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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下无子与子孙绕膝(第1页)

膝下无子与子孙绕膝

当我们终于沉下心来尝试思考问题时,首先浮现于脑海的恐怕就是生活如何能够永久持续下去的问题。经历了这次难以预料的重大变革①之后,究竟有哪些要素还能永存下去呢?又会有多少部分能够永恒不变,可以称为国家乃至民族的永存呢?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以及判断力,能够自由地使其永存或者中止的领域又能够延伸到何种程度呢?或许关于以上问题的争论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热度,但是,如果将学问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加以利用的话,按照正确的步骤,则必须以此为入口开始深入探讨。因此我认为解决此类问题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我们有必要尽可能选择大多数人关心的共同话题,尝试着自然顺畅、浅显易懂地展开这一崭新且困难重重的公开讨论。

在日本,家庭作为连接个人与国家的中间单位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这不仅是战前就已经遗留下来的问题,今后将是更为惨烈的舆论斗争的战场。但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似乎对某一个最为普通的事实视而不见。人们忘记了家庭是以婚姻为开始的,是由将要走入社会的男女共同经营的。于是我们并没有让这些家庭的经营者充分思考这个问题,却只有上了年纪的老者在自以为是地品头论足。不管结论如何,这种讨论方式本身就欠缺足够的公平。

我们想要决定的是未来的家庭状态。制度在每个时代都会遭到批判,而在批判基础上做出的修改,却往往稍有滞后。现如今讨论家庭必要性的人们,多半是结婚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已婚者,他们对枯燥琐碎的家庭生活已颇感厌倦。如果仅让这些人思考这一问题,则不可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当然,我们不能只是让那些对未来充满玫瑰色幻想的人去空谈自己对家庭的美好想象,在这一点上,年长者的阅历和经验还有足够的用武之地。而即便是那些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也应该有发挥作用的机会。

为了让人充分思考,将一些令人意外的事实列举出来进行比较观察,倒不失为一个良策。今年,似乎是由于城市空气中悬浮着大量DDT①的粉末,蜂虻类昆虫在郊外一带肆虐,令人苦不堪言。昆虫们的牵线搭桥者寥寥无几,其结果就是家家户户菜园里的南瓜都只开花不结果。清晨那喧闹一时的低俗的恋爱游戏,仿佛成了对追求时髦的揶揄讽刺。

我家二层的窗外,掩映着一棵石榴树。十几年前刚刚移栽过来的时候,枝头结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一天,有位访客仰望此树,感叹道:“看起来有些蔫儿啊。”我对他的这句话颇为在意,于是让不专业的花匠一下子施了好多肥。结果,好好的石榴树变成了“石榴花树”,结出的果子连供奉鬼子母神都不够。至今在每年正月十五前一天的晚上,各地村庄都会实行“narukanaranuka”“naranaki”“tatakikiruzo”②等“威吓法”,今年我决定一试究竟,但实践之后依然没有什么效果。

南瓜和石榴之类一般都拥有一位守护者——人类。虽然这个守护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美味果实的欲望,并且有时也会智商下线做出愚蠢的举动,但至少他们能够保证这种植物不至于走到灭绝的地步。而那些不知名的花草树木,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生自灭。即使来自外部的净是砍伐、掘根、焚烧、踩踏等让它们断子绝孙的力量,它们也依然能够生生不息。以上事实是一个最为直观的例子,说明人类是无法在忽视法则的情况下行事的。当然,最初会备下大量的种子,只能指望其中少数种子能够存活下来。但在这一庞大的群体当中,不管是多么弱小的个体,只要将其置于易于存活的环境中,它就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珍贵的机会。这一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我想要指出的是,人类制度与园艺之术是非常相似的。虽然没有人一开始就想要违背自然之道行事,但人类的智慧也会时常出现差错,从而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受限于周边的各种制约,明知此种做法为好,却又迫不得已地支持计划之外的其他做法。其他国家的经历我仅仅有所耳闻,不做过多评判。但在日本的婚姻史中,确实存在着若干令人扼腕叹息的不快经历。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必须彻底探寻这段历史,是因为“实际之学问”的出现在当下尤为迫切。然而,对此进行论证仍需一定的技巧。对于此项工作,从任何一个角度说我都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那些超越历代制度的事物,以及那些即便是无情草木也能够从遥远过去共同传承下来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我想要与那些即将立身此世的人就这一事实畅谈一番。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日本女性在婚姻中的形象是极其单纯且逆来顺受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这是近世以后才被刻意强调的、局限于武士等部分阶层中的某种习惯的残留。将其看作全体国民生活的代表性特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合逻辑的。在武家社会中,上述习惯曾经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基于这种观念的某种教育方法逐渐扎根并一直延伸到已无此必要的时代,使得以其他方式为基础的必要性被强制抹杀了。武士阶层的特征,便是缺乏基于正确价值观的“性别教育”,而这一点却被大多数人所忽略。在这个阶层中,农村普遍存在的“娘组”①是不被认可的,而代替“娘组”的其他组织在大多数家庭中也并不存在。女子长期独处深闺,由于远离人情世故而不解红尘,她们在进行判断时,大多都不得不依靠长辈。同样的现象在男性中也同样存在。父母必须为子女未来的幸福出谋划策,实际上比其他阶层的家庭更加劳心。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制度的贻害,但也不能将其单纯看作道德、情理和法律的强制作用。

武士家庭上述做法的必要性恐怕来源于农地持有的制度。当时,武士们各自持有领地,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安全感,最初是寄托于神灵,之后则是倚赖一门划算的亲事了。他们之间的联姻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自由的选择。进入战国割据时期之后,武士们相互之间结为姻亲,有时迎娶新娘甚至与劫持人质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此,那时的婚姻早已脱离其原本的目的也不足为怪。但是,问题在于这仿佛已经成了代代传承的习俗,无论是日本人自身还是别国的旁观者,都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一直以来都是日本整体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上述婚姻形态是否真的毫无破绽地幸存下来了呢?或者在应对实际生活的时候,是否另有数条备选之路可以利用呢?我认为,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比起对制度本身的价值批判,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在现实世界的发展演变上吧。

如果法律的条文、诉讼的记录以及其他基于文字的内容就是制度——当然,这也是依据“制度”这一概念的定义而定——的话,那么制度本身就不具有代表性,也并未真正反映出每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所谓习俗不是只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有时根源于古老原始生活的某种习惯直至今天都能够受到社会的包容并得以保存。而法律在这个方面只能扮演“限制”的角色,却无法起到指导的作用。恐怕一辈子都没遵从过任何一条“制度”也照样生活下来的人也不只是我一个。就算现在的制度真的延续了千年以上,在此制度下的每个婚姻个体的观念也曾有无数次的改变与动摇。那些对未来抱有浓厚兴趣的人至今都没有将目光聚焦于某种最为原始的动机,实在是一大憾事。

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即便在武士阶层以外的家庭,新娘都不能算是真正拥有自由意志。然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横向比较的话其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纵向比较来看二百年以前与现在也并不相同。如今只是单纯沿袭了武士阶层的家风,而在过去,无法实现婚姻自由的原因也同样存在于女方。这一原因可以从家庭与蜂巢或者说所谓蜂王之间的关系中类比出来,但在过去,家庭主妇这一地位却出乎意料地难以获得,是所有女性争先恐后孜孜以求的对象。因此,没有人对此漫不经心。现在的一般家庭平均五口人左右,也就是说包括夫妇、两个子女再加上夫妻其中一方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但这只不过是个平均数,并非所有家庭都如此。稍稍往山区的郡县中深入一些就会发现,那里的家庭平均可以达到七、八口人,而在农村,一家有十五、二十口人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由于更多的家庭数量有利于政府课役收税,所以“分家”①都是受到鼓励的,但即便如此,人口众多的大规模家庭也依然存在。过去,为了避免孤立时的不安心理,同时为了保障家本位的生产生活,人们大多聚集于一家之长的周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自然现象。于是在那样的大规模家庭中,即使人口众多,担任主妇角色的也只有一人。假设一家成员人数翻了十倍,那么就有九位女性没有机会成为主妇。之所以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慎之又慎,正是因为主妇与其他女性成员之间的待遇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女性原本就不像工蜂那样实质上处于“无性别”的状态,因此必须拥有事实上的婚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于养育下一代成员来说却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没能成为家长的男丁也是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没有成为主妇的女性更加悲惨,但是男性毕竟还拥有各种自由。女性时常会抱有孤独终老的危机感,因此必须使尽浑身解数去满足对方的要求,坐稳主妇这把交椅。女性虽不至于专注于读书算数,对其教育程度的要求却也是早有既定的标准,也有较为成熟的一套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村庄的“娘组”既是教授“主妇之学”的学校,亦是主妇候选人的选举机构。在男性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一家之长之前,主妇并不是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轻易得到的地位。于是,女性首先期待的便是自己能够获得这一地位。

人们普遍认为在位于飞驛白川乡中切地区的各个村庄里,上述“第一阶段”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即使在明治新政实施以后,这种状态也以“taaneoba”①的形式在很多其他地方继续存在。然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倾向于公开他们的事实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秘密),且不会一直将女方留在她的娘家,而是会将她接到婆家一起生活。我想要把这种状态称为“嫁入”婚姻

的“第二阶段”,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目前只是一种推理,但我认为,这种新的习俗与所谓“怒领嫁”①的提早“入家”②属于同一时期出现的现象。过去,“嫁入”与婚姻本身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目的上都分属两件不同的事。嗣子之妻“过门”③与丈夫继任一家之主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在上一代主妇④或去世或隐居之前,总之是直到新的主妇上任之时,不管有多少个子女,都只能作为娘家的家庭成员留在那里并为娘家工作,男方只是前来休息罢了。很多证据表明,上述事例直到现在都存在于各个岛屿。至于后来为何会提早把新娘接到公婆身边,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尽早教会女方身为人妻的礼节和规矩,以正家风。但实际上,由于武家和旧家①只与远方家庭联姻而无法拥有互相思念与相聚的幸福时光,因此他们以“嫁入”作为婚姻的开始。一方面人们认为这种做法高雅清致并争相效仿,另一方面,“刀自番”②的习俗对于双方家庭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既然早晚都是嫁出去的姑娘,还不如早些将培养管教的责任移交于男方。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劳动力对于各家来说已经变得没那么举足轻重了,但女儿离开自家进了别家,也会有别家女儿嫁过来进入自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并无影响,因此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总而言之,当没有主妇地位的媳妇嫁入家中,进入以家庭成员的身份与男方亲人共同劳动的阶段后,这样的媳妇多一人少一人都并无太大差别。当然,未来主妇的候选人会受到特别的敬重,别人对她的称呼也会有所不同,但尚没有主妇该有的任何权力,因此也不算是风光无限。更何况若要平安度过这一时期,沉默是金、逆来顺受等“品质”必然会被列入主妇教育的道德条目中,这些恐怕都会大大削弱未来主妇的威望吧。

直到现在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位于作州的“七子持屋”以及位于越前穴马的下山的“大屋”,有几对夫妇常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而从未考虑过“分家”。以我们所拥有的建筑学知识,很难想象这么多对夫妇如何能够做到在同一屋檐下长期居住。然而在奥羽地区的北部,直到现在都能看到,人们会在宽敞的厨房周围用木板隔出空间,仅供拥有配偶的人使用。那净是些只有两三叠大的蜗居陋室,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够长期居住的地方。因此,这里应该存在这样一种习俗:在孩子长到一定岁数之前,一家人一直都要居住在外面的某处小屋。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规模较大的家庭是无法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

如今进入村庄就能够发现,人们不约而同地称为“分家”“别家”①或者“deie”“denbe”②等的家庭形式中,有两个具有明显区别的种类。一种是比较古老的形式,其面积比本家小很多,一般都会整齐地排列在本家周围。其中当然也有居住着奉公人的名子①“别家”,但其他“别家”与本家之间都有明确的血缘关系,拥有相同的祖先。但是除了饱受贫穷之苦外,其家庭规模也很小,始终不得不接受本家的关照和干涉。如今就算是把这些家庭算作独立的一户,恐怕也只能是本家大家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与之相反,现如今有一种以另立大门户为前提的“分家”,大多拥有宽阔的宅院和殷实的家产。这种“分家”一般被称为“新屋”或者“新宅”,拥有独立于本家的土地,因此可以看作是新近出现的形式。这种“分家”必须以本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前提,因此数量一直很少,过去也曾刻意在距离较远的土地上建造房屋,因此与本家之间的往来也不如前述“分家”那样频繁。后来,这类“分家”与本家的距离逐渐缩短,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但同时,各种矛盾纠纷也多了起来。首先“新宅”中有大约一半人与本家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如今,其财富和势力凌驾于本家之上也颇为常见。总之,从两种形式的“分家”的特点来看,人们另立门户的动机从一开始就彼此不同,将其合二为一,用同一名称进行概括,导致家庭制度的变迁过程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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