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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内外相维 教育史学体系的中国化努力（第3页）

《中国教育家评传》共分三卷（古代部分两卷，近现代部分一卷）。

其中，第一卷为孙培青、韩达所编，收录的13位古代教育人物及撰写者如下。

①姬旦（梅汝莉），②孔丘（梅汝莉），③墨翟（谭佛佑），④孟轲（杨荣春），⑤荀况（高时良），⑥董仲舒（张鸣岐），⑦王充（赵一民），⑧郑玄（俞启定），⑨颜之推（孙培青），⑩王通（罗佐才），①孔颖达（杨荣春），?韩愈（孙培青），⑧柳宗元（张如珍）。

第二卷为李国钧、廖增瑞所编，收录的18位古代教育人物及撰写者如下。

①胡瑗（金林祥），②王安石（廖增瑞），③张载（杜成宪），④程颢、程颐（苗春德），⑤朱熹（王炳照），⑥陆九渊（郭齐家），⑦陈亮、叶适（王炳照），⑧王守仁（李国钧），⑨李贽（陈本铭），⑩顾宪成（陈汉才），①黄宗羲（程舜英），⑩陆世仪（白莉民），?张履祥（高时良），?顾炎武（刘德华），?王夫之（李国钧），?颜元（冯天瑜、朱培夫），⑩戴震（李国钧），⑧阮元（尹旦侯）。

第三卷为陈本铭、金立人所编，收录的17位近现代教育人物及撰写者如下。

①龚自珍（高时良），②张之洞（阎国华），③丘逢甲（何国华），④严复（陈本铭），⑤张謇（陈本铭），⑥康有为（周德昌），⑦梁启超（周德昌），⑧蔡元培（高平叔、金林祥），⑨恽代英（金立人），⑩杨贤江（潘懋元、宋恩荣），⑩鲁迅（顾明远、沙江），?陶行知（郭笙），?陈嘉庚（王增炳），?黄炎培（田正平），?吴玉章（王宗伯），?徐特立（杨布生），?陈鹤琴（刘琪）。

我们从该书的“出版说明”中可以体悟出的重要内容有：第一，《中国教育家评传》对收录的50位教育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学界从重新评价孔子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最为集中的对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教育家进行的评价，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和评价教育家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真正实现思想解放的重要举措。第二，邀请国内教育史界对入选的教育家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这样不仅仅保证了撰写的质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同时代对于50位教育家研究的学术前沿动态。可见，《中国教育家评传》的编撰和出版的学术地位和历史价值。总之，《中国教育家评传》是一部以评为主、评传结合的著作，基本上以“专家写专人”为原则，邀请国内教育史界对入选的教育家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具体到每个教育家，编撰者除主要揭示其本人和其代表的学派的教育思想、历史地位与影响之外，也在结合介绍其生平和教育活动的同时，阐明其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哲学思想因素。因此，该书堪称一部纪传体的中国教育史长卷。①

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毛礼锐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和陈景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其中，《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前言”②中指出：该书选择从孔子到颜元共20位古代教育家，对每位教育家的生平和教育活动都进行了扼要的介绍，以利于了解教育家的理论和经验形成的条件和过程。然后，着重介绍教育家教育思想和经验的主要方向，如教育的作用、地位、目的、内容、道德教育思想、教学思想、教师和师生关系……根据每位教育家的具体情况，编写的体例不强求统一，介绍的重点也不要求千篇一律，以利于展现每位教育家的特点和个性。20位教育家的相关选编情况如下。

①孔子（王炳照），②墨子（雷克啸），③孟子（程舜英），④荀子（郭齐家），⑤董仲舒（张鸣岐），⑥王充（苗春德），⑦颜之推（尹德新），⑧嵇康（毕诚），⑨王通（程舜英），⑩韩愈（曹剑英），⑩胡瑗（程方平），?张载（白应东），?王安石（俞启定），?程颐（白应东），?朱熹（王炳照），?陆九渊（郭齐家），?王守仁（毕诚），⑧黄宗羲（李国钧），⑩王夫之（宋元强），②颜元（刘德华）。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前言”③中指出：该书介绍了近现代中国20多位著名教育家的生平、教育实践活动、教育思想和主要教育论著。全书以“介”为主，寓评于“介”，史料翔实，观点鲜明。通过对我国近现代教育家的介绍和评述，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清晰地认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轮廓、实质及其在斗争中曲折前进的轨迹和发展的规律。22位教育家的相关选编情况如下。

①龚自珍（高奇），②魏源（高奇），③容闳（蔡振生），④张之洞（吕达），⑤张謇（苏渭昌），⑥严复（张志建），⑦康有为（张志建），⑧蔡元培（高奇），⑨章太炎（易慧清），⑩梁启超（何晓夏），①陈嘉庚（邱瑾），⑩张伯苓（高奇），?徐特立（吴永湄），?黄炎培（高奇），?吴玉章（雷克啸），?鲁迅（顾明远），⑩林砺儒（苏渭昌），?李大钊（何晓夏），?陶行知（郭笙），?陈鹤琴（陈秀云、蔡怡曾），?杨贤江（何晓夏），②恽代英（苏渭昌）。

总之，毛礼锐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和陈景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组成一个系列，是“80年代以来各类教育家专题研究著作中较为全面而学术性较强的”①。

（二）外国教育史学科：《外国教育家评传》

赵祥麟主编的《外国教育家评传》与《外国教育通史》一同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教育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书的“序”②对编撰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的阐述：第一，编撰评传的目的和作用。该书的目的是以评传的体裁，把自古迄今外国教育家的生平活动和教育思想生动地呈现出来。通过评传，我们可以具体深入地理解教育理论的性质和特征及其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从中吸取可供比较、借鉴的有益的东西，更好地开展教育理论研究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建设服务。第二，评传人物的选择。该书共分三卷，公元前4世纪以后，凡外国著名教育家大致都已包括在内。其中，不少教育家在我国过去只被简单提及或者根本没有被提到过，而该书均单独列出，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述，填补了空白。例如，雄辩家昆体良，哲学家培根、爱尔维修、狄德罗、康德、费希特、罗素，神学家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罗耀拉，实践活动家拉夏洛泰、富兰克林、洪堡、贺拉斯·曼，作家和诗人弥尔顿，生物学家赫胥黎，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进步主义教育家帕克、爱伦·凯、沛西·能、沙茨基、克伯屈、尼尔等。关于东方国家的人物，我们收入了福泽谕吉、小原国芳和泰戈尔。与此同时，还收录了20世纪中期以来各种新教育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如布拉梅尔德、巴格莱、科南特、赫钦斯、马里坦、斯普朗格、布贝尔、斯金纳，以及分析教育哲学代表人物赫斯特、彼得斯，人本化教育代表人物马斯洛、罗杰斯等。第三，编写的原则。在编写中，我们尽可能提供比较详细的关于人物的传记，把人物所处的时代、生活经历、理想和追求、教育实践和著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以便从中揭示人物的性格、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独创性的东西。在人物评价问题上，我们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人物的教育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总之，“《外国教育家评传》（1～3卷）是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界对外国教育思想研究的鸿篇巨著。作为一个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研究的深刻性上，还是在资料的广泛性以及评价的客观性上，这部著作都表现出很高的学术造诣和水平”①。

①智者派（戴本博），②苏格拉底（任钟印），③柏拉图（王天一），④亚里士多德（李文奎），⑤昆体良（任钟印），⑥奥古斯丁（林伟），⑦维多里诺（姜文闵），⑧拉伯雷（王立功），⑨伊拉斯谟（吴琅高），⑩蒙田（姜文闵），?莫尔（吴云训），⑩马丁·路德（张斌贤），?罗耀拉（史静寰），?培根（单中惠），?康帕内拉（黄学溥），⑩夸美纽斯（杨汉麟），⑩弥尔顿（任钟印、赵卫平），?洛克（李文奎），?卢梭（滕大春），?拉夏洛泰（吴式颖），?爱尔维修（田本娜），狄德罗（单中惠），器康德（李明德），费希特（王玖兴）。

第二卷为王天一、单中惠编，收录的外国教育人物及撰写者情况如下。

①洪堡（李其龙），②裴斯泰洛齐（赵端瑛），③赫尔巴特（李其龙），④福禄培尔（孙祖复），⑤第斯多惠（李明德），⑥欧文（瞿葆奎、沈剑平），⑦赫胥黎（邓明言），⑧斯宾塞（夏之莲），⑨乌申斯基（范云门），⑩富兰克林（周采），?贺拉斯·曼（单中惠），⑩福泽谕吉（王桂），?帕克（吴志宏），?爱伦·凯（张德喜），?杜威（赵祥麟），?蒙台梭利（马荣根、方晓东），⑩德可乐利（任宝祥），⑧凯兴斯泰纳（方克明），?实验教育学派（马荣根），?巴格莱（刘要悟、李定仁），。

第三卷为李明德、赵荣昌编，收录的外国教育人物及撰写者情况如下。

①泰戈尔（吴国珍），②斯普朗格（邹进），③赫钦斯（方展画），④布拉梅尔德（陆忻、洪明），⑤科南特（张虹），⑥斯金纳（马文驹），⑦马里坦（洪明），⑧布鲁纳（谢作栩），⑨布贝尔（李明德），⑩怀特海（吴志宏），?沛西·能（王承绪），?尼尔（邓明言），?罗素（魏贤超），?克鲁普斯卡娅（吴式颖），?沙茨基（赵荣昌），⑩卢那察尔斯基（赵荣昌），?马卡连柯（何国华），⑧皮亚杰（李其雄），?苏霍姆林斯基（王天一），②赞科夫（喻立森），?小原国芳（周鸿志），②分析教育哲学家（陆有铨、马荣根），器人本化教育家（吴国珍）。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教育家评传》还是《外国教育家评传》对于评价教育家的态度都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如何评价教育人物是教育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对教育人物特别是中国古代和外国教育人物能否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是衡量和判断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指标，同样，教育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如实地呈现教育事实并作出客观的评价。

四、教育史学科理论建设

从1987年张斌贤提出《关于的构想》倡导教育史学研究领域应该关注教育史学研究，到1998年《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教育史学科在教育史学基本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关键性的突破。《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是教育史工作者对自己学科成长历史的不断反思和总结的标志性成果。

方在第一个10年里得以初创，在第二个10年里得以发展和确立，在之后的15年里得以兴盛，在以后的10年里则走向沉寂和停滞。在后一个45年中，中国教育史学科在第一个8年里通过学习苏联得以再起步，在以后一个10年里于曲折中展开，在之后的10年里走入歧途，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渐入佳境，达到**。最后，把握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大约15年，重要表现是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研究思想的众彩纷呈，其中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在时隔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具有

生命力。第二个时期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至1994年的大约16年，重要表现是学科队伍颇为壮大，学科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并形成以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研究为主体的教育内部史研究，以教育与文化、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为追求的教育外部史研究，以教育史研究自身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已渐趋成熟。

《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将90年的中国教育史学分为九个阶段，分别是初创（1904—1910年）、发展（1911—1921年）、兴盛（1922—1937年）、停滞（1937—1949年）、起步（1949—1957年）、展开（1957—1966年）、歧路（1966—1976年）、恢复（1976—1980年）、**（1981—1993年），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每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并评述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以对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的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学校中有了中国教育史课程，二是有了对中国教育史的专门研究，特别是由黄绍箕创意、柳诒徵完成的《中国教育史》论著的出版发行）的确定为起点，通过对教育史学相关问题——教育史理论问题、教育史研究的新进展、教育史著述的评述、教育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等问题的研究，来深入分析中国教育史学90年的发展历程，并形成了对中国教育史学90年的历史认识，揭示了中国教育史学90年发展的基本规律。全书“史料依据充分准确、评说妥帖平实，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表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自觉的阶段”①，

《教育史研究》是教育史学科的专业性期刊，创刊于1989年。②编辑部的“发刊词”对《教育史研究》的创刊情况记述如下。

近两年来，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改革的需要，教育改革又面临着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它把教育史研究的任务更加强调和突出出来，人们深感教育史的研究还不够，更感到教育史研究必须开创专门的学术园地；必须创办专门的学术刊物。《教育史研究》的诞生正是适应了教育改革和教育史研究的亟迫需要。

《教育史研究》从筹办到创刊，经历了几年的艰难曲折历程。河北教育学院、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和全国教育史学会的众多同志，同心同德，精诚协作，在国家教委、河北教委、中央教科所的领导支持下，在许多学界同人的帮助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创了这一学术刊物。尽管它刚刚起步，但坚信在改革浪潮中，它将会为教育改革劈风斩浪开辟出一条目标明确和航道畅通的路线。

《教育史研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双百方针，为广大教育史学界老中青的专家学者提供学术成果发表的园地。它旨在通过广大科研工作者的中外教育研究，总结中外教育史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外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找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历史结合点，为我国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当好顾问。从这一目标出发，我们倡导以严肃、认真、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学风，开展教育史的学术争鸣与探讨，鼓励广大科研工作者围绕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广阔而大胆地创新与开拓，鼓励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史学观、史学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深入研究教育理论、实践、制度、思想、流派、思潮、教育家以及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族、人口、环境之间的关系，史论结合，从中提炼出切实有益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精神食粮，切实使教育史研究成为“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学术刊物。

《教育史研究》开设的栏目为：教育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史、中外教育史、教育史译文、教育史论文摘要、教育史教学经验、教育史书刊评介、教育学家评传、教育史料、教育史话、专题讨论、港台之页、青年园地、学术动态与信息、回忆录等。董纯才在1989年第1期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研究中外教育史，抛弃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科学的借鉴。《教育史研究》期刊的顾问及编委会名单为：顾问（16人）为马秋帆、王承绪、毛礼锐、任宝祥、许梦瀛、陈学恂、陈景磐、沈灌群、张瑞璠、孟宪德、杨荣春、周治华、赵祥麟、高时良、潘懋元、滕大春；主编（1人）为许椿生；副主编（7人）为王天一、江铭、宋恩荣、唐关雄、阎国华、曹剑英、曹学溥；编委（27人）为王谦、方晓东、刘茗、刘海峰、毕诚、曲士培、许成人、任钟印、何朴、吴云训、吴式颖、陈本铭、陈泽川、宋荐戈、李桂林、张兰馨、张安民、金铁宽、周德昌、杨焕英、姜文闵、赵荣昌、赵俊杰、郭齐家、黄利群、熊明安、霍文达。

《教育史研究》的创刊在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将会成为一面镜子，一面如实反映教育史学界学术理论水平的明镜；成为一座大厦，一座呈现和展示教育史科学研究丰硕成果的大厦；成为一块良田，一块不懈生产并不断更新科学产品的肥沃良田；还应成为一所珍藏库，一所细心收藏与精心保管专业学术珍品的珍藏库。《教育史研究》可以在学术研讨、学术交流、学术推广和学术提高方面进行有效的活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是广大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作者对《教育史研究》的深切期望”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