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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教育哲学发展中的问题与反思（第1页）

第三节教育哲学发展中的问题与反思

中国教育哲学从1919年算起，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百年的中国教育哲学从无到有，从中国化到主体建构，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分析发展中的问题，是为了寻求突破，从而实现更好地发展。

教育哲学的发展面临着外部和内部双重问题。就外部而言，要解决教育哲学“为谁服务”的问题，确立教育哲学的外立场；就内部而言，要解决教育哲学的独特性问题，确立教育哲学的内立场。内外结合，才能够建立立体的、完整的教育哲学。

一、教育哲学发展的外部问题

回顾中国教育哲学的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初建期，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断期，三是改革开放后到2000年前的重建期，四是2000年至今的发展期。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并非按照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而是政治要求的结果。叶澜在回顾20世纪教育学发展历史时指出：“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教育

学发展所遇到的第一大问题。”①这一结论同样适合教育哲学的发展。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教育哲学发展中最根本的外部问题。

（一）教育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

在中国，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随杜威来华讲学而产生发展的。1919年2月，杜威携家人在日本游历讲学，其弟子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得知后邀请老师来中国。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很快成为中国教育思想的主流。其原因在于其思想契合知识界渴望民主、平等、科学、博爱的精神，适合当时社会的政治需要。这一阶段，教育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相对淡薄，正因如此，才出现了新康德主义教育哲学、天主教（公教）教育哲学、三民主义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等。但这一阶段后期，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主导地位逐渐为三民主义教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所替代。

1949年后，因为学习苏联模式而取消了教育哲学。但大教育学中蕴含的教育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教育界先是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1958年后，又开始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倡导教育学中国化。但1966—1976年，受“**”影响，教育学中国化蜕变为政策汇编，教育学中国化陷入误区。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哲学得以恢复重建。2000年以来提出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使教育哲学回到了教育的原点——育人。

教育哲学的反思，并不意味着教育哲学要割断与政治的关系。教育哲学离不开政治，因为教育离不开政治，任何教育都是特定国家的教育，都是为特定国家政治服务的。教育所培养的人，都是特定国家的公民，需要认同特定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超政治的教育是不存在的。教育哲学作为教育之基础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自然也离不开政治。但教育离不开政治，并不是教育要为政治所控制。教育哲学离不开政治，也并不是教育哲学要政治化。政治是教育哲学的外在条件，外在条件必须通过内在条件才能发挥作用。教育的内在条件是人。教育和教育哲学不是面向抽象的人，而是面向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国家需要的人。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正是通过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

教育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永远存在，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哲学，必须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与其他教育哲学关系问题

教育哲学离不开政治，我国教育哲学自然要反映我国政治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我国教育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教育哲学的特殊性所在。

教育哲学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前，1930年，杨贤江出版了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著作《新教育大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诞生。但当时，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只是作为多元教育哲学的一个流派而出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但人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教条化现象，典型表现就是把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最高成果，直接搬到中国，导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盘“苏化”，也导致了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等的批判。

教育哲学具有价值性，在政治上，表现为思想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教育哲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不能动摇的。但这其中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二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与其他教育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的相关论述，二是后来的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方法论，不是具体的行动措施，因此，不能简单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简单地搬用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表现。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灵魂，必须与我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教育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地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哲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的问题就在于简单地搬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成果，加之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尚不成熟。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就为我们更加充分与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哲学提供了丰富实践经验。因此，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教育实践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并非要排斥其他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僵化的教条，而是开放的和在实践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吸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证明，“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深层对话与汇通”①。因此，中国教育哲学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并不排斥其他教育哲学思想，而是借鉴和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哲学。

中国的教育哲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还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反映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上，中国教育注重集体主义，西方教育注重个人主义；西方强调竞争，中国强调合作；西方强调自由，中国更强调义务和责任。我们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走向文化自负、自恋。中西方不同优秀价值观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习近平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②。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包容，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文化才能繁荣，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必然走向衰落。目前，我国教育哲学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研究和吸收得尚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建构中国教育哲学特有的体系和逻辑。

（三）教育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

教育哲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要建设中国教育哲学，必然涉及处理教育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这也是政治的要求。中国古代虽然有丰富的教育哲学思想，但近代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却是以中断中国教育哲学传统，全盘引进外来学说为起点的。即便是1949年前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哲学，也都借鉴了西方的体系，带有西方理论的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教育哲学学科，但在思想上，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再到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体现的都是教育哲学的对外关系问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国才有了教育哲学中国化的呼声与尝试。

教育哲学作为教育实践的价值导向，具有鲜明的国别性和民族性。国外教育哲学自然是相应国家对教育实践的价值诉求，不免有不合中国国情的地方，也不能指导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践。即便国外某些教育哲学包含有教育本质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也融入各国教育的特殊性之中，孤立的、抽象的教育价值是不存在的。著名教育家胡森说：“教育作为一个实践的领域，其真正的本质在于地方性或民族性。教育毕竟是由它所服务的具体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形成的。”①教育哲学中国化，把国外的理论作为“本”，“用”于中国教育，根子不在中国。“中体西用”却变成了“西体中用”，是不对的。因此，中国教育哲学必须从“中国化”走向“主体建构”。所建构的中国教育哲学既能反映中国现实，又能与西方学者进行交流对话，中西教育哲学思想相互补充，这是中国教育哲学主体性建构路径。

中国教育哲学必须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直面中国的教育问题，概括中国的教育经验。教育哲学不是抽象的玄思之学，而是实践哲学。“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已经提出的问题进行评析，以确定其正确与否及其可行性如何，是教育哲学应有之义，教育哲学应当从‘象牙之塔’里走出来，面向实际，为回答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服务。”①教育哲学要关注实践问题，这既有历史实践对其的要求，也有当代实践对其的总结和未来实践对其方向的指引。我国的教育哲学注重吸收西方教育哲学的成果，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建设和发展经验总结不够；除了在思想上存在教育哲学的中国意识自觉性不强外，与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不够成熟也有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为更加充分与深入研究中国教育哲学提供了重要经验，为建设中国教育哲学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四）教育哲学的社会立场：中国立场

中国教育哲学在学科建设之初，移植是必要的。外来教育哲学中国化的努力，已经超越了简单移植，而考虑到中国国情与中国需要。但中国化本身属于外域（尤其是西方）理论的中国运用，缺少本土原创性的研究。教育哲学在经过中国化阶段后，必须进入主体建构阶段；只有以中国为主体，教育学者才能建构中国教育哲学。为此，必须坚持中国立场，这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