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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第3页）

四、进入21世纪以来对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深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社会阶层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阶层差距逐渐扩大，社会阶层分化与教育公平问题成为学界以及社会大众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相关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

（一）对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的系统描述与全面分析

李春玲于2003年基于一份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1940—2001年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系统描述和全面分析。①她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1978年以前，教育机会分配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1978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她得出如下结论：意识形态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动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弱化或增强。

她将影响个人教育获得或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因素分为两大方面：家庭背景和制度因素。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父亲职业地位）、文化资本（父亲文化水平）、经济资本（家庭收入）和政治资本（家庭成分）。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她研究指出，1940—2001年，中国教育迅速发展，教育机会的供给量快速增长，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上升。但在教育机会持续增加的同时，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进程则并不持续平稳。教育机会平等化的走向被割裂为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教育机会猛增及教育机会分配平等化快速推进；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这一阶段则是教育机会供量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共增长。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都与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政府政策转变紧密相关。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人教育获得影响程度的高低变化，充分体现了政府政策变动及意识形态变化对教育机会分配机制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家庭成分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随年代变化而发生的戏剧性转变，更证实了这一点。制度分割因素——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对教育机会分配的影响，则反映出政府如何调整原有的制度设置以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并使其在新的形势下仍对资源分配产生重要影响。这表明，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强或弱化是与政府的相关政策紧密联系的。

梁晨、李中清等人利用1952—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对一流大学的生源状况进行了深度分析。①他们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一流大学的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阶层的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并成功地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这被他们称为“无声的革命”。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无声的革命”的出现。这场革命虽然不及社会政治革命那样引人瞩目，却同样意义深远。

他们强调，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子女受惠于国家政策开始成比例地进入两所一流大学，进入改革时期后，虽然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到2002年两所大学中的工农子女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两所大学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普通家庭，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的革命”的最大成果和集中体现。总体上，50年来两所大学中工农子女始终保持了相当比例，即便在改革开放后也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工人子女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还上升了。考虑到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工人。因此，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就是以前的农民子女。也因此，农民子女比例下降和工人子女持续增多是同一现象的两种表达。父亲是工农，这类学生在两所大学中的总体比例如下：北京大学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苏州大学自1981年以来只有3年是低于39%的，1994年以后则超过了45%，1999年以后更是接近50%，2002年甚至达到了56%。因此，工农子弟在北京大学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苏州大学则已成为多数群体。

他们发现，两所大学的学生中干部子女的比例一直在提高：从开始的差不多最低发展到后来的最高。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干部子女的比例从1952年的11%上升到1973年的22%。1974—1976年，干部子女的比例下跌至10%。此后，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干部子女的比例持续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30%以上，到1997年更是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达到39。76%，成为该校比例最高的一类学生。苏州大学的学生中干部子女的比例在“**”前基本在8%以下，1972年后蹿升到20%以上。恢复高考后，苏州大学的学生中干部子女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达到90年代的30%以上，成为该校比例最高的一类学生。干部子女类学生在这两所一流大学的辈出率均远高于父亲从事其他职业的学生。1995—1999年，干部子女在北京大学的辈出率为23。04，即约是干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23倍。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辈出率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均居第二位，且都有所下降。北京大学从9。04降到6。88;苏州大学从4。43降到1。59。相比之下，两所大学中，农民子女的比例远低于农民人口在全国或江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两个时期相比，北京大学中农民子女的辈出率有所下降，苏州大学则有所上升；北京大学中工人子女的比例迅速上升，突破20%，工人子女的辈出率也从1。04上升到1。31，苏州大学中工人子女的辈出率也有所上升。总体来看，北京大学中工农子女总体的辈出率略有提高，苏州大学中工农子女总体的辈出率则有较明显提高。

他们还肯定了重点中学制度、特定教学方式及考试制度对确保一流大学生源多样性的作用。他们指出，中国的教育革命，不仅仅在于中学教育领域保持了生源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学制度与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子女、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进入一流大学。与国外学校相比，中国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是两个突出的特点。许多中学，特别是县镇中学对学生实行住校制度。学生入校后，除了周末回家外，其余时间都在校内学习、生活。学校内浓厚的学习氛围有效地增强了学校教育的影响力而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虽然这种教育方式可能存在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在中国现行体制内，这种教育方式对“勤劳”和“投入”的强调确实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无声的革命”，起点在基础教育。教育革命不仅体现在工农子女能够在一流大学保持一定比例，而且体现在他们首先能够在优质中学保持相当比例。另外，中国的高考制度本身对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工农子弟来说是相对公平的，工农子女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弱势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该研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这场“无声的革命”，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声的”社会政治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巩固了“有声的”革命的成果。“无声的革命”虽然平缓，但力量强大，影响深远。一流教育不仅决定学生个人的命运走向，而且基本决定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的构成与来源。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但没有因为他们家庭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为教育机制所激发，使他们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加强一流教育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阶层化。一流教育必然为优势家庭子女所垄断，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特定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习惯有可能打破简单的文化间、职业间的代际传递。中国制度的一个大特色即是部分打断了代际优势传递，使得一流人才和“革命”可以并存，即一流教育能够实现多样性的人才培养。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这种教育革命的成果。

《无声的革命》一文发表后，不仅引发了媒体的热议，而且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论争。应星与刘云杉联名发表了《“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①一文，质疑梁晨、李中清等提出的关于新中国1952-2002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完成了一场所谓“无声的革命”的观点。他们认为，工农子女上大学的比例在改革前与改革后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增减趋势，这不宜被简单地总结为“50年里的一场革命”。改革前的高等教育平等处在浓厚的阶级斗争氛围的笼罩下，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诸多地方有违于真正的教育平等精神；改革后被强化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不但不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反而是固化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

第一，对“无声的革命”的反思。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政府推行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和扩大基础教育规模的政策，的确导致了教育领域的“无声的革命”，带来了教育机会分配平等化水平的提高，虽然它同时也导致了教学质量——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下滑。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成本上升（学费猛涨），农民家庭的教育负担沉重，农村中小学学生大量辍学，从而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提高。近些年，政府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减免中小学学费、增加大学助学金和奖学金数额等举措，为重新启动教育领域的“无声的革命”、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是，从“80后”的教育经历来看，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没有明显改观。

第二，城乡教育差距明显。在“80后”中，城里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倍，城里人接受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7倍；此外，在小学教育普及和初中教育趋于普及的情况下，一些来自农村的“80后”没有接受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从小学升入初中、从初中到接受高级中等教育、从接受高级中等教育到升入大学等的层层关口（加上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辍学），有大批农民子女被淘汰。多数最终突破层层关口的农民子女进入的是二、三流大学，即使获得大学文凭，还面临着更难突破的关口——找到有发展前途和稳定保障的工作。

第三，教育路径选择出现阶层分化。家庭条件优越的子女有更多机会获得优质教育机会，在初中毕业后，他们更多选择进入普通高中，为高考做准备；更有可能进入比较好的大学获得高附加值的大学文凭，为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奠定基础。家庭条件一般及比一般略差的子女有较多机会考入二、三流大学，如果在初中阶段成绩太差而觉得考大学成功率较低，他们会选择中等职业教育，毕业后寻求技术工人岗位或低层白领工作。农民子女如果在初中阶段成绩太差，而考大学希望不大，只有部分人会选择中等职业教育，多数人则放弃升学机会，离开学校外出打工，或者停留在县城和乡镇无所事事。教育路径选择显示出明显的阶层分化。

第四，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有可能加剧。目前“80后”基本已完成学校教育过程，对“80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的分析，反映的是这代人面对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情况。在“80后”接受教育期间，民众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主要批评，针对的是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学录取机会的地区不平等。但近些年人们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感知要强烈得多，这是否表明“90后”“00后”遭遇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比“80后”更严重?

第五，教育改革虽有巨大成效但需要更加关注教育不平等问题。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取得诸多成就。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心是建立和完善一套制度体系——日益严格化的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等级分类系统。这一制度体系选拔和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同时带来了一些不平等的后果。严格的考试制度虽然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途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竞争的过程值得探究。拥有较多资源的优势群体会通过各种方式为其子女争取更多的教育机会，帮助其子女在激烈竞争中获得成功；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子女，则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更可能在层层考试选拔过程中被淘汰。如此竞争的结果很可能导致父辈中的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在子辈身上得以延续甚至强化，从而导致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结果。

（二）对教育机会不平等产生机制的深入探讨

李煜通过对1966—2003年中国城市子女教育获得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制度变迁、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进行了阐发。①他尝试提出一个关于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这三者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围绕以下核心问题展开：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怎样的作用，作用机制是什么，作用过程又是如何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迁的?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制度经历多次变革，从“**”激进的平均主义到恢复高考，再到遭遇市场化冲击；与此同时，社会结构也从计划经济下的平均化社会向多元化分层社会转变。这些变迁对教育机会获得有着怎样的影响?家庭背景的作用是如何演化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和机制如何随之而变化?未来发展的态势又会怎样?

李煜的研究区分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不同影响模式：文化再生产模式、资源转化模式、政策干预模式。

第二，资源转化模式。家庭将其社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在获取教育机会方面的优势，从而实现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家庭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是指父辈拥有的经济能力、权力特权和社会网络资源等。与家庭教育背景相比，它们是外在的、易变的，更容易受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机制在于优势阶层家庭利用其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势，在升学和择校的过程中减少竞争烈度，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竞争之外，甚至垄断教育机会。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直接”排斥和“隐性”排斥。“直接”排斥主要有两种机制——特权排斥和经济排斥，其具体的运作方式是机会垄断和“插队”。“隐性”排斥是指在进行升学决策时，因为弱势阶层对升学风险的承担能力差或对教育预期收益的评估低，其中一些人会过早地退出升学竞争。为了实现排斥，教育制度中需存有能实现资源转化的制度空间：基于特权和经济能力的机会垄断，靠教育制度提前为一部分人预留了位置；“插队”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教育体制不能把绩效原则贯彻始终；“隐性”排斥使教育体制不能保障所有适龄儿童都有参加竞争的公平机会。这些制度空间都或多或少地损害了绩效原则。而且，教育机会分配过程的排斥机制越盛行，这一过程就越背离绩效原则，家庭资源的转化就越有效，相应产生的教育不平等也就越严重。

第三，政策干预模式。这是指，通过否定或部分否定绩效原则，采取照顾弱势群体的制度设计，来达到削弱代际不平等传递的效果。例如，以分配名额的方式优先录取工农子弟；又如，“**”时期采取激进的教育政策，即取消考试，根据政治成分和表现推荐升学；等等。政策干预模式虽然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削弱家庭背景影响的效果，不过其代价是破坏了机会公平原则。这也会产生一种制度性的不平等，只不过其选择的方向与资源转化模式相反，有利于弱势阶层家庭。

资料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时期，社会整体上差异小，“政治挂帅”的教育政策客观上使教育机会平均化，极大地削弱了阶层的再生产之链，不过是以牺牲机会公平的绩效法则为代价的。“**”后，出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教育体制恢复了以高考为标志的绩效原则，使家庭教育背景成为这一时期教育不平等的决定因素，代际继承的特征是文化再生产模式发挥作用，教育不平等程度因之而提高。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分化加剧，阶层间社会经济差异扩大，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主要表现为在高等教育中管理阶层子女的优势迅速提升，以及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机制被侵蚀，这意味着不平等的模式逐渐向资源转化模式与文化再生产模式并存转变。

该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管理阶层子女的大学升学优势在1992年后迅速提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1992年后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原来在再分配体制下得益的管理阶层，继续在市场体制中得到利益。社会分化的结果是该阶层拥有权力以及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本，而且其在经济收入上也逐渐与其他阶层拉开差距。第二，市场化的发展使管理阶层的构成发生变化。体制外的企业经理、私营业主在管理阶层中的比例日增。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比体制内的干部更大。资源拥有相对优势的拉大，使得管理阶层成为资源转化竞争中的赢家。专业技术阶层和一般非体力阶层在经济优势上没有管理阶层那么突出，在权力和网络资源拥有上更是与后者相差甚远，这可能是他们在资源转化过程中没能进一步扩大升学优势的原因。这一发现表明，在代际教育不平等的模式上，管理阶层正逐渐将其在市场化过程中获得的资源优势转化成下一代的教育机会。如果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延续和扩展，那么我们可以预期，代际继承将进一步向资源转化模式转变，社会分层结构将因此日益以家庭的阶层归属为依据并固定化。显然，对教育体制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和更适当的政策干预已经刻不容缓。

刘精明的研究①关注为什么在教育机会不断扩大的今天对教育公平的呼声反而越来越高这一问题，力图揭示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发生变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教育扩展如何影响不平等的变化，并非“持续非持续、增强减弱”这样的表述可以完全捕捉的。大多数情况下，不平等的减弱、维持或增强，都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同时发生的。当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的研究主题的时候，需要更为深入地思考如下问题：当教育机会不平等面临某种平等化过程冲击的时候，哪种形式的教育不平等将会率先减弱，哪些教育不平等可能会坚韧地维持甚至增强?更进一步，为什么有些教育不平等会减弱，有些教育不平等则不容易发生变化?各种形式的教育不平等各自运作的基本机制与逻辑是什么?

家庭资源又可区分为内生性家庭资源与外依性家庭资源两种类型。内生性家庭资源是指一个家庭一经组成便自然固有的人口结构方式，以及内化于家庭成员之中的知性体系与情感体系。典型的内生性家庭资源包括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文化资本。家庭成员对儿童的影响首先以“人力”支持的形式存在。家庭文化资本通常内化于家庭成员的知性结构与情感结构之中，通过多种方式改变儿童的自主性与努力程度，促使儿童产生能力分化。由于家庭结构与家庭文化资本较少受到外界社会力量的干预，它们所产生的不平等效应一般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外依性家庭资源是就对外部社会的依赖而言的。外依性家庭资源的不平等作用根源于外部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一般而言，家庭资源依赖的社会制度环境越多，它们发生作用时所凭借的力量越大，所形成的不平等的强度也就越大；但也正因为这类教育不平等受家庭以外的社会制度环境影响较多，当外部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特别是当一种平等化过程促使某些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这类教育不平等的维持机制就更容易受到冲击，并率先表现出减弱的迹象。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更多地属于外依性家庭资源，它们对儿童教育机会的影响较为复杂：既可以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习自觉与能力分化，从而改变教育机会的分配；也可能更主要地通过理性选择与资源交换等方式而直接造成机会不平等；在严格的社会封闭体系中，还可能表现为以阶级地位为标准的机会垄断或机会排斥。

非家庭的先赋条件是指家庭出身之外的其他社会结构条件，如城乡、贫困地区非贫困地区，以及其他重要的制度性区隔等。非家庭的先赋条件对儿童教育机会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纯粹的结构效应，即因处于外部结构的某种位置，便自然地被授予附着在该位置上的资源与机会。这种纯粹的结构效应外在于家庭养育过程，通过位置授予或对他人的剥夺而产生机会不平等。当一个社会的内部面临大规模的社会平等化过程的冲击时，纯粹的结构效应所产生的不平等将可能率先减弱，然后依次是通过资源交换、资源利用与理性选择这些方式所产生的教育不平等减弱。最不容易发生变化的是因家庭养育环境不同而产生的教育不平等，如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结构因素等。

家庭教养方式的社会阶层分化近年来已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家庭教养方式作为阶层代际流动的一种微观机制，日益受到社会学研究中分层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家庭教养方式作为影响学生成长的首要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教育研究者的关注。

美国社会学家拉鲁在其成名作《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家庭阶级地位与教养方式的关系，认为，“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规律而系统地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成就”①。中产阶级家庭多采用“协作培养”（certedculti-vation，翻译为“协力培养”应更确切）方式，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则大多采用“自然成长”（aentrowth）方式。“协作培养”方式强调让孩子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在家庭中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和说理能力，并对孩子的学校教育主动进行干预；与此相对，“自然成长”方式则是一种较为松弛的儿童教养形式：孩子经常与亲友家的小孩约在一起打发时间，父母给孩子下达清楚的指令并且不留多少商议余地，在家庭以外的组织机构里，孩子被父母给予更多的自主权来管理自己的事情。②在拉鲁看来，教养方式从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流露，是一种惯习。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身体化的一种途径，是指父母向孩子传递与学校或社会相适应的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它隐蔽于日常生活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孩子。教养方式在代际流动中构筑了一道无形的墙，促进优势家庭的优势传递，增强代际再生产，进而稳定阶层壁垒。③这也进一步引起了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洪岩璧等人④通过对2009年一项关于全国城市地区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子辈教育方面，中产阶层父母在资本投入上有显著优势，但在家庭教养态度惯习上却和经济困难父母无甚差别。他们由此认为，当前中国的阶层差异仍主要表现为对资本占有的差异，中产阶层并未在阶层惯习上显著区别于经济困难阶层。所谓的阶层固化也主要是经济资本构筑的壁垒而已，不同阶层尚未在内在性情上呈现显著区隔。但他们在关于家庭教养态度惯习这一方面的调查，只对主观层面的教养理念有简单涉及，而没有关注到其中可能存在的观念及具体行动方面的深层差别，因而其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

另外一种较有影响的对家庭教养方式类型的划分主要源于发展心理学家的努力，他们通常将家庭教养方式划分为四种类型：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和忽视型。黄超的研究①发现，当前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以沟通较少的专制型和忽视型为主，二者占比接近75%，而沟通充分的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仅占25%。并且，家庭教养方式的选择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倾向于选择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方式，而非专制型或忽视型教养方式。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与子女存在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家长对子女日常能力（非认知能力）的培养。田丰的研究②指出，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在逐步向权威型转变。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父母的教养方式逐渐从管教式向儿童发展心理学所推崇的“以孩子为中心”的方向转变，强调早期教育、情感沟通和兴趣培养。亲子互动方式也趋于民主，父母更重视与子女的理性沟通，更少地使用指令性词语，这使亲子关系更加密切。亲子关系的这种变迁在不同阶层间的速率不同，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的阶层差异逐渐显现。钟瑜婷的研究①发现，中产阶层内部的教养方式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新中产阶层父母比老中产阶层父母在养育观上更注重培养子女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