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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比较教育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第1页）

第一节比较教育学学科制度化建设

学科制度化水平是展现学科发展成就、凝聚学科成员共识、支撑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结束后，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制度化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在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学会建设与学术活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

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是学科制度化建设的核心，是凝练比较教育学者学科归属感，形成具有特定的学科道德和自律准则的共同体，构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和学术机构网络，为学科发展培养后备人才的基石。在王承绪、朱勃、顾明远等中国比较教育学界前辈的努力下，中国比较教育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在“**”结束后逐渐步入正轨。

（一）比较教育学科专业的重建

1977年8月18日至9月4日，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刘道玉与处长蒋妙瑞的促成下，高等教育司在北戴河召开了比较教育研究工作座谈会①，参会的有北京师范大学苏美教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和朝鲜教育研究室、河北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的负责人。会议不但讨论了今后比较教育研究工作的开展方向，还制订了短期及中期工作计划。

1978年8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武汉召开高等学校文教科学工作座谈会，制定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时制教学方案（修订草案）》，该方案明确规定将比较教育学列入高等师范类院校“学校教育专业”设置的教育类选修课程，具体包含比较教育、外国教育论著选读、外国教育现状与思想流派等内容。①这是改革开放后比较教育学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的第一步。

1980年，顾明远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了一个教育学高校教师研修班，参加研修班的教师探讨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重建的问题。考虑到当时缺乏国人编写的比较教育教材，研修班的教师们商量着编写一本比较教育的教材。在得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支持后，教材的编写工作被提上日程。自1980年起，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牵头，编写组先后于1980年5月在北京、1981年5月在保定、1982年2月在广州召开了三次教科书讨论会，详细地讨论了这本书的大纲、初稿和第二稿。

为了保证质量，教材编写组邀请了老一辈比较教育学者，包括杭州大学的王承绪、邵珊，华南师范学院的朱勃、刘展如，福建师范大学的檀仁梅、吴文侃，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周葉、成有信、曹筱宁，西南师范学院的任代文，东北师范大学的巩树森、陈铭，华东师范大学的金含芬，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刘树范，西北师范学院的李德琴，主编为王承绪、朱勃、顾明远。②檀仁梅教授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加。1980年至1982年，陆续加入书稿的大纲、初稿、第二稿修改讨论会的专家学者还包括西北师范学院的胡德海、华中师范学院的杨汉清、河北大学的刘文修和刘北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金世柏、华南师范学院的雷晓春等人。

最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比较教育教科书《比较教育》问世，虽然后来历经多次修改，但它至今仍是全国各大高等师范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基本教材。①这本《比较教育》，只研究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六个国家的教育，没有把中国作为对象国加以比较研究，这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教材编写期间，中国教育战线正处于拨乱反正、调整改革的过程中，学制、结构、课程等重要问题还不够明确，一些基本数据尚未公开。考虑到作为

中国自编的第一部比较教育学教科书会带来一定的国际关注与影响，为慎重起见没有将中国列入研究对象国。②由于比较教育成为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的一门课程，除了科研人员之外又增加了比较教育学授课教师和学生，比较教育学科队伍得到进一步充实。

（二）比较教育学教材和经典教育著作的引进

改革开放后，中国比较教育学者翻译了国外比较教育学者的理论性著作。其中，顾明远翻译了索科洛娃的《比较教育学》（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刘树范、李永连翻译了冲原丰的《比较教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朱勃编译了《印度比较教育学——启发提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和《比较教育——名著与评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赵中建、顾建民组织翻译了不同时期国外比较教育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为比较教育学专业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组织翻译了众多国外教育学著作，傅统先翻译了瑞士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的《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曹秋平等翻译了帕普利和奥尔兹的《儿童世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邵瑞珍翻译了布鲁纳的《教育过程》（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罗黎辉、施良方等人翻译了布卢姆主编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987，1989），邱渊等人翻译了布卢姆的《教育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邹进翻译了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卢梭、杜威和赫尔巴特等西方教育家的思想不再一味批判。滕大春出版了《卢梭教育思想述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改变了“**”期间的单一批判性论述。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90年，王承绪翻译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89年，李其龙根据德文原著翻译了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和《教育学讲授纲要》，合为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三）比较教育学专业的人才培养

一门学科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接班人的培养，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比较教育重建工作中，比较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制度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蜕变，中国初步建成了一支比较教育研究的生力军。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成立并开始招收第一届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比较教育学的第一个硕士点（1982年）和博士点（1983年）也获得批准。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高等师范院校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中，比较教育正式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比较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第一个有权授予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学科点。1984年，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紧随其后通过了比较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点审批，同年秋天在杭州召开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建设讨论会，与会人员就比较教育学科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展开了讨论。①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顾明远先生在1985年招收了我国第一位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即后来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王英杰教授。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获得了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到199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审批之前，全国比较教育学共有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单位。

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人才培养具有时间上缓慢发展、空间上分布面较窄等特点。一是在时间纵轴上呈现缓慢发展的趋势。据生兆欣博士统计，比较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招生情况在1979年至1983年比较稳定，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10人，保持在6人左右。1984年后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开始增加，招生人数增至16人，1985年至199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稳定在20人左右，每年会有一定的波动。而比较教育学专业开始在1985年招收博士研究生3人，1985年到199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保持在每年3人左右。①

二是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南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并囊括全国大半学位点，东北、西南地区紧随其后。②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横向地域分布特征，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局面的确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先发展的地区，同时也是文化发达地区之一。由于先天的地理优势以及后天的资源倾斜，比较教育学在这些区域发展得较早较快。随着改革的春风吹向西部地区，西南地区的比较教育学也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总体来看，一是比较教育专业招生人数虽然有些年份会有波动，但是基本上呈现逐年稳健上升的趋势。比较教育专业研究生招生起始阶段规模比较小，人数不稳定，但是1985年以后招生人数趋于稳定，研究生招生规模也有所上升。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建设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渴望与全国人民对教育的需求；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完善教育体制过程中，国家政策、统一的招生计划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具有深远的影响。二是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比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更加平稳。原因是博士属于国家的高级人才，本身培养基数就比较小，同时跟国家教育与学科发展政策侧重点紧密相关。随着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研究生开始扩招，于是硕士研究生数量增长曲线更加陡峭。总的来说，由于知识经济引起社会深刻的变革，国家对高水平人才的渴望，以及比较教育学科本身的魅力吸引了更多人投身比较教育学科。

二、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比较教育学术机构和刊物也迅速发展，除了国家和地方教育科研机构外，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以系科专业调整为契机，相继成立专门的比较教育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各研究机构也通过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学术刊物，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拓展学术交流平台。

（一）比较教育学术机构的重建

“**”期间各高校的外国研究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外国教育研究首先在机构重建方面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1964年建立的首批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四家五室”）的扩建与合并，即北京师范大学的苏美教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的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河北大学的日本教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的日本教育研究室和朝鲜教育研究室。

北京师范大学的苏美教育研究室在1977年之后全面恢复工作。1979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校内机构调整，撤销外国问题研究所，以外国教育研究室为基础成立外国教育研究所，顾明远任所长，毕淑芝任副所长，岳谦任支部书记。外国教育研究所扩建为四个研究室：外国高等教育研究室、外国普通教育研究室、外国教育理论研究室和外国教育资料翻译室。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重点研究世界教育发展的动态和趋势，介绍各国教育制度和改革经验，积极承担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开展政策咨询服务，逐渐成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一个重要阵地。

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经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批准独立建制，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建成为外国教育研究所，研究人员经过重新组合分配，编制28名①，之后根据刘佛年教授提议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所，含美英教育研究室、西欧教育研究室和苏日教育研究室。改革开放以来，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硕果累累，一是率先在国内系统地介绍国外有影响力的教育思潮和人物，如在《外国教育资料》杂志1977年第3期推出“终身教育”专辑，向国内教育学术界系统地介绍了“终身教育”思潮，并通过推荐一大批当代教育名著，包括《学会生存《教育过程》《儿童世界《苏联关于教育思想的论争》等，有步骤地介绍与评论欧美和苏俄现代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二是为我国师范院校教育专业师生提供了一大批教育科学新著，这批新著有助于打破苏俄凯洛夫教育学思想一统我国教育学术界的局面。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和朝鲜教育研究室在1975年合并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之后在1979年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外国教育研究方面除原有的两个室以外，还增设了比较教育研究室。1987年，东北师范大学整合校内机构成立比较教育研究所，1990年再度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并沿用至今。这一时期，河北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在机构方面则保持不变。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