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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斯特拉斯堡时光（第1页）

第五章斯特拉斯堡时光

在斯特拉斯堡，法国须比德国更胜一筹。①我们是勤恳的匠人……[但我们是]合格的公民吗?②

斯特拉斯堡处于宗教、政治和语言反复冲突的前沿地带，是西欧的历史交汇节点。1681年路易十四占领以前，斯特拉斯堡是一个自由的帝国城市，曾是宗教改革几大斗争的战场，此后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各自聚居，与古老的犹太社区共享此地。经过一个世纪的法国管辖，斯特拉斯堡逐渐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边陲重镇，《马赛曲》在此谱成，一批阿尔萨斯人——包括布洛赫的曾祖父——艰苦跋涉，从这里开赴沙场。1621年，新教徒建立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波旁时代，该校安然无恙，但在1793年被迫关闭，到1808年才由拿破仑重建，并将其纳入法国的中央高等教育系统。虽然历经几次大的政治与经济动**，但纵观19世纪，这一莱茵河下游中心的城民们大都保留着本土的语言、习俗和宗教，创造出一种独立于“内陆地区”与阿尔萨斯大区的文化。①

德国的统治令斯特拉斯堡改头换面，德意志军人、管理者、商人和教师大量涌入该地，多种法律、工业和文化设施方兴未艾。城市建80设如火如荼，旧城土墙被拆除，在外围建起了更为宽阔的新式城墙、大片绿意盎然的宽阔郊区居住地，以及面目一新的现代大学和医学校。德国人翻修了一座市政府和大学共享的图书馆，该馆藏书逾50万册，是当时世界上馆藏最多的图书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才被哈佛图书馆超越。②德国人试图令当地人信服德意志的物质和精神的优越性，在多次的徒劳无功后，德意志帝国的代表们才如梦方醒，尝试展现其对斯特拉斯堡文化的尊重，以赢得本地人的拥戴。但斯特拉斯堡从未成为一座德国城市。到1919年，这里仍然只是一座拥有167000名居民的中型莱茵河城市，保留着其传统的独立性，各种方言、信仰和政治类型在此汇集。①

1918年11月22日，法军进驻斯特拉斯堡，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历经四十余载，这片德意志土地终于回归法国管辖。当地的主要学术机构——斯特拉斯堡威廉大帝大学（Kaiser-Wilhelms-Urassburg），也重归法国控制。②战争初期，法国政府已经开始筹备将阿尔萨斯-洛林的机构与母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机构再次统一。1915年，外交部和国防部共同委任的调查小组提出方案，建议在斯特拉斯堡新建一所法式大学，以促进对阿尔萨斯的再融合，保障法国知识和文化在欧洲地区的领先地位。1917年年末，隶属于国防部的阿尔萨斯-洛林事务局（Serviced'Alsae）组建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成员包括七名巴黎教授，负责制定两省的高等教育方案。布洛赫的启蒙老师、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概括了委员会的讨论成果，写成一份长达90页的报告。在战争结束前几天，两部门共同审核并通过了该报告。①

普菲斯特在报告中呼吁，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应配置教员，代替此前的德国队伍，并与莱茵河对岸的各个大学抗衡。该大学将延聘部分阿尔萨斯教授，保留神学系，以承担重整之“特殊使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由爱国者（七名委员中的四名来自阿尔萨斯）组成的战时委员会，特别强调斯特拉斯堡大学应成为一所法国大学，其中的一切标准和课程设置都应与内地保持一致。报告中并未提及任何建设国际性大学的实验，也未暗示会在这块新获自由的土地上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在普菲斯特的计划里，文学院的教师规模与德国大学相当，但他同时要求将研究重点转向现代语言与文学，他还希望能保留心理系教职，并尝试设置法国首个社会学系。②

1918年12月7日，法国当局下令关闭斯特拉斯堡威廉大帝大学，结束了该校四十六年的光辉历史。除了阿尔萨斯的教师外，大部分教师被遣散，一个月内即被驱逐至莱茵河对岸。①与此同时，法兰西第83三共和国教育部（FrenistryofPublistru）组建了一个17人学者委员会，由物理学家保罗·阿贝乐（PaulAppell）担任主席，12月中旬抵达斯特拉斯堡的普菲斯特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为防止最优秀的阿尔萨斯学生流失，阿贝乐领衔的委员会促请尽快成立一所法国大学。②在巴黎，法国政府正在筹备和平会议，教育部遂决定推迟大学正式重开的日期，但同时也在主要领域开设了少量课程。1919年1月16日已经开课。最初的教员规模很小，由从其他院校借调的临时教授、从德国大学接收的阿尔萨斯教师和驻守当地的军官组成，其中便有布洛赫上尉。③

临时的行政安排导致此后教育状况的混乱，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之间的距离使之更为加剧。1919年3月，总代表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Millerand）走马上任，改善了上述格局。米勒兰身处斯特拉斯堡，直接向首相汇报，并有权立即下达权威决定。④

休战期间，布洛赫一直在情报部门任职①，他为能从僵硬的军队职责中解脱而欢欣鼓舞，也为能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职而倍感喜悦。3月13日复员后，他结束了在亚眠中学的学期，以正式休假的形式离开了该校的教师队伍。布洛赫最初的教学任务包括初级法语，因为在当时的800名阿尔萨斯学生中，仍有部分学生未能掌握法语。学校设备的状况参差不齐。布洛赫遭遇了昏暗不明、供暖恶劣的房间，而中世纪史的图书馆内几乎没有收录任何法国史，甚至连一部库朗热的著作都没有。②

在米勒兰的领导下，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在设施和人员上逐渐成形。时任代理教务长的普菲斯特负责文学院常任职员的聘任。经其举荐，布洛赫被任命为中世纪史课程助理讲师，自1919年10月1日起生效。③

结束授课后，布洛赫即刻赶回巴黎，在7月19日与西蒙·维达尔（SimonneVidal）喜结连理。四天后，宗教婚礼仪式在比福路（rueBuf-fault）的一座礼拜堂举行。①1894年，西蒙在迪耶普（Dieppe）出生。其父保罗·维达尔（PaulVidal，1869—1929）任公共事务部下属桥路总长（Ieur-GésetChaussées），他毕业于综合理工学校（EcolePolyteique）与桥路学校（EcloleedsPoChaussées），是法国首屈一指的内河航道专家。他的儿子和女婿均为政府工程师，分别来自法国南部和阿尔萨斯。1895年至1912年，维达尔主持了波尔多港的现代化改造，战时则负责塞纳河（Seine）的航道管理，保证物资供应到巴黎。1919年，第三个孩子嫁给布洛赫后，维达尔从政府离职，转85而在桥路学校任教。1923年2月鲁尔占领时期，维达尔主动请缨，回到岗位组织各通航水域内复杂的航路调配工作。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期间，除了在巴黎研究时的住处，位于第十六区莫扎特大街三号的维达尔寓所就是布洛赫的家。②

西蒙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她于1914年至1918年帮助囚犯和难民，并获颁勋章。所有人都认为，她是一名睿智有谋的女性，在音乐和外语上颇具天赋，婚后更兼任丈夫的私人秘书、研究助手、旅行伴侣和挚友。她与布洛赫志趣相投，遍阅布洛赫的文字，也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成为布洛赫幸福生活不可分割的一环。③西蒙带来丰厚的嫁妆和大量的仆人，她自己也是一名精明节俭的主妇。

布洛赫夫妇育有六个子女，都出生于他们在斯特拉斯堡生活的十来年间，他们分为以下三组：长女爱丽丝（Alice，生于1920年7月7日）、长子艾蒂安（Etienne，生于1921年9月23日）、次子路易（Louis，生于1923年2月26日）、丹尼尔（Daniel，生于1926年3月11日），还有年少的让-保罗（Jean-Paul，生于1929年8月25日）和苏珊娜（Suzanne，生于1930年10月15日）。作为母亲，西蒙无微不至，虽不及丈夫严厉，但却为家庭的健康、教育和福祉尽心竭力。

布洛赫一家居住在斯特拉斯堡，与夫妻双方在玛尔洛特和巴黎的祖父母、婶、叔、姐、弟、表亲等人往来密切，假日里多有团聚。除女方一名祖母外，布洛赫家人基本没有再保持与犹太正统的联系。布洛赫家的“假日”只有圣诞节、复活节和几个传统法国节日。布洛赫虽然会给年长的孩子们朗读《圣经》，但他们并未接受宗教教育，并且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在一个完全同化的法式家庭成长。1922年3月16日，布洛赫长兄路易罹患癌症，英年早逝。紧接着，1923年12月3日，布洛赫父亲逝世。布洛赫成为家族之首，照料着母亲、两个年轻的侄子和一个守寡的嫂嫂，还有他自己在阿尔萨斯日益壮大的家庭。①

1919年秋，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正式开课。10月15日，七大院系聚集一堂，选举各自的院长和大学理事会代表。①11月上旬，学校开始授课。11月22日早9点，正式的开幕典礼举行，此时适逢法军进驻斯特拉斯堡一周年。这是一场光鲜亮丽、充满爱国热情的盛会，出席者包括总统庞加莱、前总理乔治·克列蒙梭、费迪南·福煦元帅以及大量的法国和国际学者、政治家。典礼以《马赛曲》开场并结束。典礼过程中，新成立的斯特拉斯堡艺术学校（Strasbservatoire）演奏了塞萨尔·弗兰克（ck）、夏尔·卡米尔·圣-桑（CharlesCamilleSaint-Saens）和乔治·比才（GeesBizet）的交响作品来活跃气氛。新任校长塞巴斯蒂安·沙莱蒂（SebastienCharléty）、欢欣自豪的普菲斯特院长、德国占领时期的亲法学生领袖皮埃尔·布歇尔（PierreBucher）和庞加莱分别致辞，四人均强调了德意志帝国的失败、法国人对卓越的追求和斯特拉斯堡的特殊使命。②此后三天都笼罩在浓浓的欢庆气氛中，各类宴请、话剧演出、音乐表演、参观游览和荣誉学位的授予仪式轮番上演。代表索邦出席的古斯塔夫因为法国的胜利和儿子的新职位而备感欢愉。③

斯特拉斯堡不失为布洛赫开始大学教学生涯的理想之地，这里有联系一个光辉传统的精神纽带。19世纪60年代早期，库朗热——布洛赫父亲的模范、普菲斯特的老师和偶像——出版了《古代城邦》（Latique），开创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比较研究之先河。①约二百五十年前，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让·若阿基姆·岑特格拉夫（JeanJoatgraff）研究过法国国王施行的治疗仪式，成为布洛赫《国王神迹》一书的先导。②

33岁的布洛赫并未取得博士学位，但他被任命为中世纪历史研究协会（IheHistoryoftheMiddlesAges）会长，该研究协会取代了此前的德国“研讨会”（“Seminar”）。③布洛赫支配着充足的经费，坐拥一座规模尚可但他希望扩建的图书馆，并能随意取阅学校保存的大量文件、期刊和历史文献。④普菲斯特亲自组建的文学院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改革。为将法国学者的研究发扬光大，普菲斯特的小组申领了津贴，用于出版通讯和专著系列。夏季课程很多，也有慷慨的补助鼓励教员授课、写作、参加国家与国际组织，还有出访，特别是进行国际访问。①也有专门的项目邀请外国名人来校，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皮朗便受邀开设两门课程，进行一场公开演讲，并和文学院各教师讨论他正在进行的经济史研究。②

学校也提供赴莱茵河对岸交流的机会。布洛赫本人便经大学下属部门的安排，在莱茵河对岸的克尔（Kehl）向法国军官面授法国史。③1921年，应法国驻莱茵兰高级长官之邀，文学院在美因茨成立德国研究中心（tred'EtudesGermaniques），为法国军官、记者和公务员专门开课。布洛赫不是常任教员，但也在美因茨授课，更两次担任学位外审。1930年，法军撤离莱茵兰，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帮助重建了该研究中心。④

斯特拉斯堡大学成为法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并以“综合精神”而闻名。⑤亨利·贝尔令人钦佩地首先注意到了文学院充足的师资，较低的师生比例，在研究中投入的热忱和时间，以及致力于打破传统历史学科的人为分野的全新研究中心。与法国多数大学不同，五大院系（文学院、法学院、罗马天主教神学院、新教神学院和许多自然科学系）的教师都居于大学宫（PalaisUaire），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可能。①相对于法国学者各自为政的习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们在这几年里聆听同行教学，更合作开设课程。他们的合著、专著颇丰，宛若知识疆域的拓荒人。

1920年1月，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发起礼拜六聚会。②聚会最早只是语言学和宗教史研究所的非正式黄昏讨论会。历史系加入后，实行了三周轮换制，并逐渐有了更为统一的形式。教员们或陈述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就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展开讨论，随后是有关文献、方法和理论的提问和探讨。古斯塔夫·布洛赫和亨利·皮朗等人都曾以宾客身份参与讨论。③在这些气氛热烈的跨学科聚会上，布洛赫结识了一批最为德高望重的前辈同僚：地理学家亨利·鲍利希（HenriBaulig，1877—1962），宗教史家普罗斯珀·阿尔法里克（ProsperAlfar-ic，1876—1955）、阿尔萨斯罗马语言学家欧内斯特·厄普夫内（ErHoepffner，1879—1956）、考古学家阿尔贝·格勒尼耶（AlbertGreni-er，1878—1961）、德国研究专家埃德蒙·费尔迈尔（EdmondVermeil，1878—1964）、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CharlesBlondel，1876—1939）、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1877—911945）、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勒布拉斯（GabrielLeBras，1891—1970），还有布洛赫近代史学研究的前辈，也是其隔壁的邻居和未来的合作者吕西安·费弗尔。后者从第戎大学（UyofDijon）离职——很可能耽误了他在巴黎的前程——以便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服务。①

为了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谋得一个稳定的职位，布洛赫必须取得博士学位。他从政府为照顾战争老兵而设立的特别项目中受益，得以提交简略作品而取得学位。布洛赫迅速达标后，并于1920年12月4日重返索邦。下午一点，布洛赫在博士厅（SalleduDoctorat）就其主要论92文和附属论文进行答辩，高级教授夏尔·瑟诺博斯担任了六人答辩委员会主席，布洛赫受到了最高的评价——“非常优秀”①。

附属论文的要求较为宽松。布洛赫提交了业已发表的作品—1912年的文章《古代封建效忠仪式破裂的形式》。基于原文中对仪式存在和性质的假说，布洛赫呈交了他称之为“第二版”的作品：该版本增加了新的资源索引列表和方法论阐释。②大约二十年后，在布洛赫关于封建社会的权威研究中，领主和封臣纽带仪式破裂再度出现，成为决定性因素。③

布洛赫的主要论文《国王与农奴》在索邦大学的资助下迅速发表，奠定其研究中世纪的专家的地位。④该文与布洛赫的设计初衷相去甚远，他原本希望研究法兰西岛的农村人口和农奴废除问题。由于“各种条件大大拖后”了布洛赫的宏伟计划，他只能退而选取单个典型事件，抽丝剥茧，深入研究细节。布洛赫承认研究的缺陷，也表达了未来研究整个巴黎地区农奴制度的愿望。⑤

在《国王与农奴》一书中，布洛赫选择了两个法令进行讨论，即1315年路易十世和1318年菲利普五世的法令，从这两个法令中发展出了几个历史传说。布洛赫依赖其证据考察的功力，论证了二者颇为相似的著名前提——人“生而自由”的说法——其实并未体现王权对自由的认同。相反，它们只是老生常谈，但也反映了中世纪政治理论的深层矛盾，即自然平等的理想与等级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后者更有人类堕落观念的支持。布洛赫揭穿了由最后一代卡佩王朝解放所有封建农奴的谎言。实际上，这些耳熟能详的政令只在两个地区施行。最后，布洛赫对这些政令的首创性表示质疑。早在此前一百年，君主便已经着手解放农奴。1315年和1318年颁布的两个法令实际上以老好人菲利普三世的政令为蓝本，后者早在1302年便下令保障农奴能享有更广泛的自由。①

《国王与农奴》与附属论文一脉相承，预示了布洛赫此后的主攻方向：研究王权、王室官员的职能及角色，还有扑朔迷离的普通人的历史。虽然篇幅有限，但本书却勾勒出农奴制度的本质属性，初步得出了法兰西岛城乡范围内王权、神权和领主解放的模式，并涉及卡佩君主的历史，他们与此后四百年间的继位者们别无二致，都只考虑眼前利益而不计未来。布洛赫将王权解放运动（该运动最初进展缓慢、十分谨慎，只有相对自由的条款，而最后几个穷兵黩武的卡佩王朝君王——这些“坚定贩卖自由之人”——更是把这些条款转换成固定的收入来源）与农奴的自由运动结合。12世纪，封建纽带日渐衰弱，地主不断增收苛捐杂税，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城乡居民联系日益紧密，这些条件都促成了农奴自由运动的兴起。文字虽然书写的是君主王权，但农奴的境况才是字里行间的主题。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