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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历史遗产（第1页）

第十二章历史遗产

好的历史学家，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食人巨怪。不管何时，只要嗅到一丝气息，他就知道他的猎物要来了。①

法国解放以及1945年5月的盟军胜利，给人们带来了一阵狂喜。但在这阵短暂的狂喜背后，是一幅凄凉的画面：巨大的伤亡、崩溃的经济、瘫痪的交通，以及为了对付维希政府四年统治期间那些里通外国者而大面积展开的清洗。由戴高乐和前抵抗运动领袖们组成的临时政府，一直到1946年10月才结束自己的管治。在这段管理期内，临时政府就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了重要立法。但关于法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问题，抵抗运动势力同传统政党之间，左翼力量同右翼力量之间，都存在着激烈冲突。②

在法国政府清点遇难者的同时，祭奠、敬拜英雄布洛赫之死的活动也在国内外展开。①比如，出版界发布悼词；索邦大学大剧院举行326了一场官方的追悼活动；《政治手册》以及重新刊行的《社会史年鉴》等刊物发表悼念专文。②为了追念自己这位消逝的伙伴，费弗尔在《年鉴》和《综合评论》上刊登了布洛赫讨论德国入侵的讲稿以及他就近代法国起源那场历史大讨论而撰写的文稿，这都是些很合当时语境的文章。③

1946年，《自由射手》出版了布洛赫之前一直不曾示人的《奇怪的战败》，这是布洛赫就法国沦陷所做的见证。乔治·阿特曼为该书撰写的前言，讲了文艺复兴时“纳博讷”生活中的不少细节，很是动人。在当时的语境下，发行一本痛苦、难读的书给那些刚刚重获自由的法国人去消化，可看成是一种对布洛赫的致敬之举。之后，《奇怪的战败》倒是慢慢成了布洛赫最长盛不衰也是最易接受的作品之一。此书日后的多次出版、译介，尤其是它数量惊人的被引用，都显示出人们对他历史洞见的欣赏和接受。学者们已经接受《奇怪的战败》这一名称，用它来描绘近代法国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一，尽管这并非布洛赫的本意。①布洛赫的身后形象很早就在战后被塑造成了一位学者、殉道者、对第三共和国毫不留情的批评者，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为了祖国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法国学者。他成了一个兼具史学大家和爱国烈士两种身份的人。

1947年开始运作的第四共和国，只坚持了十一年。②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妥协下产生的政府，有着同第三共和国相仿的政党对抗和僵化官僚化的顽疾。在冷战的阴影下，法国已经褪去了昔日列强的光环。它取得的经济繁荣和人口昌盛等成就，被自己相互掣肘的领导现状导致的外交、殖民地事务等方面的失败抵消了。另一方面，在这个政治受挫的十年间，法国保持甚至增强了自己在艺术、人文以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鲜明特色，并慢慢为现代、民主的“多元文化”打下了基础。①

费弗尔身处另一个“荒芜的世界”中：年轻的朋友和合作者已然不在身边，头上还顶着众多尚未结项的研究课题。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心将《年鉴》办下去。为了回应原子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革新了杂志的形式，并起了一个涵盖面更广的新名字：《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②费弗尔召集了布罗代尔、弗里德曼以及莫拉泽等年轻同事组成杂志的指导委员会。同时，他还招揽了一群来自其他领域的新合作者。已经68岁的费弗尔奋力十年，以充满斗志的宣言“我们的历史，真实的历史”，鼓舞自己全力以赴地重燃服务人文的**。③1950年在巴黎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费弗尔及其追随者取得胜利的标志，也是对缺席但备受爱戴的马克·布洛赫的一次致敬之举。①

战后的法国发展非常显著，个人、官方以及国际团体对研究的资助力度不断增加。20世纪30年代，布洛赫和费弗尔能为自己课题取得的资源还相当有限。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形已然不同：历史学此时也加入了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科学类学科壮观的扩张行列，获得大量资助。当然，这在催生更多研究机构的同时，也导致了学者之间、学科之间的激烈斗争。而且，在争夺学术影响力的过329程中，无疑也伴随着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较量。①

1947年，一个新机构——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第六分部设立，法国史学研究随之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在费弗尔麾下能量充足的三巨头布罗代尔、弗里德曼，尤其是莫拉泽的努力下，第六分部同历史学以及《年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能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取资助，也能在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政府对他们研究项目的首肯。他们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接受训练，但被经济大萧条耽搁，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淬炼。但他们现在渴望掌舵指挥。虽然费弗尔基本没参与前期的磋商，但还是同意担任第六分部的首任主席。莫拉泽建立了“马克·布洛赫学会”，并筹集个人资金来资助其教学、研究和出版等活动。在这些聚集于《年鉴》旗下的学者们的经营下，第六分部成了这本战后杂志非常重要的体制内阵地。它虽是一个设有经济与社会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院校，但并不授予学位。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实现了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早期愿望，即让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能够开展多学科合作。①

罗贝尔·博特鲁齐和菲利普·多兰热曾是布洛赫的学生，他们发330表的追忆布洛赫在教学方面所做卓越贡献的文章，丰富了布洛赫留赠的遗产。①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抵抗运动的英雄，现在也成了一位睿智、热心的大师而受人敬仰。那些精心准备的课程、严格的标准以及偶尔苛刻的批评背后，是一个终其一生都对史学新人充满耐心、尊重和激励的人。不同研究领域和教学岗位都有布洛赫指教过的门生，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对布洛赫给予的心血和启迪，他们表达了自己难忘的颂扬之情。其中包括安德烈·德莱亚热②、弗朗索瓦·舍瓦利耶、米歇尔·莫拉、罗贝尔·福尔茨（RobertFolz）、罗贝尔·博特鲁齐、亨利·布伦瑞克、菲利普·多兰热、皮埃尔·古贝尔、美国博士生威廉·孟德尔·纽曼（WilliamMendelNewman）③，以及两位他未曾教过但全心爱戴他的年轻同事：菲利普·沃尔夫、夏尔·莫拉泽。

布洛赫学术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他在历史地理学和农村历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也得到了人们的赞扬。④布洛赫以前在斯特拉斯堡和布洛赫的长子艾蒂安致力于处理父亲遗产的事业。为了成为一名专注人权以及刑法改革的法官和作家，他曾放弃了早期研究历史的兴趣。他把父亲大量未完成的手稿以及教学、研究笔记都给了费弗尔。经过他和费弗尔的努力，尚未成稿的《为历史学辩护》终于在1949年面世了。这本书的出版，令世人为布洛赫的人格和历史信念而倾倒。③虽然是以节选本的形式面世，但此书却已成为布洛赫最著名的作品。现在它的法语版本已经是第七版。除此之外，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英语、德语、俄语、捷克语、波兰语、匈牙利语以及日语版本也纷纷翻译出版。①1952年，新版《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征》发行。此书的增订版于1956年再次发行。这一过程中，艾蒂安·布洛赫起到了重要作

用：此书新增的第二卷就是取自他父亲的笔记。布洛赫以前的一位学生编辑了这些内容。②

费弗尔计划出版《欧洲货币史概论》（Esquissed'uoiremonétairedel'Europe）（1954），也就是布洛赫有关罗马帝国以来欧洲货币历史的讲义时，事情却不太顺利。《欧洲货币史概论》序言的主要内容都是基础知识。从中可以看出，此书面向的读者并不是专家学者，而是刚起步的学生。这本不到一百页的货币史概论，是布洛赫尚未系统化的演讲笔录，但书中不时闪现布洛赫的洞见，折射出他处理货币演变之性质、影响这类问题时的好辩和驾轻就熟。不过，实话实说，该书还是有如下瑕疵：结构杂乱、注释简略以及少许讹误。①

1954年，在布洛赫逝世十周年之际，费弗尔撰文怀念老友，《年鉴》杂志和出版社发表了一些纪念布洛赫的文章。不过，他也承认，新《年鉴》中研究历史的方法已经显著改变。②时下的世界形势也与布洛赫的个人经验大不相同。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队被困奠边府（DienBienPhu），阿尔及利亚起义也已爆发。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新的改革派势力在苏联和东欧出现。这在两年后促生了赫鲁晓夫宣布结束长期暴政，也导致苏联对波兰和匈牙利的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法国左翼势力感到困惑，士气低落。法国温和派因为苏伊士运河较量中的失败、阿尔及利亚日益加剧且不断侵蚀第四共和国之脆弱威权的冲突而大为震惊。①

1956年秋，国内外局势依旧紧张。9月26日，78岁的吕西安·费弗尔因心脏病发作，在他深爱的故乡勒索盖逝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相当活跃地专心于研究和写作，积极指导第六分部、《年鉴》以及其他一长串很有影响的编辑和管理工作。②费弗尔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贡献给了历史学。虽然并未忽略经济史和社会史，但他将自己的精力大都贡献给了文化史、思想史和心理史。布洛赫去世之后的十二年里，费弗尔凭借自己的能量和领导力终于打败了他们的梦魇——德国历史主义和法国实证主义，形成了一种同蒸蒸日上的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并确保了《年鉴》在法国历史学界强有力的地位。③

费弗尔的门生兼朋友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将费弗尔推上了《年鉴》以及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第六分部的领导地位，他的博士论文《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MéditerralemoerranéenàI'époquedePhilippeII）广受赞誉。①该论文的构思受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费弗尔的影响，其大部分内容是布罗代尔在德国俘虏集中营度过五年牢狱之灾时写的。那时，布罗代尔没有笔记或任何档案可查。论文于1949年，也就是《为历史学辩护》出版的

那一年刊行第一版。《地中海》的出版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它不仅有别于编年纪事的历史，也不同于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而是一种从根本上指向理解这个“长时段”的历史，即一种有着宏大视野和综合方法的整体的或者说全球式历史。与布洛赫不同，布罗代尔的历史世界被分成了“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进程，并且倾向于轻视行为（act）和个人的作用。②

《年鉴》1945年之后的复兴中，布罗代尔一直起着关键作用。被指定为第六分部历史研究中心（tredeRecherchesHistoriques）主任之后，他在1949年又被选为法兰西公学院近代文明史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很有影响力的国家教师评委会中的历史学科主席。54岁时，布罗代尔不仅是布洛赫的直接继承者，而且他本人也已经成为卓越的名人，吸引了不少学者运用他的理论研究法国地区和其他特定国家的历史。①

费弗尔去世两年之后的1958年，夏尔·戴高乐再次执政并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他用了四年的时间，终于把法国从消耗国力、引起混乱的阿尔及利亚冲突中解脱了出来。受惠于欧洲共同市场成员的地位，奉行戴高乐政策的法国将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一直保持到1968年，使法国重新获得了处理国际事务的威望，维护了自己在知识界、文化界的高度。法国结构主义成为众多不同学科的一个主导力量，围绕它的影响力以及有用性而展开的争论，使巴黎再次成为世界最重要而且最“热烈的思想孵化器”②。

布罗代尔担任《年鉴》主编的任期，正好同这光辉的十年重合。他又负起费弗尔的工作和使命，并同其他社会科学并肩作战。布罗代尔于1963年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和国家教育部专项基金，申请这些资助时，计划将其用于“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MaisondesSe）的建设，以便使众多的“人文科学”研究拥有一个对话的平台。1966年，《地中海》一书得以修订、扩充并再版，很快它就被译成了好几种外语。《年鉴》研究的课题和使用的方法，不仅影响了东欧和西欧的学术，而且也影响了北美学界。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