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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维也纳学派的重新理解（第2页）

维也纳小组成员费格尔曾指出，石里克是继马赫、奥斯特瓦尔德、彭加勒和罗素之后“在20世纪实践了在现代科学哲学（逻辑学、方法论）意义上重新解释自然科学学科的博学的、具有独创性和独立见解的一流思想家”。①他最早理解并阐释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并得到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但他的科学研究兴趣并不在对具体科学的解释，而总是试图用科学研究的方式去处理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意义和道德问题。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显然就不是自然科学的，而是哲学的。这种讨论方式的运用也正是基于石里克对哲学性质的一种基本理解：“哲学不是在各门单个学科之外或之上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毋宁说，哲学的要素存在于一切科学之中；哲学是它们的真正灵魂，而且只有借助于哲学它们才成为科学。”②听上去，这种哲学观非常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但事实上，石里克在到维也纳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想法，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不过是为他的思想表达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方式。

最能体现石里克科学—哲学思想的是他的代表作《普通认识论》。这本书最初出版于1918年，并于1925年再版。学界普遍认为，该书中表达的关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思想、关于区分知识与经验的思想、关于概念与命题符号结构性质的观点以及关于真理与意义符合论的思想等，在时间上都先于石里克接受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但不幸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在维也纳小组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认同，而石里克谦逊的品格又使得他本人的思想一再遭到忽略和埋没。随着《普通认识论》英译本于1985年出版，石里克的思想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英译者费格尔和布隆贝格在英译者绪言中清晰地概括了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揭示了石里克思想的真实情况。最后，他们说：“虽然他的许多学生和后继者在对认识论问题的逻辑分析方面达到了更高程度的精确性和适当性，但石里克对于哲学问题中的本质的东西具有超凡的意识。从他的‘奥林匹斯山峰’的观点看，如今在认识论方面出版的许多东西很可能显得是无益的辩白。”①这或许为他的思想找到了很好的历史位置，但我更希望从当代哲学的线索中找到石里克的思想定位。

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哲学已经并仍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变革，这就是哲学的工作已经被分解到各门具体科学之中，而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正在不断对哲学的地位提出比以往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何更好地认识哲学的性质，恰好变成了哲学家们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应当说，石里克正是这个变革的真正先驱。他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所发出的声音，至今依然是我们的哲学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哲学寓于一切科学之中；而且，我相信，只有在各门科学这个故土中探求哲学才是通向哲学的唯一道路。”②

四、意义的证实：实证主义的乌托邦

意义证实原则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观点之一，也是招致最多批评的一个观点。主要的批评有两点：一是认为这个原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形而上学假设，二是认为这个原则会导致真正有意义问题的丧失。然而，如果仔细考察这个原则，我们会发现，事实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首先，意义证实原则不过是维也纳学派为了证明逻辑命题的恒真性而提出的一个假设：所有符合逻辑要求的命题才是因形式为真，这正是逻辑命题的基本性质，因而这里并不存在对意义证实原则本身的证实问题。我们有据为证。卡尔纳普说过：“（有意义的）陈述分为下列几类：

第一类，有一些陈述，其真实只是由于它们的形式；……第二类是这些陈述的否定（矛盾）。它们自相矛盾，因而根据其自身的形式便是假的。关于其他陈述，其真假的判定在于记录句子。因此它们是（真的或假的）经验陈述，属于经验科学的范围。”①石里克说过：“可证实性是意义的充足而必要的条件，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是按照那些给句子中语词下定义的规则构造句子时创造出来的。”②艾耶尔说过：“可证实性原则要求一个字面上有意义的陈述，如果它不是分析的陈述，则必须是在前述的意义上，或者是直接可证实的，或者是间接可证实的。”③所有这些说法都表明，意义证实原则不过是用于证明逻辑命题因形式为真，而与其他一切经验证实活动无关。由于这个原则仅仅是为了表明有意义的命题应当为逻辑命题，因此，也就不存在对这个原则本身的证明问题，因为它本身既不是逻辑命题，也不是经验命题，因而不需要对它进行是否有意义的断定。

其次，意义证实原则中所谓的“意义”既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具有价值性质的意义，如人生意义或世界的意义等，也不是我们在语言使用中所谈到的具有蕴含意味的意义，而仅仅是命题具有形式含义的意义。维也纳小组成员克拉夫特（V。Kraft）就明确指出：“通过规定描述指号和逻辑指号的意义，并且根据形成规则把组合调整成为语句，人们就完全确定了指号组合即语句的意义。该意义就在于该组合按照指号的给定的意义和给定的形成规则所标示的东西。换句话说，意义就只是由词汇和语言的（逻辑的!）语法来确定的。”①这就清楚地表明，这里的“意义”的确是指语词和句子的构成规则，而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各种意义无关。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意义证实原则批评为排除了对其他各种意义问题的探究。

虽然人们通常对意义证实原则多有误解，各种批评意见也并未完全击中要害，但这个原则本身的确存在自身的问题。其主要问题不是在于如何理解意义概念或证实的可能性概念，而在于它试图用证实的方法确立有意义命题的整个实证主义纲领。这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乌托邦。

之所以称其为“乌托邦”，是因为这个纲领完全是哲学家们的一个理想。说它是一个理想，我有两个理由。其一，实证主义所追求的是为科学知识确立恰当的地位，试图通过判定何谓知识而为科学的思想划定界限。然而，这从根本上就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其二，当代哲学的发展已经表明，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至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挑战，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不断扩展哲学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在遭受各门具体科学的侵蚀和盘剥。事实上，实证主义哲学在当今哲学中（在一定程度上）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

追问知识的基础，这始终是实证主义哲学家们的一个理想。在不同时期的实证主义者那里，这个基础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从密尔时代的思维规律到马赫的物理实验，直到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形式。但无论以何种为基础，他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把知识看作单一的科学认识形式，把“可以验证为真的信念”这个定义奉为知识的圭臬。这种做法显然忽略了知识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抹杀了知识形态的差异性。因而，试图以科学知识作为一切知识的唯一标准并以此为科学的思想划界，这显然（至少部分）不符合知识内容和形态存在的实际情况。退一步说，量子力学和神经科学已经证明，科学知识也并非如人们以往认为的那样可以得到清楚的证实。

在当代哲学中，实证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这些质疑和挑战不仅来自欧洲大陆现象学的哲学传统，而且来自实证主义哲学自身阵营。蒯因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批判，表面上是对经验主义哲学的批判，但实际上针对的就是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哲学。在蒯因看来，分析与综合的严格区分就是为了确保分析性命题的真理性，而这恰好是维也纳学派实证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有趣的是，石里克在后期论述中曾多次表示，对于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他更愿意使用“逻辑经验主义”这个名称，而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这或许表明“实证主义”在他心目中不能完全代表维也纳学派的思想。

当然，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在当今的西方哲学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仍然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哲学家们不会因为科学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复杂多变而放弃对思想表达形式的考察，也不会由于貌似深刻、晦涩且华丽的辞藻而停止对其真实意义的追问。哲学家们的工作，正是在这种考察和追问中，为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理解，提供一种更加清晰的解释方式，而这也正是实证主义所能提供的方式。

五、知识之锚与纽拉特之船

数月前，好友黄敏教授送来他的新作《知识之锚：从语境原则到语境主义知识论》，嘱我一评。知识论属于当代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哲学家们对知识的讨论本身就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黄敏教授试图通过对语境原则的重新构造，推出语境主义知识论的先验论证，由此说明一切知识论的前提都以心灵与实在之间的关系图景为基础，这也确定了知识论讨论必定关乎理性，而理性又内嵌于实践，因此，知识论只能以基于实践的语境主义为其思想之锚。我对书中的许多观点并无异议，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作者对纽拉特之船的解释。

“纽拉特之船”是维也纳小组成员纽拉特提出的一个比喻。他把我们的知识整体比作一只大船，我们必须像水手一样在大海上翻修这只船，而无须在干船坞上拆卸并用最好的部件修复它。纽拉特由此表明，一切知识都是以历史为条件的，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可以接受足够多的知识陈述，我们就可以坚持这样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任何片段都可以得到替换，以便保持整个知识体系的运行。根据这种说法，不存在任何可以被看作知识基础的东西。蒯因对此极为赞赏。他在《同一性、实指和实在化》一文中指出：“诺伊拉特（即纽拉特——笔者注）把哲学家的任务恰当地比作水手的任务：他必须在海上翻修自己的船只。”他由此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改进我们的概念系统、我们的哲学，同时又继续依赖它，作为支柱；但我们不可能使自己与它分开，把它与一个未经概念化的实在进行客观比较。”①蒯因借助于“纽拉特之船”是要说明，确立概念系统的实用标准是语言、科学和哲学的最高任务。

但在理解“纽拉特之船”的比喻时，我们似乎容易犯这样一个错误：我们误以为这个比喻是要说明知识论讨论不需要任何哲学的基础，因此才会得出反基础主义的错误结论。然而，事实上，纽拉特的比喻并非针对知识论上的基础主义，而是要反对以斯宾格勒（O。A。G。Spengler）为代表的一种关于世界观的看法。斯宾格勒在他著名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认为正是这种世界观的丧失使得西方世界面临没落的危险。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斯宾格勒试图用这样的世界观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变。有趣的是，这种世界观据称对当代西方两位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在提到斯宾格勒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综观”的理解，这也被看作他解释“哲学语法”概念的重要方式。他在《哲学研究》中写道：“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PI，§122）

而纽拉特却在他的《反斯宾格勒》一文中提出这个船只比喻，他是要借此说明，并不存在这样的世界观，一切基于完美观点的行动都不过是伸向襁褓的黑手，而试图包罗万象的世界观也就是试图预期那些不可预测的结果。最终，我们的一切思考都基于这种不完满性，但我们又必须带着这种不确定性前行。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纽拉特用了船只比喻，说明人类的命运（包括人类知识本身）如同在不确定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我们无法靠岸（得到确定性），所以只能在海上修补自己的船只（比如，以新的知识替换旧的知识）。①显然，“纽拉特之船”的比喻并非针对卡尔纳普的基础主义。

而且，蒯因在借用“纽拉特之船”的比喻时也不是为了反对基础主义，而是反对把我们的概念与概念之外的非概念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作为评价概念系统基本变化的唯一标准。他明确地说：“我认为，要问一种概念系统作为实在的镜子的绝对正确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评价概念系统的基本变化的标准必须是一个实用的标准，而不是与实在相符合的实在论标准。”①蒯因认为，作为抽象物的概念与我们用语词去实指的具体对象具有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地位。我们无法把概念看作是对非概念的实在的客观反映，否则我们就必须首先具备已然被强加于实在的某种概念了。这必然导致论证上的恶性循环。同时，我们又不会接受一种宿命论的结论，即认为我们生来就受制于我们成长于其中的概念系统。如此这样，我们就只能接受一种改良的策略，我们能够一点点地、一条条地改变这个系统，但又无法完全脱离这个系统而求助于之外的某个东西。这正是“纽拉特之船”的寓意所在。

然而，我们通常却错误地把这个比喻理解成纽拉特以及蒯因对基础主义知识论的批评，由此得出了类似反基础主义知识论的结论。当然，如果我们追问知识的基础问题，或许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种是以否定的方式取消知识基础问题，试图用实用主义取而代之；另一种是给出不同于传统知识论的替换方案，或如黄敏教授所提出的语境主义知识论，或如以盖提尔为代表的怀疑主义知识论。前一种路径显然正是蒯因所采用的，但更多的哲学家选择了第二种路径，虽然他们给出了各种不同的替换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先验论证似乎被看作一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怀疑主义的有效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辩护首先是一种语义学意义的先验阐明，即通过对知识命题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结构作用来对知识命题的有效性给出辩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从康德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发展线索，也就是为知识论的构成方式寻找一条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