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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比较教育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第1页）

第二节比较教育学学科制度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东西方国际对立形势，以及国内各种矛盾的累积，严重阻碍了比较教育学科制度化建设，比较教育学术研究活动不同程度地受阻。尽管在比较教育学科制度化建设过程中，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以及国际交流与学术合作等取得一定成就，但都发展缓慢，举步维艰。“**”更是使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断裂，徘徊在几近毁灭的边缘。

一、专业建设与课程设置

新中国成立前，各高校在教育系专业中普遍开设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并作为必修科目，规定修满相应学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业待兴，学校教育体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据统计，当时中国民众中有80%以上都是文盲，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20%左右，在读中学生仅占当时总人口的0。28%，大学生仅占0。026%。①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我国将目光投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将“以俄为师”作为中国前进道路中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以推进教育人才发展与培养。

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一些人认为比较教育学并不是苏联高等院校教学中的必修科目，因此，要求立刻取消高等师范院校在新中国成立前所开设的比较教育课程。①1949年10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明确指出要正式取消我国教育系专业中的必修课程《比较教育》，并将13门基础课程中唯一的外国教育类课程修改为“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教育研究”。②自此，中国高等师范院校中所开设的比较教育必修课程不复存在。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③因此，从1949年开始，中国各学校就开始展开使用苏联教材的一系列活动。

1952年至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以“以苏为师”指导开展了一系列教学革新。1952年在苏联专家波波夫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参照苏联师范学院教学计划，拟订了学校中12个院系的教学计划。①苏联教育专家也协助北京师范大学改革教材教学内容，指导教学管理，强化教学方法的有效使用。1954年至1955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编写了137种本科生教学讲义，其中以苏联教材为模本的有94种，直接沿用苏联教材的有18种。

东北地区全面动员各方面的教育力量，坚持以苏联的自然科学课程教材为蓝本，开始编译中国东北地区初一、初二年级的中学教材。1952年，教育部正式发出通告，明确要求各高等院校制订编译苏联教材的系统计划，强调计划中首先规定翻译苏联高校中大一、大二年级的专业性教材和基础性教材，然后再以其为模本逐步编译其他各科目教材。一些师范院校更是坚持以苏联教育作为学习榜样，全面借鉴苏联经验编写教材。如浙江师范学院在1954年的下半学年中，直接翻译41种苏联教材，编译79种苏联教材，79%的教学材料都参考了苏联的教学模本。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坚定不移地借鉴苏联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直接引进和编译苏联教材，旨在革新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学校课程专业设置，使中国教育在困境中得以迅速恢复。

除此之外，各级各类师范院校都把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世界教育史纲》和康斯坦丁诺夫、米定斯基、沙巴也娃合著的《教育史》以及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等作为基本的教材。教师在进行系统讲授之余，也要求学生进行全面阅读，了解各教育学家的基本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以提升自己的教育素养，获得深层次的教育体悟。1951年，沈颖等人翻译了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郭从周等人翻译了冈察洛夫所撰写的《教育学原理初稿》。1952年，于卓等人译介了叶西波夫等合著的《教育学》（上册）。1953年，陈侠与丁酉成等人翻译了斯米尔诺夫编著的《教育学初级读本》。林子勋与房汉佳也分别于1966年和1969年翻译了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莫尔曼编写的《比较教育》以及《比较教育制度》。②

1957年至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一批外国教育家原著，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马卡连柯全集》《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福禄培尔的《人的教育》、杜威的《经验与自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和《文明概论》等。①这些著作开阔了中国学校师生的教育眼界，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世界最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更新教育知识库，把握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动向，从而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积累更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研究材料。20世纪60年代，王承绪先生带领下的杭州大学教育系和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合作编译《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该书成为许多师范类学校教育系的参考书目。

随着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破裂，1961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对我国的课程设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文件规定5年制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的必修课中必须有大约70学时的“外国教育论著选读”，把“苏联教育现状研究”排除在外国研究专业选修课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流派研究”“外国教育现状研究”等，以便及时了解各国教育基本发展现状。②

尽管没有正式恢复“比较教育”在高等师范院校中的必修课程地位，但各师范院校也在关注国外教育发展动向，重视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如杭州大学启动学校课程学习内容变革，要求打破对教育系学生主讲苏联教育以及人民民主国家教育的局限，对高年级教育系专业学生讲授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以及西德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现状课程③，以使高校师生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发展潮流。

二、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

基于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比较教育学术机构和比较教育学术期刊得以产生。以北京师范大学为首的一批高校开始着手创建外国问题研究专门机构，《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资料》以及《日本教育情况》等专业期刊相继出现，初步构建起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术交流框架。

（一）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20世纪60年代，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变得日益密切。党和教育行政部门更加关注国外教育的发展和教学研究工作，我国逐渐产生了一批专门研究外国教育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或研究室。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为了有效推进“高校六十条”的实施，全面提升中国教育质量，中国开始着眼于建设比较教育学研究机构。①

1964年2月，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设立外国高等教育情报资料室，以及在清华大学设立外国技术教育情报资料室。②这些资料室的任务在于收集、整理、编译外国高等教育以及中等专业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动向方面的教育情报资料，供领导研究参考。③同时，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也开始招收专门研究外国理论与现状的研究生，助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同年5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以及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共同批准了教育部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再次明确强调为配合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要求中国高校能够建立一批专门研究外国教育的学术机构。在此背景下，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1972年与其他两所院校合并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1980年又改为原名）成立了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吉林师范大学（1980年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日本教育研究室和朝鲜教育研究室，河北大学成立了日本教育研究室。①这些研究室翻译外国教育资料，以供相关部门参考。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任命欧阳湘教授和符娟明教授为外国教育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1965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整合四个研究机构成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所，谢芳春先生担任所长，刘宁和顾明远先生为副所长，并下设四个专门研究室，即苏联哲学研究室、外国教育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以及美国经济研究室。②

1966年“**”开始后，各研究室基本停止了学术研究工作。直到1972年11月，国务院科教组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几所高校有关人员就外国教育研究问题进行座谈，并最终确定各校外国教育研究室根据现有人员力量和研究基础，分工展开外国教育研究工作。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主要着眼于美国、东欧、苏联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主要研究北美和西欧地区的教育情况；吉林师范大学重点关注战后的日本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和教育现状，以及朝鲜的教育成就与经验；而河北大学主要研究日本教育现状和教育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各高校适当兼顾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③

这之前的1971年，华东师范大学的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室”，在刘佛年教授的领导下，在孟宪承校长和常溪萍副校长的支持下，研究室恢复正常工作，积极检索比较教育资料，收集整理了大量外国教育文献，培养了一批青年比较教育学术研究人员。④1972年，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外国教育研究室也逐步恢复研究工作。比较教育专门研究机构的出现，引领着中国比较教育学术研究方向，保证比较教育学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使不同高校能够明确各自专业研究领域，以较全面地把握各国教育进展与教育发展历程。1975年，吉林师范大学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

（二）创办比较教育学术刊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政治、经济等发展需要，介绍苏联所取得的优秀教育经验几乎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唯一任务。1912年1月创刊的《中华教育界》在1949年开设了“苏联教育专刊”栏目，该栏目主要是以“向苏联学习——接受苏联教育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新中国教育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为指导，系统介绍苏联成功教育经验和教学成就，进而使中国学者及相关教育人员能够有所借鉴和参考。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教育机关刊物《人民教育》正式创刊。同年5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①。教育部副部长柳湿在创刊词中也指出，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是《人民教育》杂志创刊任务之一，它已经是我国当前发展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口号，我国应该学习苏联从文化落后的沙皇俄国成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过程中在教育上所取得的经验，学习苏联新的教育科学，以便帮助我们摆脱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并推动现实的教育发展。②因此，《人民教育》从1950年开始便经常刊载有关苏联教育方面的文章。

比较教育学专业学术期刊也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出现。1965年5月，在教育部和中宣部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正式刊印《外国教育动态》，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本具有比较教育学性质的杂志。杂志创刊之初便任命顾明远为杂志的责任编辑，负责《外国教育动态》出版事务。同年8月，《外国教育动态》正式出刊，直到1966年，共出版了2期试刊和5期正刊。①作为内部刊物，《外国教育动态》的办刊宗旨在于为批判性研究外国教育提供参考，并协助广大教育工作人员在教育领域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②所刊载的内容主要包括介绍马列主义方面的教育作品，引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经验，关注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教育概况，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政策，译介国外先进教育思想流派，聚焦别国教育改革动态和研究成果，等等。

1966年6月，《外国教育动态》被扣上了传播修正主义教育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帽子而被迫停刊。1973年，《外国教育动态》又开始作为内部参考刊物进行刊发，到1979年一共印发了22期。1980年，该杂志获得教育部批准并作为公开刊物向全国发行。③

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外国教育动态》之外，华东师范大学的外国教育研究室也在1972年开始出版内部参考刊物并命名为《外国教育资料》。该杂志以双月刊的形式进行印发，以美国教育动态和欧洲教育现状为主要刊载内容，设有美国和西欧等国教育体制、中学教材改革以及战后师范教育问题等专辑，系统考察其教育发展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该杂志也涉及日本、苏联和其他国家教育问题，全面观测各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资料》还翻译出版了不少教育著作，如美国教育家杰罗姆·S。布鲁纳的《教育过程》、巴巴拉·伯恩的《九国高等教育》等。④1972年至1976年，《外国教育资料》共不定期发行了21期⑤，为日后比较教育学系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地位。

1974年，吉林师范大学的日本教育研究室也正式创办《日本教育情况》（后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日本教育情况》主要关注日本的教育发展，刊发有关日本教育的文章，如日本教育30年的发展、战后的日本职业教育以及他国对日本教育所造成的影响，等等。①《日本教育情况》杂志直到1985年才正式公开发行。

除了以上比较教育专业期刊之外，其他教育类期刊也或多或少刊载了关于外国教育动态的文章。据统计，《江苏教育》《学术研究》《湖南教育》《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以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上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论文大约有70篇。②比较教育专业学术机构的创建和学术刊物的出版，为中国广大比较教育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契机，增加了中国学者对于外国教育状况的了解和认识。比较教育专业期刊的创办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建设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开拓了比较教育交流新天地，同时也满足了研究外国教育问题的需要。

三、国际交流与学术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交流与学术活动主要依靠国外教育专家来华讲学、依托国外资源联合办学、教育学者出国访问与出席国际教育会议、留学交流等形式，以推动中国比较教育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一）来华讲学

比较教育学科的制度化建设离不开国际交流和相关学术活动。其中，外国专家来华讲学成为比较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1949年10月，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代表团来华访问，法捷耶夫为团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杜伯洛维娜也相继在上海、北京等地向中国教育工作者介绍苏联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和教育发展经验。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向中国介绍苏联教育发展经验的苏联教育专家。①此外，为深化中苏教育合作与交流，1950年至1952年，教育部先后邀请了五位著名苏联教育专家担任中国教育学发展顾问，包括苏联高等教育专家福民，教育专家卡尔波娃、阿尔辛节夫，学前儿童教育学专家戈林娜，苏联师范学院院长达拉巴金。②

各高等院校也积极邀请苏联专家来校讲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曾先后实施这一举措，并出版了苏联教育专家讲学的教育学报告或讲义，以便使中国高校师生能够时刻学习先进教育思想，并获得深刻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