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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人以及这个社会（第2页）

娇娇谁家女，

伫立在桥头?

愿结连理好，

敢问姓阿谁?

贵客（ochaku）休问奴，

还请问爷娘，

爷娘果成允，

愿即与客（ochaku）行。

这里的“ochaku”也就是“okyaku”（客人），指的就是“媒人”。虽然山歌是姑娘们最能自由吟唱的歌曲，但从中也能够窥见时代所施与的各种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通过他乡陌生的“介绍人”前来求婚的话，就算自己能够愉快地倾听，也不得不等待父母最后的应允。这是因为身份的转移是一个家族的大事，远在个人的能力之上。

七

配偶选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然而在“媒人”角色必须由男性来扮演这一点上，与过去的社会并无不同。但论及数量则过去远不及现在多，且根据时代和地方的不同，“媒人”的功能也存在许多差异。也就是说，这其中存在着许多我们不曾察觉的内容上的变化。如果说在任何一个时代，现在的“正规媒人”——也就是从最初的打招呼到后来男方的聘礼、女方的嫁妆全部包办的“媒人”夫妇都不能轻易找得到的话，那么就像在所谓“zashiki媒人”“饭桌媒人”的背后总有一些闲云野鹤之人和热情的中年妇女，甚至有专门冲着谢礼去的“高砂社”①一样，我们可以推测，过去也必定有一些实际做事的人在背后进行辅助。在富裕的大户人家，大多是领班或者是常来常往的商人工匠，也可能是平日于其有恩的属下或“别家”的人，直到现在也仍是这些人在四处奔波。但就算是普通的人家，双方的亲戚们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到处打听好人家，若是恰好碰到一起，就会互相沟通彼此的情况。在枯燥的农村生活中，这好歹也是一个有趣的茶余饭后的谈资，同时也是一次愉快的年中仪式，但这种状态究竟始于何时?在此之前是否另有其他的形式?如果不将这些疑问整理清楚的话，那么如今出现的“婚姻介绍所”的新事业也难免会伴随一些难以处理的事情了。

近世的男性“媒人”的出现，除了人们希望从本村以外的地方寻找配偶这个原因之外，其内部也存在着某种沿革或是根基。那便是在男女的结合中，有原本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若者组”或者“娘组”的衰退，尤其是前者纪律的涣散，夸张地说就是婚姻道德的沦陷，这一点尤其能够成为伦理学讲座的参考资料。根据最近出现的看法，同龄者团体除了解决婚姻问题以外，还有祭祀神灵和共同劳作等许多重要的功能，因此或许不能将其理解为以前者为主要目的的制度。然而，不论是哪一项事务，都时常与家族制形成对立，因此其中一方的功能会受到限制，考虑到其中男女间的私事至今对于亲人来说仍然是一个严格的禁区，许多人都相信即便是简单的部落内的婚姻，离了这一团体也无法顺利进行。男女各自都能够在选择适合自己的婚姻上不犯错误，一旦立下契约就能够一生一世不背叛，现如今，这仍是所有国民的共同心愿。然而，将之委托于每个个人的判断，并且任其我行我素的话，就会有许多人以失败告终。能够针对婚姻问题指出正确方向和选择标准的，只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长、互相知根知底且自身也对这个问题抱有无限关注的青年男女间形成的统一观念。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团体的道德纪律由于某些原因而逐渐崩溃。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认为，这一现象开始出现是在明治以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总之，现在所谓“若连中”已经成了浪**游子的“典范”，这也是其在乡下遭到蔑视的原因之一，然而仔细寻找的话，尚能在一些零零散散的地方看到古老的规则习惯依旧在发挥着作用，而且也能够慢慢地对每个零散的阶段进行比较研究。对这样严肃的问题一笑而过，不仅不符合情理，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背叛。

男女青年团体逐渐衰落的过程如今已经大体明了。最初，青年男女为了能够互相了解彼此的性格和能力并做出妥当的选择，都会尽量寻找工作以外的其他相聚机会。虽然祭祀活动、盂兰盆舞等是非常常见的形式，但这些都只是将自古以来就有的习俗利用于这一目的罢了，因此这些都属于另一个阶段的形式。普通村落中的年长者们虽然抱着一丝怀疑却也基本认可的，是在举办某个青年男子例行仪式的那一天，所有女子携带食物前往慰问的这种形式，而这一习俗或许先是在某个时代产生的构想成为先例，而后又逐渐制度化的产物。此外，从东北一直到北陆的广阔土地上，在插秧、割稻等重体力劳动结束之后，男女都会按照年龄分成三组，并且举行只限组员参加的小型酒会。在很多地方，年轻的男子会带着礼物参加姑娘们的聚会，大家欢歌笑语、兴尽晚回。这些活动最初只是不成文的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在最近的非常时期，很多地方已经停止举办此类活动，连我自己也隐隐感到这并非一件好事。

八

比起上述活动来说，更加动**不定的是常在从事远海重度劳动的渔村看到的例子。在船只满载着鱼虾入港之时，会以某种信号为标志而开始在陆地上置办酒宴。而村中所有未婚女子无一例外都会前往宴席招待客人。据说，拒绝此事的家庭会遭到所有人的厌恶，并且会处处吃尽苦头。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这样的部落了，因此上述说法必然是有些夸大其词。虽然有人认为，女孩子到了那样的场合也不会造成什么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每个人的感情有粗有细，无法对此事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价。很难想象那些将女孩子带入这等污浊场所的人们的恋爱观还能够出淤泥而不染。

“若连中”的风俗逐渐败坏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一组织的头领首先自己就是一名未婚者，因为一旦结了婚就必须脱离这个组织。同时，他们也是比任何人都要迫不及待找到配偶的最为年长的成员。年长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极大的关注，并且外人针对他们的批判也被当成最可信的参考。他们拥有很高的威望，而这种威望越是不受限制，后辈们就越是争相模仿，因此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一种模板，同时也标明了“自由”的界限。于是，继任者必定会从前任的追随者中选出，一旦染上了恶劣的风气，就再也难以复原。男女成群结队地交往并不意味着**。只不过“约婚期”①的生活变得更加散漫放纵，在尚未确定二人能够白头偕老的时候就轻易与对方缔结婚约的人稍稍有所增加罢了。

即便如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似乎仍在试图认为，仅仅依靠一已之力无法左右事态的发展是事出有因的。如果年轻男女公开集体相聚的机会增多，优劣比较就会变得更加残酷。被人啧啧称赞的人或是对自己心存爱慕的人，自己当然也会萌生情意，但如果偏偏是几个不分伯仲的人同时看上自己，则前述“生田川”之类的烦恼也会给女性带来无限困扰。原本这种令人不快的矛盾是可以事先避免的，但年轻人们往往欠缺这方面的警戒心。越是想要避免集体行为的统一性因此被打破，最后反而越是会演变为对双方过于“自由”的行为的放纵。

但是，另一方面，“娘组”等组织在尚且具有指导能力的时候，或许能够用集体的力量来避免草率的决定，并得以维护女性本来的立场，然而不幸的是女子团体从很早以前就已经走上了衰败之路。她们当中未婚的年长者甚少，就算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也通常欠缺领导能力。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大多数女子团体都只是形式上的机构，夜里聚集在一起做做女红，或是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或是一年组织一两次聚餐，仅此而已。而对于“若连中”肆无忌惮的进进出出，丝毫没能显示出应有的强硬态度。因此，许多谨慎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女儿脱离这些团体。虽然这些团体的成员尚有一些婚姻常识，或者可以称为舆论标准，但通常都非常消极卑微。就我所知，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风气，人们批评女性的草率大意，却对男性的道德败坏极其宽容，那些“阅人无数”的男性让人艳羡不已，被欺骗感情、始乱终弃的女性却只能被嘲笑为智商欠缺。由此看来，人们长期以来对乡下的旧式婚姻一概予以蔑视，并且从未试图认可其中保存下来的重要传统也实在是无可厚非的。因此，这并不是所谓素质问题，而是一种道德败坏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明了。

九

我想要论述的是，所谓男性“媒人”的普及毫无疑问是跨村婚姻流行的结果，然而其最初的起源却另有原因。一直被认为是为了支持旧有婚姻制度而存在的“若者组”和“娘组”逐渐失去了健全的机能，也就是说为了弥补这些团体的弱点，而出现了这一有些小题大做的习俗。

支撑上述推测的资料即便是今天也并非难以获得。如果将全国各地直到最近都依然存在并且有大量的人尚且保有清晰记忆的“若者组”和“娘组”的实例收集起来的话，可以看出这些组织大致能够分为两类。虽说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领导者的年龄，但是作为团体最大特色的“若者宿”的“宿头”①，其中一种是从组织中的年轻人里选出，另一种则是由“宿”的主人来担任，大多数是年龄稍长的男性，被称为“宿亲”。“娘宿”中究竟有没有女性“宿头”不得而知。一般情况下都由“宿亲”夫妇关照其成员，但这种“关照”也分为几个层次，其中也有仅在夜间把外屋借予她们并任其大声喧闹的情况，由此看来，这种“娘宿”原本也是认可这种“自治”形式的。就算是“宿亲”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责任，也并不一定是全天候地严格看管。他们通常都是沉默寡言或者是满嘴玩笑的中年大叔。从来不将训诫之言挂在嘴上的“宿头”，只会偶尔开口随便说几句“公道话”了事，并且只有在男女间有感情纠葛的时候才有必要充当这一“和事佬”的角色。在争吵和关系破裂之时自不必说，他们的工作与所谓“调解人”不同的是，他们会在事态恶化之前就感觉到气氛的微妙变化，并制定出防止或挽回事态发展之策，这也是他们受到年轻人敬服的原因。虽说在当下的“青年团”中也能窥见这一倾向，但过去的人们更希望尽可能不给年长的“宿头”添乱，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问题无法解决而去劳烦一位值得信赖的前辈，一般都是因为出现了预料之外的困难，也就是说，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以“宿亲”为中心的习俗的二次发生。将女儿嫁往别家，或是从村外迎来儿媳、女婿这一家庭计划一旦开始，同村青梅竹马的男女伙伴们的美梦往往就会破碎。一旦家庭与同龄阶级间的意志发生冲突，年轻人并不具备收拾残局的能力，此时，人们将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宿亲”这一角色的必要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