要，去认识更多的事物，以增广见闻，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更多的普通教育，由此可从“民众高等学校”来补充普通教育的不足；二是国民要从低层次迈入高层次，必须以经济做基础，通过教育机构的教导，才能完成，也就是实施国民的陶冶与生活的陶冶，并且进一步地发展专门科学的专门教育，使国民的教育进步更为深远。国民接受良好的教育之后，将会与国家更为密切，与工厂中的工作人员更为密切，甚至会与路上的行人更为密切。[70]

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对象虽然是从青年开始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成年人。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民众高等学校是一种教育组织，其重要意义在于实施高级人性的陶冶，增加“国民责任感”。在诺尔看来，民众高等学校对于精神文化的陶冶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它具有启蒙作用，成为国民陶冶的新指向，可以使民众对于人有新的概念，以及对文化团体也有新的概念，也就是使这种学校具有新人文主义的色彩。这种学校根据“人性”来创办，其目标是为社会培养有用的公民，使他们能过“公民的生活”，而不只是生活的机械化、理性化和人的照顾的教育，基于有用的观念，成为在社会中的一位工人。因此，民众高等学校的陶冶在于，使人具有“完整的精神力量”，能过“工作生活”与“团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