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宋明之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祠堂（第1页）

宋明之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祠堂”

探讨嘉靖礼制改革对地方上的影响，需要先从宋末开始了解祭祖的概况。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泛开发主要在明代以后，比中国很多地方都晚，所以，珠江三角洲的居住点保持了比较典型的明代社区发展的特征。虽然早在宋代，朱熹的《家礼》已经在广州刊行，[8]但普及的时代，相信必比这个时候迟，弘治八年（1495）任广东右布政使的林同还需要“劝民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9]珠江三角洲的居民点，没有一处在明代以前兴建祠堂或家庙。即使离珠江三角洲较远的地方，例如粤北，开发虽比三角洲早，但好几处自认在明以前有宗族发展的地方，不论根据传说还是文献，都没有建祠堂或家庙的记录。曲江纪念唐张九龄的风度楼（始建年份不详，嘉靖十九年〔1540〕重修）和宋余靖的风采楼（弘治十年〔1497〕建），纪念被珠江三角洲麦姓奉为始祖的麦铁杖的铁杖楼（明成化十四年〔1478〕建），都并非祠堂或家庙。甚至到清初，曲江人廖燕还说：“韶俗家不立祠堂。”[10]

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文献上有比较详细记载的早期建祠事例是祭祀南宋广东著名学者崔与之的祠堂。崔与之卒于南宋嘉熙三年（1239），他任四川制置使时，“以攻为守，威功甚著，朝廷赖之”。嘉定十四年（1221）曾被封开国子加食邑。[11]他还在世时，在四川和广东已有建生祠之议。嘉定十七年（1224），他刚离开四川的时候，四川人提议为他建生祠，朝廷不允。在广东，端平二年（1235），“广人奉菊坡像生祠之，先生拒之峻，不能止也。”他去世后，淳祐元年（1241），主张在广东建生祠的人，为他建祠于南海蒲涧，李昴英为文记其事：“菊坡祠二，在蜀仙游阁……在南海蒲涧。”[12]到淳祐四年（1244），广东经略方大琮“祠公与张文献九龄于学，号为二献”。[13]咸淳九年（1273），广东经略刘应龙又为他建祠于广州城高桂坊。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嘉熙二年五月（1238）宋理宗“诏崔与之提举洞宵宫，与之未尝造朝，帝尝虚位代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14]所以在宋朝的时候，崔与之的祠祭一直都是和地方、朝廷两方面的拥戴有很密切的关系的，祭祀他的“祠”并非一所家族建立的祠堂。

到了明代，崔与之的祠堂渐渐变成一所家族祭祀为主的祠堂，这一转变的过程，我们需结合政治上和礼仪上的变化来了解。

最早有关崔氏子孙把崔与之作为祖先拜祭的祭祀仪式的记录，是元大德八年（1304）的祠祭祝文。原文如下：

维大德八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巳酉朔越二十有一日己巳，嗣孙崔继祖等昭告于宋丞相少师崔清献公。呜呼！公之事业在边陲，言行在天下，勋名在奉常，在太史。蜀人爱之，祠于仙游，广人爱之，祠于蒲涧。至于毓灵所降，宦辙所之，莫不庙。奕然貌俨然，盖举天下祠之也。继祖，等藐是诸孤，遭家多难，幸逢圣世，通祀先贤。宪府清明，俾仍旧贯，爰修故第，塑像妥灵，涓吉荐觞，用伸虔告，尚飨。[15]

除了这篇祝文外，当日举行的仪式，还留下两段很重要的在祭礼时用过的文献。

一篇是《常祭祝文》，全文如下：

常祭祝文（路学儒官姓名）

惟公岭海，间生庙堂，伟器清节，高风流芳。百世既祠学宫，复祠故第，兹以仲春秋揭虔与祭，尚飨。[16]

另一篇是《祠堂诗序》，为“前（即南宋）进士”何成子作。因篇幅所限，不便全引。其中二句把崔与之与唐张九龄并列，道出了当时人的心态：“唐之中否，天生文献，将以扶之不能也；宋之将微，天生清献，亦将以扶之，又不能也。”[17]

大德八年（1304）崔与之祠祀与南宋最后一代儒学之士有关。在《常祭祝文》中有“路学儒官姓名”一语值得注意。在元大德《南海志》中，“路学”指元朝广州路的学校。“儒官”，似乎不是指元朝的官吏，而是元代儒户的代表。宋蒋之奇《广州州学记》，记元祐元年（1086）建广州儒学事言：“释老二氏，尚能尊师，岂伊吾儒，曾是弗为。”[18]可见，在宋代，儒是和佛道对立的概念，是学术宗派的分野。广州儒学的建立，始于北宋庆历中，在学校建立之前，广州已有夫子庙，广州儒学的传统，不会比建孔庙早多少。两百多年后，据元《大德南海志》载，“至元丙子，天兵下广，重屯于学，毁拆殆尽，所存唯一大成殿，学士寻亦解散”。至延祐六年（1319），广州的儒学才重建。[19]从元初到延祐年间，广州的儒官，基本上是宋朝后得到功名的家族。所以元《大德南海志》中收录的宋代的《旧志进士题名》很重要。这个题名录记录了宋代一直到咸淳十年（1274）的广州路的进士，而前引《祠堂诗序》的作者何成子，就是南宋最后一科的进士。所以，如《奉祠祝文》所记，大德八年，“幸，降圣世，通祀先贤”，逢这个机会，广州路的儒户借祭祀崔与之表达了他们和新王朝的妥协。[20]序文特别强调，虽然宋代的皇帝十数次发出御旨诏崔与之上朝，他“熟知进退存亡得丧之节，尚以曲江张九龄之出为戒”。崔与之之“贤”，在于能存其节，这里把元代儒士不能做官的处境，说得相当贴切。

很明显，这次祭崔与之，与后来的家族祭祀完全是两回事。祝文很清楚表明，当时的祭祀仪式，供奉的是崔与之的塑像。祭祀的地点，肯定是在他的“故第”里，基本上还是宋代的礼仪。大德八年，他的嗣孙在他的塑像前念祝文献祭，随后是当时广州路儒官（相当于士）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年，官府也恢复了其他祭祀。元大德《南海志》载：“大德八年，总管府奉上司行下：‘照得至元八年[21]钦奉圣旨，内一件，该自古春秋二仲戊日，祭社稷于西南郊，立春后酉日，祭风师于东北郊，立夏后申日，祭雨师雷师于西南郊。钦此。’当年，迁社稷坛于州之西南郊，立风师坛于东北郊，雨师、雷师坛于西南郊。”[22]儒士们对崔与之的祭祀，很可能就是在地方官府重建儒学礼仪正统秩序的气氛下举行的。

到了明初，崔与之祭祀才逐渐通过修墓建祠转变成为家族礼仪。明初陈琏撰的《祠堂记》中记载，在明初的时候，在广州供奉崔与之的祠堂被人占为私第，祀事遂寝。“岁戊寅（洪武三十年，1398），公五世孙子璲始于所居季华堡肇建祠堂，塑公像祀之，仍割私田以供私费，一依朱文公所定礼，率族人行之有年。”这个祠堂，与以前在广州的祠堂不同，是由子孙在乡村中建立的。不过，尽管崔家的祭祀已经以朱子家礼为礼仪的规范，但在祭祀的时候，还没有遵照《朱子家礼》的规定把祖先的象征从塑像改成神主牌位。把祠堂从广州改建到家族聚居的乡下，意味着崔与之的拜祭，开始脱离了朝廷官僚的专门祭祀，成为地方宗族的祖先崇拜仪式。

崔与之祭祀的转变，并不是特例，他的门人李昴英，初时也只是供奉在广州的生祠。后来的拜祭，也和崔与之一样，一直局限于官府的礼仪，到明朝中期才和家族祭祀连上关系。

从南宋至明初，文献上有几个关于在乡间建立祭祀祖先祠堂的例子，但可以说，没有一个祠堂可以很确定是用家庙的形式。例如，宋人侯晋升《比部李公庙记》载：

公讳英，字子厚，其先守端州，其后因家高要县横石村迁修里。祖邵公乔，皆不仕。忠招公（其子）与夫人南恩陈氏之魂，葬于陆村，即其故宅基，构祠堂，岁月浸久，栋宇敝坏。表（其从弟）乃革故取新，重堂广厦，塑像绘壁，落成于元祐七年（1092）九月望日。其族姓乡党，因而时享。[24]

这座位于高要横石村的祠堂，看来很像一间明中期以后常见的家族祠堂。但是，要注意，侯晋升文在这几句前有云：“神宗皇帝，闻而悼之，自守臣以下加恩有差，追赠公为比部郎中，录公之季子忠为班行。又诏下端州，录其近亲，表其从弟也。以其尝从公覆末，由是得为三班。”文章最后云：“吏效死而不敢出者，朝廷报而不忘，恩及其亲，以忠录之也。”这几句话道出了早期祠堂的一种作用。这类的祠堂，并不是平常老百姓可以兴建的，而是朝廷的特别赏赐。

又元代陈庚《竹隐梅外二先生祠堂记》记载另一座李氏的祠堂，也与后来祭祖的模式不同：

庚戌（至大三年，1310）春仲丁，邑博士率诸生有事于竹隐祠，李氏子弟咸与俎豆。卒事，孙同文进而言曰：吾大父竹隐祠，广东宪刘叔子创于宋咸淳己巳，递至元丁酉，邑人复绘先人梅外像于祠，岁月浸远，祠未有记，愿以为请……[25]

竹隐和梅外就是李用和他的儿子春叟，宋末人。李用，“《著论语解》，梓行天下。广东提刑周梅叟后奏于理宗，特赐御书竹隐精社匾，咸淳中，广东提刑镏（刘——作者）叔子命祠于邑学，用明经讲学，为时名儒。”春叟的事迹除有文名而得朝廷赐号梅外处士外，还有，宋末东莞人熊飞起兵勤王，败归，“时，邑之士民多逃窜远乡者，飞揭榜，限三日回家，否则发兵戮之。春叟号哭，谏飞，飞乃止。”“至元丁丑（1277），元兵至广，欲遣兵剿东莞，春叟扁舟往谒其帅，以死争一邑，事遂已。人德之，绘像祀于竹隐祠，号二先生祠。”[26]

这两所祠堂不一定是由子孙修建，在祠内举行的祭祀，也不必是宗族的祭祀。这些祠堂的祭祀，还看不出具有明清宗族祠堂那种收族的意义。重要的是，在祠堂中的祖先祭祀，不是根据《朱子家礼》，在祠堂中设置的祖先牌位前进行。可以说，在宋代，建祠堂供奉祖先的做法不少，但是，当时的祠堂不一定是后来《明集礼》规定的“家庙”模式，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其他场所。[27]从宋末到明初，有如这两例一样，在祠堂内只安放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祖先塑像或画像；亦有把供奉的祖先神位，安置在佛寺、庙宇里面；也往往有子孙和地方上其他人一起举行祭祀。明初以后，地方社会和祖先祭祀的关系才确实开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