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江南的乡镇管治（第1页）

江南的乡镇管治

除了佛山之外，我还看过珠江三角洲的其他例子。但是，由于有些批评指出从华南地区概括出来的例子应在其他地区得到验证，我也在长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寻找过例子，并且在浙江湖州乌青、南浔和濮院三个镇找到确证。这个地区位处太湖边，以产丝和稻米著名，从南宋至清有可观的经济发展。[15]尽管这些长江三角洲的例子与很多华南乡镇比较起来历史较长，我仍然认为它们的地方组织在明清两代的发展与华南十分相似。

（一）乌青

乌青最初是两个镇，乌墩和青墩。明初以前的几百年，这里的聚居地是几个佛寺的所在。密印寺和普静寺据称都是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创建。密印寺是昭明太子（501—531）读书的地方，他的老师沈约的父亲就葬在普静寺后某个地方。[16]故事未得证实。沈氏似乎是宋代以前已在那里定居，而且可能声称与沈约有关系。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两个地方神龛曾经重建，一个的名字颇为怪异，叫索度祠，位于青墩那一边，另一个则是乌将军庙，在乌墩那边；两个龛在当地都叫作“土地”。[17]1209年纪念减税碑石上的一些名字，也出现在1211年纪念重建索度祠的碑石上，显示索度祠至少是地方组织的一个中心。[18]乌将军庙在较早前的1187年重建。[19]普静寺曾在明初修葺，而密印寺则没有，但两个神龛似乎完好无缺。

我不肯定神龛由谁管理，我怀疑是像在佛山那样，由没有士人头衔的人来做。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情况：例如乌氏，据说是一个富裕的丝绸商大宗族，其中没有一人有功名。[20]但乌青却有登第的记录，始于1420年陈序考中举人，而其子陈观也在1492年中举。1524年最早的地方志，其编纂者就是陈观。[21]另一个镇里的学者施儒，1540年呈请把镇升格为县。[22]地方志的施儒传记里有一条按语，是对乡镇住宅的意识一个有趣的观察：“按人物例不及村落，而儒疏请设官，为功于镇甚巨，特附识之。”[23]1541年起委派了通判，但官署在1557年的起义中被毁。到1601年李乐（一位很高级的官员）编修地方志时，士人传统已经形成了。[24]

我们对于乌青镇的管理所知的并不很多。那里的有钱人必定不少，但从地方志里并不清楚他们是否都有官衔。地方志里也没有举出多少士人参与地方事务的例子。我们不了解军事组织，尽管我们知道16世纪的骚乱。我们有一个关于家仆在蚕丝收成的季节到乡间去收债，惹上了官非的故事，但我们在其中没有看到士人的介入。[25]有两件事情的确和登第士人有关。大概在1580年，一个士人为盐贩出头，取得许可让他们得以免却处理盐配给的负担，而这种许可不是特别为乡镇而设的。[26]另一个例子，在1588年饥荒期间，文士有份向镇里全部九个押店募捐。[27]顺治初年，这个镇受到犯罪组织控制，人民朝夕受掳掠、拷打、勒索。[28]乌青尽管富裕，而且曾呈请成为县治，但它并不是一个士人力量特别强大的镇。[29]

（二）濮院

濮院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而其起源也与朝廷的封赏有关。濮院主要的道观看来是元代的建筑，而佛寺福善寺的大殿则是由元代一个叫濮鉴的人出资兴建，他的名字镌刻在一条横梁上。明初，福善寺是一个在濮氏名义之下的登记户口，须按通常的里甲制服力役，[30]但在一块碑石上有1601年豁免力役的记载。[31]具体的起源没有提及，这让我想到这寺庙可能是宋代濮氏持有土地的一种手段，而在元代和明初成为宗教上的三不管地带。1675年编修的地方志，含有明代族谱的材料（下文续有谈及），其中提到该寺分为7房。地方志给人的印象是，创建人有相当高的士人地位。

玄明观是濮鉴的儿子濮也先不花所建。地方志发现这个蒙古名字颇为别扭，便解释说采用这样的名字很常见——嘉兴县令叫张也先不花，华亭县知县叫郭也先不花。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志的编修者可能认为这是必须提及的一个事实，因为也先不花这个蒙古名字也书在道观的横梁上，让所有人看见。[32]濮鉴据称曾在饥荒时期捐粮，并获授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举之衔。结果，在付过一两白银之后，他获准开设“四大牙行”，负责在当时所称的永乐市场上收集丝织品。[33]他被供奉于湖州府治乌程县的天宁寺，他的儿子濮也先不花在元代仍然为官，任两淮盐运使。玄明观的主神就是元明两代广为流行的真武大帝，真武又名玄武，道观因而得名。玄明观可能是一个市集的中心。1773年这里成立了厘会，向所有丝织品收费。[34]

明代建立的祭祖制度就是永安堂，其时家庙式的祠堂在珠江三角洲如雨后春笋。这种建筑物的宗教性质有点神秘，而我们不想否定它在其发源地可能相当不同于我在珠江三角洲惯见的地域神祇。永安堂也曾称为“镇火庵”，地方志将之与“镇水庵”并举。永安堂建在元代祖先濮鉴旧宅的所在地，成了濮氏三朝（大概是宋元明三朝）诸祖祖先牌位的安置所。这里每年举行春秋二祭，但镇里的其他人对濮氏的庙宇权利有争议，只是到了1637年在有利于濮氏的情况下才得到解决。[35]永安堂作为濮氏祠堂和乡镇庙宇的双重性质，为明清两代乡镇管治的争议提供了一条基本线索，应予仔细研究。

部分线索也许可以在宗族建筑的历史中找到。濮氏是元末明初的富裕家族，但这个时期要称他们为宗族，我却不免有点犹疑。他们给了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十万两银子，好让濮院免遭**。1371年，他们以濮守清一家三口——夫妇二人与一名五岁儿子——的名义在里甲之中登记。[36]他们遇过两次祸患。一次是元末明初（14世纪），其时湖州以至长江下游其他地方的富户，均受到张士诚和朱元璋打仗的影响，张打败后，他们被迫迁往他方。另一次则是永乐初年（约1400年）方孝孺族诛，一些富户也遭到牵连。[37]历史记录在这里出现了一片空白。[38]由一位濮氏族人所编纂的地方志，载有大量关于编纂人一脉的谱系材料，然而基本上并没有根据族谱记录追溯到十八世的濮侣庄以前。濮侣庄据指是主要负责在1637年兴建永安堂的人。[39]尽管兴建祠堂，继而编纂族谱，显示编纂者有意把宗族建立起来，但他也只能举出这一脉与濮也先不花之间一种牵强的关系。

也应该指出的是，永安堂位于镇里与两个庵的所在地相当不同的另一处地方。倘若把这些不同建筑的地点与宗族历史一起考虑，那么，不但地点不同，而且也是由不同的群体开展的。濮院濮氏以外的其他人，在他们不同版本的地方志中，承认他们在濮氏之后先后来到濮院：“前有贝刘燕朱，后有杨冯施乐。”[40]实际上，不同版本的地方志集中于镇里不同姓氏的历史。1675年的地方志完全集中在濮氏。1774年和1787年的版本包括了以朱氏和杨氏为主的几个其他姓氏的业绩。这两姓至明中叶以功名自矜，而濮氏却一点功名也没有。[41]杨氏在永乐年间出了一个县令、一个举人，成化时（1487年）出了一个进士。[42]

尽管朱氏被指是后来者，但有迹象显示朱氏也和濮氏一样，是元代的重要地方群体。朱氏一位先人负责沿岸漕运，并于1310年获授地十万亩。他的漕运工作由儿子继承，然而朱氏在明初把他们的土地登记并迁往边疆地带。朱氏子孙仓皇离去，只剩下一支。朱氏在16世纪时似乎也像濮氏一样，遭到政府迫害，[43]但也同样否极泰来。例如，朱氏在清代建了一座祠堂，名为世宦祠，纪念曾在朝任官的族人。[44]

但是，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以免产生过分简单的理解。永安堂的争执1637年交由县令审理，地方志内有判决的记录。县令发现，堂内各个名称的匾额之中，“镇火庵”那一个所署日期为元代，后来的名称如“永安堂”的匾额，所署日期则为明代。他也注意到，该堂一直由濮氏宗子管理，并且为此缴纳过地税。争执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庵内受“异姓”和“有大力者”支持的僧人，要控制此庵，甚至把名称改掉，称为“天一庵”。

县令判濮氏胜诉，而濮氏一家尊重裁决，但仍保留着天一庵的名称，并在“天一庵”的匾额上展示了不少于二百个族人的名字。[45]在两个名字之下，加上了这样的小字：“尚仍朱姓”和“尚仍周姓”。这些按语，到了现在成了理解宗族史的关键；把这些文字镌刻在碑上，展示在堂中，也就好比把有些濮氏中人当时另有他姓的情况公之于众。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其时在镇里名声日著，而把改姓的事这样公开展示出来，意味着对他们的告发，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至于这些人有没有真的改换了姓氏，却无从由这些记录中得知。

改姓的确实理由现在只能凭推断。姓氏的丧失很容易便与沦为奴婢联系起来，例如立下卖身契的奴婢。恢复姓氏于是也就意味着地位的完全恢复。因此，濮氏在他们胜诉后，发现他们的姓氏为他姓中人所用，所以又重声称他们是镇里最强大的群体。

至清代，多姓氏的结合看来已经占了主导，而在1787年的地方志中，永安堂似乎已不再是镇里的一个制度。地方志就多姓氏结合宣称：

按：宗祠之立，所系最钜，而吾里独寥寥，则宗谱不讲之故。大约有谱之家，十之一二；而有祠之家，千百之一二。非有力者不能办，且无以善其后也。姑述所见闻以为劝，祠法当自谱法始矣。[46]

世系的纷争在这段文字中显而易见。濮氏以外的姓氏已经上升成为镇的领袖，而他们也记下了他们所声称的在镇里的悠久历史。

（三）南浔

南浔的起源记录在一块宋代的碑上，而这块碑成为19世纪地方志撰人的争议点。碑上所署日期是宋德祐元年（1276年），记录了安吉州（后来的湖州）一个地方官向皇帝呈请御赐牌匾，以表扬一个叫朱仁福的人，此人在1120年方腊起义之时因守卫南浔而殉身。碑文出自三人之手，包括两个是姓朱的，一个是太学生，另一个是守祠生。三人之首大概是一位“长辈”，是“七巷社民”。[47]

根据记录在朱氏家族文件中的这篇碑文，朱仁福在1120年死后，获御赐“南林侯中书”之衔，其子孙亦获准在南浔某地为他安坟。他的长孙是淳祐（1241—1252）进士，次孙是举人，二人一起为他建了一座祠。1269年，这座祠进行修建，以便靠近他们父母亦即朱仁福之子和媳妇之墓。就在此时，地方官员发出了一纸盖印文书，于是墓和祠便可以由他们的后代来负责维修，代代相承。1276年新帝登基之时，便向皇帝呈请御赐牌匾。此项呈请的理由是朱仁福“查原文”皇帝在谕旨中称朱仁福为“土地神”，而庙宇则称为朱土地祠。[48]

其他的家族记录却与碑文有异。一个文件指朱仁福的长孙和次孙（文中称“子”），分别死于1260年和1267年，而祠堂则在1269年由第三个孙儿重建，第四个孙儿当上了僧人，以便在祖坟祭祀。两人在墓旁有一陋房，里面供奉着祠像，而他们也分得留给他们的土地，以及赋役。[49]

朱仁福的历史需要一些谨慎的阐释，然而，也应首先看看嘉应寺，那显然是明代南浔的一个社群中心。嘉应寺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传说与朱仁福的传说之间，在结构上有所类似。类似的程度使我认为那是一种复制，用以降低宗族关系的重要性，并让嘉应寺的历史被接受成为一个多姓氏社群开基创业的传说。

嘉应寺的历史也像朱土地祠的神龛一样，记录在寺内的一块碑上。碑上记录了宋帝的一道谕旨，乃是回复同一个地方官员的呈请的，这个官员得到一位名字十分相似的父老支持（碑上作华元吉，而朱土地祠的神龛作华元升）。在这个故事里，崔公和李公两个神祇曾在方腊起义期间协助地方。他们带领乡丁保卫地方，并在饥荒之时捐出粮食。因此，“七社”的人在市内建庙，按照他们的样子给他们塑像，并安立衣冠冢。他们也求雨，或在疾病流行时祈求解救，而所求都一一应验。两位神祇在各个时期均曾大显神威：1215年的蝗灾、1240年由旱灾所致的饥荒、1254年盐枭的袭击，以及1261年饥荒灾民的涌至。官员在新帝登基时奏请御赐匾额给嘉应寺，结果准奏。[50]

这些故事得力于创作的想象甚大。据称，宋高宗1128年“泥马渡康王”逃出金人势力范围的传说，即来自嘉应寺。[51]但所有的地方志都指高宗到杭州的途中经过南浔之说荒谬不经，不过种种迹象显示这些故事流布颇广。我们只能假定，这种关系之所以形成，是由于故老相传帮助高宗的神祇姓崔——例如在种种神仙传记中所见的，而把他说成一定就是嘉应寺里那位同姓的神祇，只能是想象力所发挥的作用。[52]尽管从这个与地方情境有关的故事中难以获得什么结论，但仍可以得出这样的观察，即皇帝在乡村的情境中出现，可能是地方社会吸纳全国性的官僚传统的一个反映。[53]另一个故事说，两位神祇原是徽州人。一位地方志撰人可能是对的，他指这只不过是徽州商人的吹嘘，给嘉应寺提供祭品的土地显然是他们所有的。[54]

地方志的撰者无疑注意到朝廷两道颁令之间的相似，而其中之一，或全部二者都是假的。皇帝在同一年因应同一个官员就同类事情的呈请，给两间不同寺庙赐予匾额，不大可能。他们的结论是，朱土地祠的匾额是假的。他们指出，日期全错了，孙儿在120年后仍活着而且在考进士，而在朱仁福死后150年还在修葺庙宇。另一个撰者亦指，把先人等同于土地神是荒谬的。[55]

不过，这些怀疑所引起的问题却是，如果朱土地祠的碑是赝品，那么这就是一个一无是处金玉其外的赝品。朱氏在南浔赫赫有名，是著名作家朱国祯的家族。倘若那是赝品，问题便在于，在那道谕旨里把那间庙宇称为土地庙有什么好处？因为到了晚明时期，众所周知土地神与祖先不属同一等级。更为重要的是，把一位神祇接纳为地方社群的保护神，而县令由此而上奏皇帝承认，在宋代是常见的做法。儿子负责打理父母坟墓旁边的祠堂，并且与一位父老在地方呈请者的署名中领衔，看来都符合明初而非宋代的做法。父老姓华，其家族在元代与地方政府有关，并且曾在元明改朝换代期间保乡卫家。其后，华氏族人可能被收编进卫所，并调往北京，但有关的描述并不清楚。凡此皆显示这篇文章可能是假扮宋代的，而作于明代初年则较为可信。

南浔除了朱氏和华氏之外，其他姓氏之中董氏尤其有财有势。1541年，董份考获第一名进士，董氏名声渐显。他曾屡任高官，但终于在1565年辞职。他返回家乡，并专注建立宗族。他有钱，据说曾经从苏州运来一块五十尺高的巨石装点他的花园。[56]他不但在南浔，而且在邻近地区也取得土地。他的儿子和孙儿都是进士。佐伯有一概括了他家族的地位：董氏在这个时期获得大量的土地，婢仆众多，而且董份本人与湖州知府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终于引发了1593年民众对董氏的一场抗议。结果，董氏可能失去了半数财产，而一些婢仆也可能坐了牢。[57]

朱氏的历史不同。董氏在明初还是相当贫穷的时候，据朱国祯说朱氏自宋以来一直当官。然而，在1589年朱国祯考到功名以前，我们不大听闻到朱氏的家史。朱国祯1613年修葺过祇园寺，1618年修葺过报国寺，两间都是镇里最重要的寺庙。这些工作显示在晚明董氏沉寂以后朱氏地位突出。[58]

要弄清楚两块碑是什么时候立的不大可能。两块碑所隐含着的要点，就是朱氏声称朝廷认可的一位土地神是他们的先人，而支持嘉应寺的人无不声称朝廷认可两个姓氏，而他们并不是显赫的家族。如果说这个故事是朱氏在晚明时候杜撰出来的，那也不大可能，因为声称自己的先人是土地神，与当时的正统背道而驰。如果这种说法出现的时间较早，那么那可能是在朱氏获得突出地位的时候。这有两种可能。他们可能是在董氏名重南浔之时这样说的，也可能是在更早之前说的。我想两者都有可能，都显示朱氏说是针对镇里其他社群的利益而发的。可能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这个镇认识到自己的多姓氏特性而觉得朝廷只认可其中一姓不可接受。嘉应寺是一个服膺大多数利益的解决办法，而其背后也许就是影响力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