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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批判引进19571976年（第1页）

第二节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批判引进（1957—1976年）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教育也步入了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教育理论。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发生使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受到批判。1957年至1966年，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状况与上一阶段有了明显的不同，全方位“一边倒”的方针在这一阶段变成结合中国实际，使教育学“中国化”。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它承接了上一阶段对苏联教育学的大规模引进，同时也是后一阶段“**”乃至“**”结束后两年内没有一本苏联教育学著作被引进的前兆。①1967年到1976年，教育学遭到破坏，外国教育学被全盘否定。

一、以教育学中国化为目标的引进（1957—1966年）

1956年至1966年，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56年至1960年，以“教育大革命”为中心；二是1960年后开始的总结和调整。这一时期，苏联教育学的引进逐渐弱化，其他国家教育学的批判引进相对增加。

（一）逐渐弱化苏联教育学的引进

这一阶段，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依然敌视，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矛盾逐渐加深，中苏关系不断恶化。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取消了一切对中国的援助，并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中苏关系的变化对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阶段苏联教育学在中国引进、传播最重要的背景是教育学“中国化”的提出。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都指出，学习苏联不能盲目地学，不能照抄照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进行学习；应该通过学习国外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从而创造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国自己的东西。1956年5月，陆定一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报告会上指出：“学习苏联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教条主义机械搬运的方法会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②《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发表《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的笔谈，阐述了孟宪承、萧孝嵘、胡守菜、高觉敷、左任侠、杜佐周、廖世承、欧元怀、张耀翔、张文郁、陈科美、沈白英、李伯棠等学者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我国教育科学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学的“中国化”，只是简单地从苏联的教育学教科书中学习教育学，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达到先进水平。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学中也有进步的成分，我们不能仅仅学习苏联教育学，也应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与此同时，还要批判地继承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家们的教育遗产。①

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由此展开，1957年，瞿葆奎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发表《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曹孚在《新建设》1957年6月号上发表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58年，孙陶林在《学术月刊》第8期发表《建立我国教育学，革新教育学的教学工作》等。批判苏联教育学的教条主义，我国学者试图建立自己的教育学。

1957年至1966年，仍有51本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被引进，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

这一阶段共引进了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51本，纵向看，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数量呈现出了递减直至零引进的趋势；1960年作为一个关键点，引进的数量急剧减少；1964年作为一个关键点，开始进入零引进期。这一现象与中苏关系的破裂进程是直接相关的。在教育学界最显著的反映是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作为苏联教育学标准教科书的基础，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第一本被引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著作。在这一阶段教育学“中国化”的背景下，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受到质疑，直至1964年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教育学”，事实上这也是对苏联教育学的彻底否定。从横向看，引进的学科门类与上一阶段基本相同，依然是以教育学专门学科和教育学元学科的引进为主，启动了学前教育和教育研究方法两门学科的引进。单从学科引进的数量来看，教学法的引进数量依然是最大的。

这一时期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体现了如下特征。

第一，引进主体的转换。这一阶段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依然受到政治的影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是政府在引进过程中的干预程度有所降低，教育学研究者的能动性得到了发挥。

第二，引进的层次得到提高。与引进主体转换相联系的是，引进的层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教育学“中国化”的影响下，教育学研究者的自主意识在增强，自觉地将引进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正如1958年3月30日，柳湿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召开的教育科学研究者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教育科学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①然而，中国教育学研究者的这种努力刚一开始就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夭折了。

第三，引进的目的有所变化。上一阶段，引进苏联教育学的主要目的是为教学服务，随着中国教育学自身的发展，引进苏联教育学不再只是为教学服务，同时也为教育学研究服务，这一阶段，囫囵吞枣式的引进模式得到了改善。

除此之外，从引进的途径来看，这一阶段依然是以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著作、邀请专家开设讲座、派遣留学生等为主。但与上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不论是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来华的人数，还是做报告的次数都在大大减少。1960年，在华的苏联专家全部被撤走，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人数也大大减少。

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而言，这一阶段国内教育学者对其展开了笔伐。批判它不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判它以书本、课堂和教师为中心。如《人民教育》于1964年6月号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1964年，江西省教育学会在庐山举行讨论会，批判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

（二）其他国家教育学的批判传播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教育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为基本目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在文学艺术和艺术研究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开始反思前一阶段向苏联学习的经验和教训，开始较为系统地思考教育学在中国的建设问题，提出要对西方教育学重新认识。同时，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我国逐渐弱化了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增加了对其他国家教育学的批判引进。

在“教育大革命”中，中央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教育工作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等错误。有的学者指出：“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最迫切问题是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这是解决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教条主义偏向的关键，只从几本苏联教育学教科书中学习教育学，是永远赶不上先进水平的，我们不仅仅要学习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育科学，也应了解其他各国的教育学情况（包括一些材料），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科学也有较进步的，即使是反动的，也可以作为批判教材，于是被否定了的那套西欧资产阶级教育学‘复活’了。”①

这一阶段从其他国家引进的教育学从无到有，据相关研究者的统计，主要有著作7本、论文2篇。②

[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话》，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