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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一个社会学问题的社会（第2页）

（四）社会整合

1964年的一次演讲之后，阿多诺的社会学学生请他详细说明他的社会整合概念，他回答说：“社会的整合是在日益社会化的意义上生发出来的，社会网络编织得越是紧密，就越是没有……不被……社会或多或少把捉住的领域。”（PETG106）对于阿多诺而言，社会整合是交换社会的又一个关键方面。它构建起了一个主题语境，在其中，到目前为止所概述的那些考察开始更为紧密地相互连接起来。

1。整合的衍生物

资本主义是被商品交换关系所统治的。那种确立并维持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联系的“普遍性的媒介”就是交换（SoI188）。通过社会整合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个人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后，集体存在和个人存在的每一个维度都卷入商品交换关系并逐渐遵从它们的原则。①

社会整合允许交换原则主宰所有的生产活动（HTS20，27-28）。生产只是次要地满足需求，它的主要目的是产生利润（CLA117，HF50-51）。在阿多诺看来，生产包括一切生活行动。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经由工作而来的“自我保存”（ND169，S147），甚至业余时间的活动也主要是为生产再创造出劳动力（SDE101，1941:38），就拿体育运动来说，体育运动所起的作用在于为工作而强身健体（CM173—174）。相应地，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必须为了商品交换而调动。通过操纵人们的消费行为和需求，娱乐和广告业促使这个进程服务于可获取利润的贸易（SP177-78，另见库克2004a:26，46）。工业控制着现存的需求，其例证就是野营业务成功地把对逃避家庭约束的普遍欲求转变为对帐篷和野营车的渴求（CM170），而且它们“生产出”对消费品的新的渴求（DE115）。社会整合确保整个人类都被卷入交换关系之中。人们的工作、创造活动、消费、欲求和“最私密的冲动”都根据这个大机器中的作用来得到展开（CLA117，S152）。社会化“把人类……化约为商品交换的代理人和承担者”（S148—149，另见PD14），直到他们完全彻底地（“mitHautundHaar”，字面意思为：“以皮肤和毛发”）顺从（PETG112）。阿多诺坚持认为，一种关注“交换原则的主导地位”的社会学超出了“宏观社会学的概念”（SoI188）。社会整合不让“天地之间的任何东西”逃脱（IS64）。交换关系结果不仅统治了制度和结构，而且统治了个人的存在，包括其最微小的方面。

阿多诺对社会调整的分析从里斯曼（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中汲取了灵感。里斯曼（1953:17，23）论证说，20世纪的美国正在见证一种替代，即听命于内心的人被听命于他人的类型替代。听命于内心的人对于世界的应对由一套内在的目标来定位，而这些目标是在家庭权威的影响之下发展出来的。人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路线上。选择是由一种高度个别化然而又顾及灵活性的性质所引导的（1953:28-32，59—62）。相反地，听命于他人的类型的指导则来源于整个人生中所遭遇到的同时代的一群群他人，而大众媒介正是借此来扮演核心角色的。①因此，听命于他人的定位容易被社会环境不断重构以确保高度的行为齐一性（1953:32—40，120—128）。对于阿多诺来说，里斯曼所描述的转变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不停地提出要求”的“适应进程”中，“不再有什么所谓的个人……保留下来……而只有它的意识形态”（PETG107）。

阿多诺继续说道，社会整合让社会对资质进行“冲洗”（ISW236）。有一个观念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适应于相同社会的不同个人变成了“整体的微观复制品”（IS41）。不过，阿多诺的观点要更为具体，他认为，人们对于交换社会的适应牵涉到一种特别彻底的均质化进程。①商品交换有赖于使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劳动形式相等价，而等价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化约到一个公分母中。社会化允许交换关系把捉住所有的作为生活行动的生产、所有的消费、个人的需求以及最为私人的冲动。与之相应，当代交换社会的社会整合蕴含人类生活每个细节的取消、化约以及均质化。在“普遍的交换关系”中，“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只是“为着其他的东西而存在”;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等价的和可替代的（HTS28）。总体交换的理想就是，“一切为着一切以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只是为他的而不是自在的”。“压力……发展……与所有的他者相似，而且，一直到最为内在的行为模式都没有不同，也不显眼”（2009b:153，另见PETG111-112）。通过“交换”，“个人的存在”连同它们的产品和“性能”一起简单地变得“可通约”（ND149）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定性特征”被“漠视”了，甚至人们的欲求也被夷平为可计算的商业存在物，“他们的社会劳动的抽象可比性”在“他们的身份的擦除”中达到顶点（S148）。

阿多诺强调了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分工相关涉的社会化的均质化倾向。根据斯宾塞（1885，1896）的社会结构理论，先进的社会整合——例如一个个较小的社团在政治上结合成复合物，或者有着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的工业社会滚雪球似的向前推进——包含工业分工，这些工业分工对社会生活进行区分以便使之成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即诸多更不相像的部分的复杂有机体。与之相反，阿多诺坚持认为，“整合的量……抑制了……区分”（SSI181）。他承认社会整合包含一种严格的分工，也承认斯宾塞的理论可能是适用于19世纪社会的。但是，与此同时，工作过程得到了如此精细的划分，它的个别任务得到了如此专门的细化，以至于各项任务被化约到几乎没有区别的脑力及体力的消耗：“最后……任何人都能够照料一切。”分工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去差别化”（IS42，另见CLA108）。

不过，阿多诺告诫说（PETG108），斯宾塞关于整合性区分的想法有益地指出整合并不与社会矛盾的调和同义。整合包含个人对相同的对抗性社会整体的调整适应，个人适应这种支持阶级划分的社会，即将所有个人卷入其中的商品交换关系形成一个整体，工人在这个整体中被系统化地加以剥削。此外，人类乃是向着一种矛盾的社会现实进行调整适应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个社会现实由历史中的个人来维系，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不变的客观性降临到他们头上。整合通过加强物化而加强了这后一种对抗。“物化”这个术语在阿多诺的作品里有多重意思。在这里，这两点尤其重要。

通过整合，所有的产品、它们的生产者以及消费者都被卷入交换关系之中，他们的社会和人的资质遭到漠视，而且就交换价值而言他们变得可通约了。①阿多诺强调，在资本主义交换中，交换价值被“当作一种自在之物，当作‘本性’”（ND348）。“商品的物神性质”反映了“客观化的劳动”;“人类生产（冻结成产品的世界）这个事实”被“遗忘了”（SDE173）。相应地，“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交换价值的普遍统治……将主体性贬低为……仅仅是一种客体”（ND180）。无论商品还是人类都不仅仅是客体。然而，在交换法则“为所有本质性的社会事件提供客观有效的模型”的地方（PD80），人类实际上就把他们的产品推己及人地当作物。“管理人员，”阿多诺举例说道，“把人……看作他根据可用或不可用来评价的客体。”[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0），1989a:137]就像“劳动已经变成一种商品并且……物化了”（CM169）那样，“人类的物化……客观地发生在社会境况之中”（CM249）。结果，人类所生活的社会关系就仿佛是物之间的关系，他们“与商品世界联盟……并使他们与其他个人的关系发生物化”（SSI191）。“由抽象的交换原则所统治的”社会被“剥夺了人类关系的直接性”并“物化了”（CM120），这使得下面这种情况得到了加强，即社会生活呈现为客观的而不是靠人来维系的，“社会生活的物化……在一个由交换价值所统治的社会中”致使“人类与一种仅仅作为商品而逐渐凸显出来的现实相异化”（1989:39，另见SDE173）。

进一步地，随着社会化把捉住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人性……在对分别在场的东西的适应中筋疲力尽了”（1961:42，另见1993c:27）。生活的方面不再反对也不再背离社会规范，人的“能量”全部集中到现存秩序的再生产中（CLA109）。作为结果，社会尽管只是个人再生产出来的，但是却自动地运转，就仿佛是一种独立于人的客观机制（ND309—310）。资本主义根据准自然的“社会和经济规律”来发展（SSI36），它好像非历史和无变化似的运作。由于人们的总体适应，他们的社会关系变得自主、僵硬、固化、物化。①因此，对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主体来说，社会就好像真的是客观的，并且天生是不变的（参见GEX16）。一旦现实的每个方面都“完全为社会的和理性的机制所困”，而且这些机制变成存在着的“唯一现实”，那么社会就发展出了“自然的东西”的“外貌”（HF120-121，另见SSI443—444）。

常规的世界是僵化了的历史（INH261—262）。而更为困难的是认识到，它作为一种历史地生产出来的现状，乃是由集体的人类行动来维系的，并且可能也是由集体的人类行动来改变的。“物化的”制度是"异化的"，它们"作为一种陌生的和威胁的力量”与人对峙（ISW242—243），作为一种“异化的社会必要性”的聚集与人对峙（SP286）。

2。整合的进程

整合的旺盛发展部分地依靠人们的存活对社会的依赖。在“总体性的语境中……一切都必须屈从于交换法则，如果它们不想毁灭的话”（S149）。这个论证是对霍克海默作品（2004:95—96）中一个类似想法的应和。“调整”，阿多诺指出，“乃是对应于‘太少’情境的行为模式”（P93）。人类同化于社会并拥抱它的技术机构，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生活归功于为他们所做的东西”（S152）。但是，依赖本身并不能够使适应得到理解，“社会所包含的”人们“……依赖人为的条件”（SDE154）。因此，在社会上有所依赖的个人可以改变，但不会盲目地接受那些决定他们存活的社会条件。可是，在当前的社会中：关系……被经验……为自主化的并强迫（个人）去适应。（GEX23）人类不再在那像是靠着秘密裁决而强加（Verh?ngt）于他们的东西上认出自身，所以他们准备接受那厄运（Verh?ngnis）。（SSI448）宿命……落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不仅变得晦涩难懂了，而且呈现出这种与人相对的压倒一切的性质，这是由于他们不再了解他们自己，不再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ISW243）在异化的条件下，个人认为他们自己依赖于一个超出他们改造能力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所以，他们看不到除适应之外的选择。对“异化的……制度”的害怕导致“与它们相同一”[104，另见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1953），1989b:151]。社会化的条件是这样两个因素：人们对社会的依赖以及他们的异化经验，即把这个社会经验为不可改变的。①这样一来，交换社会关键方面之间的上述相互联系就变得更为清晰了。当社会依赖和异化促使整合时，人们对交换原则的调整适应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坚定不移的再生产，不仅巩固了社会，而且加强了社会异化和依赖。

里斯曼（1953:74）注意到，在听命于他人的人的形成中，“父母的角色在重要性上降低了”。按照阿多诺的看法，从前“在个人和社会之间……进行中介”的家庭关系正在瓦解；直接把捉“个人”的社会力量正在增长（464，另见PETG106）。阿多诺论证说，由于自主化的社会对个人的统治，因此社会学在分析社会现象时对心理学有优先权（CM230—231，270，462，SSI86）。不过，他的整合理论的心理学维度对社会学成分进行了补充。阿多诺接受了弗洛伊德的（1961:25）命题，“自我设法使外部世界的影响施加到本我之上……以便用现实原则代替快乐原则”。自我对社会现实做出反应，检查个人的本能生活并控制个人的社会适应（PETG147，SP286）:“因为……社会化……我们被迫放弃我们的本能——每时每刻。”

这些考察激发了阿多诺对帕森斯（Parsons）的批判。帕森斯（1964:337-338）在社会结构中识别出一个“行为……的定型期望的系统”，它允许行动按照社会的“功能要求”来得到调整。这些“被制度化的角色……构建起”个人的“超我内容”。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的“整合”的一个“尺度”就是“内投在平均超我之中的……范型符合于”系统的“功能需求”。阿多诺攻击帕森斯的定理无批判地接受甚至欢迎社会化，并反驳道：“压迫的条件也能够在这样一种超我中合乎规范地沉积下来……平均超我与社会系统的功能需求的符合，即与社会系统自己永存的那些功能需求的符合，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得到了成功的完成。”（SP170）

3。整合与社会学的双重性质

在等量齐观的社会化状态中，如何考察将现实的每个要素都加以概括的整合性的社会整体，这对于阿多诺来说是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学分量的问题。他仍然赞成描述人们对客观不变的社会的经验。第一，人们与涂尔干所提出的作为压制的总体性的社会相对峙，这种对峙是他们的社会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阿多诺把交换社会描写成一种准独立的权威——“渗透”所有的个人——它强行索要均质化，“强迫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否定性同一”（SSI186）。第二，整合促进社会的物化并因而加剧了异化。对于把异化以及社会的潜在僵化捕捉为社会整合的主要后果来说，把社会的外表捕捉为一种不变的客体在社会学上是有成效的。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以扭曲社会条件而告终，而社会条件实际上只是“变成为”。不过，该理论还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它表达了，在“社会的制度化和物化”的进程中，这些条件已经作为“第二自然”而变成为“压倒性的”了（SSI250）。阿多诺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规律”是“所谓"，因为它们“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ND347）。但是，只要“主导性生产关系”被无意识地、坚定不移地再生产出来，并且就像一种自然机制那样运转，那么各种社会成分据以运作的规律就将保持“不可避免……的性质”。此外，自然这个词批判性地道出，甚至凝固为第二自然的作为“推进自然统治”的“人类历史”的最近阶段，也“使得吞食和被吞食的（第一）自然的无意识（历史）永远延续下去”:暴力和苦难（ND348-349）。

批评所保证的是，已经生成的东西不仅丧失它的自在存在（Ansis）的外表，而且作为历史的产物而公然显露。这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程序……（它）在于表明，每种可以想到的仿佛是自然一部分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实际上都是历史地演化出来的东西。（HF135-136）

相应地，“辩证的社会理论”所考察的“结构规律”——包括马克思的价值、积累和社会崩溃的规律——就是“一些或多或少严格地从整个系统的历史成分中产生出来的倾向”（CLA112）。既然这个系统是历史的并且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么阿多诺告诫道，马克思的“自然规律的假设”不能够“从字面上”来理解。马克思称这些规律是故弄玄虚，它们可以被废除，就像它们应用于其中的社会那样（ND348，另见马克思，1976:771）。阿多诺同意：“通过它们自己的历史性的形式……社会如规律般的规则性在构成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则性。”（IS147）

阿多诺以在涂尔干和韦伯之间中介而告终（另见杰伊，1984a:101—104;罗斯，1978:82—83），并且坚决主张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双重性质。阿多诺坚持认为，韦伯的进路在富于洞见和缺乏远见上程度相当。阿多诺所拒绝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能够被详尽地化约到个人的属性中。在当前，社会关系彻头彻尾地掩盖了它们的人和历史的现实。韦伯在社会与同一化和知性相反的地方片面地忽视了社会（S147），一个异化的社会星座，而使之僵死的就是那种无尽的遵循交换原则的社会再生产出行动。阿多诺认为，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和限制理论的“巧妙”方面在于，它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说明社会的，即社会“作为某种陌生的、客观化的、物化的东西与我们对峙……明确与理解社会动机的观念相反”（PETG

（五）被整合的意识

韦伯（1978:4—24）把社会行动定义为这样一种行为：一方面行动者将意义系于该行为，另一方面该行为由他者的行为所定位。行动者在实施一个行动时越是理性，社会学家们就越是有机会能够凭借他们自己的理性能力去理解行动者系于行动的意义并说明它的过程。阿多诺同意，一个主体能够与另一个主体行动的内部领域产生共鸣。然而，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化进程已经使得每个代理人的主观思想适应了同样在社会上建立起来的思想范型。它在韦伯方法论中的特权角色突出了下面这一点，即合理性已经变成了人们进行社会调整的主要“器官”（PETG16，153—154）。个人意识的社会整合在阿多诺的资本主义社会考察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应该得到专门的关注。

1。延伸的同一性思维

社会化涉及个人的全部“生活行动”对主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交换原则的适应。阿多诺推测，身心的行动只在历史上分离（CM262）。两者都是人类介入物质现实的模式的起源，“甚至在其智性形式中，劳动也是一种用以提供生活资料的延长手臂”（HTS22），劳动“和它的材料的……关系”仍然是思维的“原始意象”（ND30）。相应地，对于阿多诺来说，劳动和生活的整合轨迹也追溯到了人类思想的调整。

所以，涂尔干正确地断言，社会的思考是“通过个体的心灵”（1953:25一26），通过神话、理性和真理（1983:67-68，87—88，97—98），通过主观知性的范畴（1995:8—18）形成的。阿多诺认为，智力是适应于社会流行的推理模式的：“（意识的承担者）借以被明确地构建为一个认知主体的所有一切……主宰他的思维的逻辑普遍性，在涂尔干学派看来，都……表明……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HTS63）就黑格尔的哲学而言，如果历史的驱动力即理性构建起了个体意识实体，如果历史追求实现特殊意志和普遍意志的统一，那么作为黑格尔历史哲学框架的世界精神（Weltgeist）就揭示了资本主义中关于意识的否定性真理。由于社会整合，个体意识当然反映了普遍性。但是，意识不是协调于而是完全适应于“总体社会化的社会”（ND309，另见295）的。特殊和普遍的联盟已经实现，但却与“哲学的希望”相反（S152）。社会对思想进行调整，正如它对全部的生活进行调整：“个人盲目地屈从于普遍性。”（PD78）因此，主观思想也被均质化了。社会调整侵蚀了从事思考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意识……被抹平了”（阿多诺，1991a:121）。主体“……就像原子那样……呈现相对的平等、赋有同样的理性……丧失资质”（IS30）。一切个体意识都被同化为在社会上得到认可的相同的思想原则。

80）——当作与现实的全等来加以接受。阿多诺在他的论证上迈出了比马克思更远的决定性一步。对于阿多诺而言，社会整合确保所有的人类生活和思想都卷入交换网络之中。结果就是，个人的全部思维始终如一地遵守同一化原则。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同一性思维不是单单指导人们对产品的设想，而是指导他们对所有客体和生物的设想。同一化从基础上支持任何这样的思维形式，即使得客观现实的不同要素就单一范畴而言成为等价的。种族分类按照群体的概念界定以及普遍的人类平等观将个人呈现为同一的，这样的种族分类证明了当前流行的同一性原则（MM102-103）。交换社会“被等价支配……”，“通过将不同的东西化约为抽象的量而使之成为可比较的”（DE4）。进一步地，同一化原则刻画了任何这样的思维，即把起源于社会主体的智性行动的范畴当作与现实的同一来加以接受。交换价值就是那些范畴中的一个。如果承认特定群体的人们天然分享某些在概念上得到界定的特征，那么这就意味着在精神上执行同一性思维的原则。社会化进程导致主体把同一化当作其唯一的思维模式来加以采纳。

2。智性整合和社会学的双重性质

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思维的传播构成了“遍及生活全部的交换关系的延伸”的一个主要成分（1991a:110）。这就使下面这个问题成为合法的了，即社会学如何能够把交换社会当作一种智性社会化的制度来加以考察。个人对于作为一种客观不变的力量的社会的异化经验在社会整合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相应地，阿多诺认为，个人确乎依赖于一个社会，它对他们显现为绝对的权威，在这个社会的压力之下，个人“弯腰低头地踽踽前行”（PETG70），不能以别的视角来替换社会所准许的视角。

涂尔干（1995:400）的禳解仪式研究不把哀悼解释为“个人情感的自发表现”，而是解释为“由群体所强加的一种义务”，他的这项研究已经暗示了某种力量，借着这股力量，一种如同物般的整体能够强迫心灵适应（ND320n）而做出哀悼。涂尔干下面的这个观点也是同样有启发意义的，即认为“逻辑命题”反映了“世代和财产关系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正是作为“义务”"异化""自身有效”以及"强制胁迫"与个人对峙的（AE76）。涂尔干的社会学概念“社会事实”以及——尤其是在这个语境中——“集体意识”①描述了一个不断将其“不能穿透的……规范”（SSI240）强加给个人思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意象就是一种强加在心灵之上的客观性，它不仅是一种异化意识的假象，而且指明了一种实际上免除个人抵抗的物化的、固化的、整合的社会。

在社会习俗所运用的限制之中，甚至涂尔干有关明显使智性现象物化的集体意识的概念也具有它的真理内容，这恰恰在于这种限制反过来不得不来自真实生活进程中的统治关系，而不在于它被承认为是某种最终存在的东西、被承认为是一种物。（PD63-64）

这段话重复了阿多诺早期对涂尔干的干涉，不过，在思想社会化的语境中，他的干涉也揭示了一种更深的特别是智性的维度。阿多诺不仅强调社会的永存完全是以人类的行动为转移的，而且强调人们依附于社会准许的思维，对于交换关系的再生产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首先，只要人们继续把社会考虑为一种他们必须适应的自然事实，而不是考虑为一种可改变的语境，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改变它。其次，性质不同的产品和个人的成就被同一化为一般的类的样本，这对维持商品交换关系来说是必要的。阿多诺强调说，交换社会需要被简单地理解为包括社会化思考在内的社会化生活行动的产品。意识形态“不再位于基础建筑之上”，它“支撑着整个机制”（HF119，另见ND149，348）。这部分说明了为什么智性社会化在阿多诺的社会学工作中成为如此突出的一个主题。

阿多诺社会学的双重性质出现在他对异化、依赖、生活和思想的整合的分析之中。与交换社会的所有三个主要方面相关，阿多诺强调它表现为一种客观不变的权威，以便突出社会在整合中的物化和僵化。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交换社会是由人类的行动和思想再生产出来的：辩证社会学的“工作”“恰恰在于，不是把社会的概念确定为一个不变量，而是确定为某种本身动态的东西”（SoI184）。尽管对阿多诺社会学的更深理解是以掌握它的双重性质为转移的，但是也不能否认，从这种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出发，社会学家们应该考察的社会条件避开了他们从概念上说清它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