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八章 巴黎之路（第1页）

第八章巴黎之路

绘图板上的任务繁多，我根本无暇心灰意懒。①

1930年6月，盟军撤离莱茵兰地区（Rhineland），这比《凡尔赛和166约》规定的日程提前了五年。此时，法国早已失去了欧洲的主导地位。

法国虽然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胜利的成果不断贬值，比如同盟逐渐瓦解、德国国力迅速复苏、法国政府不能持续执行和约条款等。在经济大萧条的前夕，优势已经转移到了莱茵河的另一边。1930年9月，希特勒的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进一步激化了法国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破坏了《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和平。②第三共和国是法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政权，然而它最后的十年却步履蹒跚：国内政治动**，经济失调，海外殖民地骚乱不断，国际声誉也直线下降。

整个20世纪30年代，布洛赫在个人生活、职业生涯和政治事件的泥潭中挣扎。在相对和平、乐观的20年代，他很少卷入到政治和时事之中；但1930年之后，一切都变了样。由于莱茵河对岸纳粹党的威胁，斯特拉斯堡呈现出几许不安的氛围。这时布洛赫前往巴黎谋求教职，然而那里资源紧缺，反犹情绪高涨，人民阵线（PopularFront）的167统治备受争议，国际局势也非常黯淡。布洛赫在索邦任教三年之后，完成了重量级的作品《封建社会》;不过很快他又重新穿上军装，因为法国面临着二十五年之后的第二次入侵。

布洛赫并不想像他的父亲在里昂长期任教一样一直待在斯特拉斯堡。尽管那里环境宜人，学校的待遇也非常优厚，但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批人陆续离开这里前往巴黎。斯特拉斯堡的教职曾让布洛赫非常兴奋，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阿尔萨斯的生源知识面狭窄，一心追逐名利，虽然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但无法从内陆或国外吸引很多学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学习历史的兴趣普遍下降，这表现为博士生的数量急剧减少。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任教十七年，却只指导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①

斯特拉斯堡最有抱负的师生都渴望逃离这个狭隘的大学和城市，这里逐渐成了巴黎的接待室。事实上，《年鉴》最初的希望建立在两个主编迁往首都的基础上。文学院的创始教授们形成了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每当有人调往索邦或法兰西公学院，他们都会依依不舍，仍与168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也进一步鼓励和增强了人们逃离的愿望。①

20世纪30年代，这里形成了一股逃离的热潮，其中的原因包括：人员不断减少，学生中的政治激进主义逐渐高涨，预算日益削减，教师基本工资外的专门补助有所降低，无法招募有能力的教员填补空缺。而且这是一所地方院校，人们失望的情绪日积月累，很多人渴望获得进一步提升。当地充斥着各种自治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宣传，反犹主义倾向逐渐显现，德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浓，这使教授们与这所阿尔萨斯高校的联系越来越弱。由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地处边界城市，学校的管理部门早在1934年就做出预案，如果再发生战争，他们就迁往克莱蒙费朗（t-Ferrand）。礼拜六聚会的次数也急剧减少。1933年至1937年，文学院有12个最优秀的教师离开这里。为了避开莱茵河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一些精明、有野心的学者甚至考虑巴黎之外的地方。②

巴黎的吸引力显而易见。那里的教师拥有最高的工资和声誉，接触到的是最优秀的学生和同事，有最好的工作环境，可以非常便利地接触各大图书馆、档案馆、研究中心、教育部门、官方和私人的基金。那里拥有各种学术期刊、出版商和出版社，而且他们有机会对学科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巴黎的生活水平较高，但首都高校提供了更优厚的待遇，居住环境也更加多元，而且对于在巴黎土生土长或受过教育的教职工来说，这是一个与家庭团聚和恢复人际关系的机会。①

对布洛赫来说，返回巴黎既是个人的理想，也是职业生涯的目标。20年代，父亲和兄长的去世给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使他成为两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一家离开斯特拉斯堡返回巴黎，可以与身在玛尔洛特的寡母团聚，能够经常见到在巴黎的寡嫂和两个侄子，以及他爱人的三个姐妹和一个兄弟。②他曾十多次前往巴黎从事研究，住在已故的岳父岳母家里，然而如今，他需要在首都拥有自己的居所。此外，他希望他的六个孩子，尤其是那些即将上中学的，能够接受更好、更严格的教育。1930年，布洛赫用从维达尔家继承的遗产在克勒兹省（Creuse）的富热尔（Fougères）小镇买了一套乡间住宅，从而结束了家庭在阿尔萨斯的“假期”。富热尔的房子相对偏远，风景也有些黯淡，而且乡村比较贫困，但它却使布洛赫在内陆拥有了自己的居所。他获得了财产城乡转换的机会，这曾让他父亲和很多巴黎知识分子获益。

斯特拉斯堡天气潮湿、阴暗，冬天非常寒冷，步入40岁的布洛赫受此影响很大。他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这开始于1914年10月在格鲁埃里的岁月，他的胳膊偶尔会麻痹，不得不前往埃克斯莱班（Aix-les-Bains）做痛苦的水疗。虽然交通非常便利，但当布洛赫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痛苦之时，他也会像很多同事那样，幻想“退休”后到一个南方学校，去埃克斯莱班，或蒙彼利埃。与他齐名的中古史学家奥170古斯丁·弗利什（AugustineFliche）就居住在蒙彼利埃。巴黎的气候只比斯特拉斯堡略好，但是它有其他方面的优势。①

布洛赫在巴黎奋斗八年，一心希望加入法兰西公学院。法兰西公学院成立于1530年，坐落于拉丁区的核心地带，最早只有六位教授，其目标是推动人文科学的研究和“文艺复兴精神”。四百年后，它依旧是一个小规模、纯研究型的机构，常住教授只有四十七名。法兰西公学院的预算直接由政府批准，完全独立于法国的大学机构。获得长期任命的教授不需要具有任何学历证书，也不用辅导学生准备国家考试。他们的课程免费向所有人开放，涵盖了自己感兴趣的一切主题，可以171根据自己的日程来排课。②

要进入这个特权的机构，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声誉、职业交往以及良好的运气。由于成员去世或退休所产生的空缺岗位，将由全体成员决定增补——他们并非只为某些特殊的专业设立或保留岗位。全体成员大会的评议过程往往非常漫长，而且火药味十足，它取决于候选人自身的品格、公学院内部的环境，以及外在的政治因素。候选人要经历严峻的考验：他们不仅要以课堂的形式公开展示自己的能力和研究课题，而且还要接受全体考官的一系列面试，这些考官性情各异，专业分工也互不相同。公开的评议需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每个候选人通常有一个担保人——他要充分施展自己的人脉、学术声望和演讲技巧。整个过程有两轮投票，每一轮都需要大多数出席成员的赞成。第一轮投票决定空缺岗位的专业归属，第二轮选择候选人。公学院的投票虽然规模很小，却绝对是学术和政治氛围的晴雨表。在辉煌的时代，它的程序偶尔会非常新颖，极富创新性；但在一个萎靡的环境里，人们往往非常谨慎，更偏爱惯例和习俗。1914年一代的学者数量较多，老一代的学者依然活跃，然而角逐的职位却越来越少。虽然进入法兰西公学院的程序令人生畏，但这是学者们渴望的无上荣誉。①

1928年，当法兰西公学院出现岗位空缺时，布洛赫和费弗尔第一次作出了回应。布洛赫试图为比较史争取一席之地，宣称自己几乎是172法国唯一的实践者。然而，最终他慎重地从近十个竞争者中退出，转而支持年长的费弗尔。费弗尔给自己的定位并非比较史，而是近代史。布洛赫不想让考官们为难，在他和费弗尔之间做“尴尬的选择”，因此他同意由费弗尔先申请。②

1928年，费弗尔已年满50岁，他一直都渴望重返巴黎，在学者和教师的岗位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然而，1926年索邦拒绝了他的申请，后来他主动放弃了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colePratiquedesHautesEtudes）的提名，虽然那里是通往法兰西公学院和索邦的捷径，但是工资待遇不高，无法养活家庭和三个孩子。1929年至1933年，费弗尔为进入法兰西公学院全力以赴，甚至有些孤注一掷。他的优势在于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包括他近期关于路德的专著，以及新成立的《年鉴》杂志；此外，他在巴黎高师、梯也尔基金会、斯特拉斯堡大学等都有很好的人脉，这些地方为法兰西公学院输送过不少人才。然而，不利的因素则是他的研究领域，因为近四十年来近代史一直不受重视，而且他还远离首都。法兰西公学院的大多数候选人都在巴黎任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投票人接触的机会也更多。①

20世纪20年代，不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法兰西公学院新增的教授职位一直很稳定，但是参评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在费弗尔四年的等待期中，一共出现过十二个职位。几乎每一次投票竞争都很激烈，偶尔还掺杂着政治和宗教的因素，以及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传统对抗。1929年1月和1932年3月，费弗尔经历了两次惨败，此外还有一次战略性放弃。费弗尔谨小慎微，等待对手的胜利或退出，不过他在公学院里始终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②

1932年，随着阿纳托尔·德·蒙齐（AnatoledeMonzie，1876—1947）被任命为法国教育部长，费弗尔开始时来运转。蒙齐不但为法兰西公学院新增了一个职位，还提名费弗尔为《法国百科全书》的总主编——这是一项大型的公民和文化事业，旨在与意大利和苏联的项目相抗衡。如今，费弗尔进入法兰西公学院的机会终于来了。1932年11月13日，法兰西公学院全体成员投票决定恢复近代史的席位；1933年1月8日，他们一致选举费弗尔为新成员。1933年2月19日，费弗尔终于被坐落于马塞兰·贝特洛广场（PlaceMarBerthelot）的窄门所接纳。③

费弗尔认为，他的胜利意味着《年鉴》获得了世人的认可，同时也是近代史教学传统的伟大复兴——这个传统曾在公学院断绝很长时间。然而，他的胜利几乎没有任何反主流的色彩，《法国百科全书》的任命有足够的说服力。而且，他的支持者们虽然看到了费弗尔对社会科学的巨大贡献，但更看重的是他将在公学院延续米什莱、莫诺、拉维斯和丹尼斯的优良传统。费弗尔在就职演讲中，对支持者和布洛赫不吝溢美之词。或许对胜出的原因认识有误，费弗尔充满自信地和老搭档说：“你很快也会来的。”①

如今布洛赫已47岁，他非常渴望沿袭费弗尔的路线。费弗尔的离174职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再加上普菲斯特的病重和去世，斯特拉斯堡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这一切燃起了布洛赫进入法兰西公学院的渴望。②事实上，他的一些能力已经获得了认可。他曾被任命撰写两卷本的中世纪经济史，还有一本有关封建社会的专著被贝尔收入了人类进化丛书。他曾到根特和马德里讲学，第二年应邀前往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ics）做过三次讲座。③他希望自己能像费弗尔那样直接进入法兰西公学院，因此拒绝了同事的建议，没有申请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第五部空缺的岗位。①

费弗尔进入法兰西公学院之时，莱茵河的对岸开始进入黑暗时期。法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更新换代。1933年4月，日耳曼学家安德勒离世，他是古斯塔夫的好友、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布洛赫跃跃欲试，试图以比较史学家的身份赢得安德勒在公学院的教席。②

布洛赫“狂飙突进”的情感风暴平息之后，开始在费弗尔的强烈建议下非常“谨慎地”写信试探，然而结果不尽如人意。纳粹党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控制了德国，法兰西公学院几乎不会免去一个日耳曼学家的教席。③布洛赫决定在投票之前退出，以等待更好的时机。当时古典考古学家卡米尔·朱利安（CamilleJullian）生命垂危，他的法国古代史教席更有可能被取消。④

布洛赫宣布参加竞选之后，发现自己加入了一群野心家的行列。这些人才华出众、野心勃勃，又有些急不可耐，其中包括他的几个朋友、同事和竞争对手，他们等着来自法兰西公学院的死亡和退休的讯息。布洛赫非常渴望即将到来的机会，但也有些害怕。他认识到必须争取来自公学院内部的有力支持，但这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对于教席的争夺非常激烈，其中夹杂着痛苦和希望，充满了令人难忘或怨怼的各种策略。费弗尔虽然深表同情，但是新百科全书的任务让他分身乏术，而且在政治上他还只是一个新手。作为一个小众的精英机构，法兰西公学院能否像接纳费弗尔一样接纳布洛赫，从而在它的内部上演一曲二重奏?然而，布洛赫的犹太裔背景显然成了一个不利的因素。德国的反犹主义阴魂不散，已经渗透到了法国的学术圈，威胁着要减少犹太人获得更高职位的机会。法兰西公学院中犹太人的数量几乎占了15%，会再接纳一个布洛赫吗?费弗尔对此非常不安。一个忧心忡忡的犹太教授曾强烈地建议他，不要制造近期又有一个犹太候选人的喧嚣，避免对各个选举人实行狂热的攻势，而应该采取“平静的”运动。①然而，布洛赫要想实现目标，就必须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和自我推销。他提出的新标签“比较史学”，使他在与传统史学家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也让人想起了他父亲和贝尔的失败经历。古斯塔夫是个有些不落俗套的古代史学家，贝尔则孜孜不倦地提倡历史“综合精神”。

布洛赫的竞选活动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投入到法兰西176公学院上的事务越多，就越远离斯特拉斯堡的生活。他的一些职责——如预科的课程和中世纪历史所的管理事务，大多由他年轻的同事佩兰负责。①这在他发表的一些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很不情愿地为《历史评论》撰文全面评价西米昂的作品。西米昂是实证主义史学的首席代表，虽然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却是法兰西公学院首屈一指的学者。布洛赫的基调是褒扬，但也不无批评之声。他的文章中充满了各种例子、分析和比较，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很可能会被细心的投票人认真地阅读。②

1933年是关键的一年。布洛赫饱受家庭事务和疾病的困扰，为治疗几乎瘫痪的胳膊，他不得不第一次痛苦地居住在埃克斯莱班。由于莱茵河对岸咄咄逼人，5月底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参加了复员后的首次预备役军官的短训。③随着布洛赫和费弗尔第一次长时期的分开，两个主编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由于费弗尔前往巴黎就职，刊物的秘书处也随之迁移到了首都，这使布洛赫减轻了不少工作压力，但也妨碍了彼此的沟通，一些事情很难迅速作出决定。布洛赫每次访问巴黎都很匆忙，这不利于他的健康。他还不得不离开家人，调整课程计划，面临着三重压力：他们必须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管理部门巧妙地协调；他们必须与法兰西公学院谨慎地沟通；他们受制于编辑事务，必须满足《年鉴》规定的出版周期。他在旅行中忧虑与机遇并存，巴黎是最终的目的地，也是一个让人身心疲惫的战场。①

1933年12月，朱利安去世，布洛赫开始了他的竞选活动。为此，他寻求斯特拉斯堡的前同事艾蒂安·吉尔松（EtienneGilson）的支持。吉尔松最近才进入法兰西公学院，教授中世纪哲学史。经过慎重的考虑，布洛赫依旧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欧洲社会比较史”专家——之前他曾考虑将“欧洲”替换为“中世纪”，以便更容易为人接受，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他谨慎地选择德高望重的吉尔松作为庇护人，费弗尔和其他的支持者则退居幕后。②

布洛赫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正式演讲，是他学术履历的扩展版。他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充满战斗的气息。法兰西公学院“鼓励知识创新”的传统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强调说，《年鉴》注重的是社会和经济调查，而不是传统的研究方法；他致力于“打破”陈腐的、错误的实用性分类。布洛赫以中世纪史学家自许，反对教师花名册上对这一头衔简单的归类；他主张应该超越时间的局限，自由地运用所有的资源。他声明自己“会继续热情地从事中世纪研究”，但绝不会限制在“固定的疆域”，他希望能以此吸引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学者——他们可能被中世纪“虚假冰冷的表象”排除在外。他计划开设一门欧洲史的课程，注重大洲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不仅探索一些普遍的法则，也鼓励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比较史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扩大国际上的影响力，而且对“我们僵化的大学制度”也有裨益。①

有两个历史学家竞争朱利安的教席，一个是布洛赫，另一个则是考古学家阿尔贝·格勒尼耶。格勒尼耶是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同事，也是《年鉴》的撰稿人，比布洛赫年长很多，渴望取代朱利安的席位。布洛赫则需要向选举者展现自己的学术能力，证明自己完全能胜任这门古老的学科，并将其发扬光大。②

1934年1月初，布洛赫开始从事新一年的竞选活动。他在短暂的巴黎之行中，礼节性地拜访了一些主要的投票人。③之后，布洛赫开始了期待已久的旅行——十三年后再次前往英格兰。1月28日，他和妻子踏上了旅程。当时，由于斯塔维斯基（Stavisky）的丑闻被揭露了出来，社会上人心惶惶，发生骚乱的消息甚嚣尘上。④

布洛赫在英格兰度过了难忘的两周。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用法语发表演讲，三次讲座都与比较史有关，题目为《法国与英国庄园之比较》。在旅行之余，布洛赫还不忘为《年鉴》寻觅撰稿人，他与理查德·亨利·托尼、艾琳·鲍尔（EileenPower）和迈克尔·博斯坦（MichaelPostan）有过交流。他在牛津度过了一个周末，并结识了莫里斯·波威克爵士（SirMauricePowicke）和流亡学者欧内斯特·坎托罗维奇（Ernst179Kantorowicz）;他在剑桥会见了G。G。库尔顿（G。G。）和J。H。克拉彭——他们曾邀请他为《剑桥欧洲经济史》（TheCambridgeEicHistoryofEurope）写稿。此外，他还在大英博物馆度过了几小时的欢乐时光。布洛赫对当今法国学术机构的状况非常沮丧，他对英国大学生活的舒适和魅力则不吝赞美之词。①

在布洛赫离开巴黎期间，1934年2月6日傍晚，一大群右翼示威者和若干退伍军人组织在波旁宫外的协和广场（Placedelacorde）聚集，威胁说要越过塞纳河，袭击众议院（ChamberofDeputies），推翻新成立的激进党政府。他们指控政府与无耻的犹太骗子斯塔维斯基（最近神秘死亡）合谋，谴责政府解雇了一个右翼警官。紧接着，示威者和一小部分封锁桥梁的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双方共有15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这是自巴黎公社起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一天后，激进党总理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Daladier）被迫辞职，由更具包容性的“民族联盟”内阁来平息骚乱。在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政府第一次被街头的暴力事件所推翻。①

布洛赫在海峡的另一边，为无法置身祖国的事变而悲痛；此外，他还不得不向忧心忡忡的英国人进行解释。他为右翼分子的暴行所震180惊，这些人来自法国的中产阶级，不禁让人想起了雾月政变。九天后，布洛赫径直回到斯特拉斯堡的家中，依然为此而惊愕和困惑：“在这起骚乱的背后，我感觉到了一种可怕和幼稚，他们软弱无力，内部派别勾心斗角，运作方式极其糟糕，没有任何智慧可言。”②费弗尔也为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所震撼，他怀疑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其滋生的温床。在危机期间，布洛赫仅仅从伦敦发来了一条简短的信息。为此，费弗尔对老搭档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借用于连·邦达（JulienBenda）的概念，将布洛赫描绘成冷漠、无情的知识分子。③

实际上，布洛赫和费弗尔已经彼此疏远。一年多以来，费弗尔已经在首都安顿下来，与家人住在舒适的五楼，位于圣宠谷大街（rueduValdeGrace）1号，面向美丽的教堂。如今，他已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和职业关系，承担着很多责任，不仅要经营《年鉴《百科全书》和《综合研究》，还要负责近代史学会。布洛赫指责费弗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巴黎人”，挥霍着自己宝贵的精力，抛弃了历史学家的一亩三分地，而且对《年鉴》漠不关心——如今它的出版已严重滞后，迫切地需要各种作者和文章。然而，布洛赫也身不由己，不得不放弃本职工作，积极筹划竞选活动，这需要仰仗朋友们的支持。在法兰西公学院评审前夕，布洛赫决定放弃第二次巴黎之行，以远离如火如荼的政治环境——然而费弗尔早已卷入其中。①在这种氛围下，布洛赫理应表现得更加矜持和客观，但费弗尔却因此指责他对现实袖手旁观。

其实，布洛赫绝非冷漠。他私下里常常表达忧国忧民之情，不仅关注极端民族主义者、反共和联盟，以及右翼人士对高级警官、司法和市政官员的应和现象，而且敢于指出温和派和左派阵营的明显不足，181甚至是政府的腐败和国会的缺点。当然，他并没有因忙于竞选而对无处不在的危险视而不见。各大高校里的骚乱，以及“我们很多政治家知识上的匮乏”，进一步激化了这种危险。②布洛赫和费弗尔既不准备顶住压力为懦弱的达拉第辩护，也不打算支持年长的折中派继任者加斯东·杜梅格（Gastue）。他俩都不情愿地在3月5日的“工人宣言”（“MaheWorkers”）上签了名。该宣言由三位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阿兰”（埃米尔·沙尔捷，EmileChartier，1868-1951）、保罗·朗之万（PaulLangevin，1872—1946）和里韦（1876—1951）起草，他们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的洗礼，还帮助成立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备委员会（itédeVigilaelletifascistes）。①然而，该宣言的语调和委员会的领导能力让《年鉴》的两位主编有些担忧，他们对大众的价值观也没有任何信心。责任感（“我正蓄势待发”）和不作为（“像很多人那样无法执行”）之间的矛盾撕扯着布洛赫，但是他反对用法西斯主义蛊惑人心的方法对抗国内的法西斯主义。②他不希望法国出现高负荷、政治化的氛围，即由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等共同执政。③

3月18日，在布洛赫签署宣言之前，法兰西公学院全体教授大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落幕。布洛赫的支持者吉尔松提议设立欧洲社会比较史的教席，以阿贝·布勒伊（AbbéBreuil）为首的格勒尼耶的支持者则坚持捍卫古代史的教席。在布勒伊为格勒尼耶发表讲话之后，化学家卡米耶·马提翁（CamilleMatignon）突然晕厥并死亡，大会的讨论也因此搁置了两个月。①布洛赫一直忙着收集材料，思考造成灾难的深层原因，而且他对费弗尔在公开评审时的消极表现有些懊恼，再加上他从伦敦回来之后表现得很不活跃，这一切都削弱了他的实力。后来，他决定重新恢复竞选活动，并多次前往巴黎。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投票人面前，他委任费弗尔为“布洛赫集团”的“秘书长”。②

布洛赫重启竞选的活动很快就夭折了。1934年4月12日，上台仅两个月的杜梅格政府就宣布削减预算，极大地减少了大学的费用。法兰西公学院被迫削减10%的经费，这意味着朱利安的教席不太可能被取代。③

布洛赫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他对此非常失望，却并没有绝望。如果进入法兰西公学院的路被堵死了，那么他可以把目光投向索邦，那里有几个中世纪和经济史的教授会在两年内退休。布洛赫很快投入到另一场激烈的竞争中，这是新一轮的消耗战，职位的声望虽然略低，但要求却更高。巴黎的这两个教席都值得布洛赫全力以赴。他已下定决心离开斯特拉斯堡，因为那里是一座寒冷、偏远的“牢房”，预算一缩再缩，教员不断流失，内部派系纷争，士气十分低落，而且他的升职也曾被推迟。④除个人健康和家庭因素外，国内外险恶的环境加剧了《年鉴》的困境，使他的作品进展缓慢。1934年中期，纳粹德国蛮横地干涉奥地利内政，兴登堡总统（Hindenburg）去世，法国显示出各种衰落的迹象。像费弗尔那样，布洛赫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找提升士气的良方，在《年鉴》上寻求对于当前政治的批评之声（如果不是强有力的）。1934年夏，布洛赫恢复了精神和体力。他先是独自在埃克斯莱班接受治疗，后与家人在富热尔一起生活，还前往威尼斯做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此时，另一场艰巨的战斗马上就要来临。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