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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巴黎之路（第2页）

秋天的时候，法兰西公学院空出来的四个教席只被批准了一个，竞争变得异常地激烈。布洛赫的竞争对手包括两个斯特拉斯堡的同事，还有费弗尔的老朋友——心理学家瓦隆。②布洛赫尽心尽力地前往巴黎运作，也为《年鉴》的事务奔波，回家后他身心俱疲，开始生病；而且，由于错过了一次空中摄影展——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他非常气恼。他关心自己的家庭，日常的工作也让他分身乏术。此时，他的研究计划包括：为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编写多卷本的农民史系列，为《剑桥欧洲经济史》撰写有关封建社会的一章，为《年鉴》技术专刊撰写关于水磨的文章，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食品”（“Alimentation”）的条目。他平时还要为多种语言的著作撰写评论，所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为缓解等待结果的焦虑，布洛赫全心投入到作品的创作之中，为再次失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既然并非费弗尔那样的多面手，他便致力于渐进的、细腻的技巧，希望从参与竞争的狭隘领域里寻找一种“内在的自由”①。

然而，1935年1月15日，沉重的打击还是到来了。两天前，萨尔州（Saar）进行了全民公决，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归属第三帝国的决定。②在这决定性的一天，五个候选人为争夺一个教席展开了竞争，演讲的顺序依次是古代史、统计学、化学、实验心理学和欧洲社会比较史。正如布洛赫预想的那样，实验心理学分散了他大量的选票，科学家们偏爱格勒尼耶。在第四轮投票中，历史悠久的古代史赢得了必要的多数票22票。实验心理学得到了19票，成为下一个教席的有力竞争者。布洛赫则遭到了惨败，仅仅获得了1票。③

布洛赫对于自己的惨败非常冷静，他写信给皮朗说，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绝不会因这次失败而气馁。④费弗尔极力安慰布洛赫，同时也安慰自己，他揭示了问题的要害：关于自己莫名的沉默，以及法兰西公学院中谣传的反犹太思想。①然而，不管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这次失败对布洛赫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他长期的计划和加入法兰西公学院的前景也深受影响；而且，这也迫使布洛赫将注意力转向了索邦。②

1935年4月，西米昂突然去世，重新燃起了布洛赫的希望。当时的国际局势让他非常沮丧：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对军队的限制条款，实行全民皆兵。布洛赫努力从悲观的情绪中走出，寻找一段“新的旅程”。他渴望填补法兰西公学院中西米昂劳工史的教席，这一途径的优势在于它避免了与热门的心理学家之间的竞争。但是，他要再次仰人鼻息，作为一个“长期的候选人”，不得不依附朋友们尤其是费弗尔的支持。③

为保险起见，布洛赫参加了豪塞的退休仪式；同时，他在索邦积极运作，以争取法国唯一的经济史教席。④然而，他对两边的前景和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1935年10月，皮朗去世，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与费弗尔的关系也有些棘手，两人在私人和编辑事务上的争论白热化，《年鉴》的出刊依然严重滞后。布洛赫盘算能否在未来的三年内——在1938年8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之前——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实的堡垒或“集中营”①。

布洛赫渴望获得足够多的支持，以继承西米昂的教席，但他自始至终都很谨慎。他很快意识到，法兰西公学院内部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反对历史学家填补西米昂的空缺。1936年2月初，索邦文学院进行投票，出人意料地保留了豪塞的教席，布洛赫的申请终于有了眉目。他不愿同时竞聘两个岗位，便选择了可能性更大的索邦，退出了法兰西公学院的申请。阴差阳错，与他争夺索邦教席的埃米尔·科奈尔（E-mileaert）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自1930年以来，科奈尔一直在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担任教授，他最终在3月29日的投票中胜出，继承了西米昂的席位。②

布洛赫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索邦的申请决议被推迟了。同时，德国军队已经正式入侵非军事区莱茵兰。第三帝国断绝了法国对东欧盟友支持的可能性，彻底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平衡。对于德国肆无忌惮破坏公约的行为，法国和英国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布洛赫身处边境——斯特拉斯堡，非常担心家人的安全。③直到6月18日，索邦文学院才一致投票同意授予布洛赫经济史的教席。他的正式聘书由新任教育部长让·扎伊（JeanZay）签署，时间是1936年7月28日。①事后，布洛赫愤愤不平。毕竟，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挫187折；而且，他始终郁郁不得志，在专业上的贡献和个人的成就得不到认可。以前，他曾克服过不少中世纪史学家的排斥，用作品、教学、讲座和杂志为自己赢得了声誉。然而，他却无法说服法兰西公学院的投票人认可自己。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一股强烈的反犹主义思潮死灰复燃——这种“奇怪的社会现象”从东部渗透到了前线，针对的并非他个人，而是他的民族和血统。在布洛赫看来，有两种类型的反犹主义者：一种人主张“消灭”或驱逐犹太人，他们极端和敌对的态度反而使其危险性较小；另一种人则主张通过“众多的条款”，为外来者设定一个理想的、无法逾越的配额——这些人中有许多归化的犹太人，他们严格地把守着门槛，捍卫并陶醉于既得的利益。这两类反犹主义者都排斥布洛赫，用外在的因素限制他的抱负，这与他反传统的治学态度不无关系，但背后却是更为痛苦和普遍的顽疾。

布洛赫认为，自己所遭受的挫折是法国学术和政治生活腐败的表现。①他将索邦的成功看作一种肯定，立志要在那里耕耘不懈，以带来“新鲜的气息”。当然，新职位赋予他的责任也会限制他的视野。他曾梦想拥有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的自由，如今却化为泡影。他只好继续从事17年以来的斗争——反对教师资格考试的限制。他希望和费弗尔一起，共同肩负起改革的使命。②

布洛赫抵达巴黎后，发现这里非常动**，这让他想起了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度过的青年时代。1936年四五月间，法国国会经过残酷的竞争，终于产生了人民阵线的多数派。6月4日，莱昂·布鲁姆（LéonBlum）获得国会里共产党人的支持，组成了社会党-激进党内阁。面临人民群众188的罢工，新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平息了全国性的劳工争议。在最初的十周里，它向国会递呈了一系列社会立法，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体谈判法案，有关国有化的措施，以及一项解散右翼联盟的法案。反犹主义曾非常嚣张。在新国会的开幕会上，极右势力代表扎维埃·瓦拉（XavierVallat，四年后他被任命为维希政府犹太事务专员）说道：“尊敬的会议主席（Présidentduseil）先生，您的到来无疑将成为历史性的一刻。因为这个古老的高卢-罗马国家，将第一次被犹太人统治。”③

社会党人布鲁姆是一名人文主义者，奉饶勒斯为楷模，却缺少领袖所特有的气质。64岁的他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法国被极左和极右的势力所包围，国外的威胁也一直存在。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他的不干涉政策疏远了共产党人。右派人士对他的社会政策充满敌意。财政赤字、物价水平和失业人数不断攀升，大量资金外流，社会上出现了大批异化的工人。布洛赫返回首都时，法国社会乌烟瘴气，人民怨声载道。“一夜之间，法国社会的阶层就会出现裂痕，各个社会群体又会重新分成两派。”①

然而，巴黎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和文化中心。在人民阵线的领导下，法国的学术得到了极大的支持。1936年，法国成立了国家科学研究中心（ationaldelaRechertifique），一年后又设立了人类学博物馆（Muséedel'Homme）。②巴黎文化氛围浓郁，与东方和南方的邻国相比，在文学、绘画、舞蹈、戏剧和电影等方面竞相闪耀。对于很多创造性的灵魂，尤其是那些极权主义的避难者来说，巴黎具有极大的吸引力。③

布洛赫一家迁到了塞夫尔街（ruedeSevres）17号，位于公寓顶端的两层，非常宽敞，包括一个为他工作准备的私人书房和图书馆，为他家人提供的舒适套房，以及一些美观的会客区域——用来招待朋友、同事和学生。④50岁的他气宇轩昂，虽然矮小却很壮实，穿戴整洁，装扮优雅。光秃秃的脑袋和满脸的皱纹显示出了他的年龄。他硕大的鼻子和狭窄的嘴唇之间，布满了浓密的胡须。他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双苍白的眼睛，它们从厚厚的眼镜里定睛凝视着，这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但他偶尔也会流露出讽刺或温暖的微笑。布洛赫非常严苛，但也是一个慈爱的丈夫、父亲；他烟瘾很大，却极度自律；他很容易激动，在私下里有时会勃然大怒，他将这归因于自己“糟糕的性格”①。

布洛赫非常享受巴黎资产阶级的生活：这里有精美的饮食，能经常见到巴黎高师的老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展览、戏剧和电影。他在休闲的时候，会广泛地涉猎科学和文学领域。像很多同时代的欧洲中产阶级那样，他阅读原汁原味的英文，最喜欢的侦探小说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Christie）和桃乐丝·L。塞耶斯（DorothyL。Sayers）。②

布洛赫在索邦是一个深受欢迎和尊重的教授。他与同事哈布瓦赫共同创建了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InstituteofEidSocialHis-tory），并专心致力于它的发展。③此外，他还在巴黎高师、圣克鲁（Saint-Cloud）和丰特奈（Fontenay）高等师范学院教课。在他的学生中，有未来的历史学家米歇尔·莫拉（MichelMollat）、弗朗索瓦·舍瓦里耶（FrancoisChevalier）和皮埃尔·古贝尔（PierreGoubert），未来的政府官员皮埃尔·苏德勒（PierreSudreau）。布洛赫天生适合做教师，很有奉献精神。对年轻的学者们来说，他的课堂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他的个人魅力——和蔼、机智和智慧，也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泯灭的印象。①

如今，布洛赫身处国家的中心，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专业活动。1937年夏，他在巴黎促成了国际民俗学大会（IionalgressofFolklore）的召开，加入了《法国百科全书》联合编委会、法国历史学委员会（itéFran?aisdesScesHistoriques）、历史与地理教师协会（SociétédesProfesseursd'Histéographie），并积极参与贝尔综合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而且，他还在一些法律史、地名学和人类地名学（anthrotoponymy）、法国大革命经济史等相关领域的委员会任职。②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为《经济史评论》汇编了大量法国经济史的文献。在这段忙碌、艰难的时期，布洛赫仍然抽出时间，于1937年9月前往英国农村进行工作考察和家庭旅行。③

对布洛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产的时期。作为一名正式的经济史学家，他将自己特有的精力、智慧和批评视角投入到这门学科中。1937年1月，在为“综合理工人”（polytes）做的一次演讲中，他概括了自己所从事的新兴学科的基本特征：要理解当代的现象，必须建立在长期分析的基础上，追溯最遥远、最相关的各种迹象，而不是仅仅依赖“最毗邻”的联系。①根据布洛赫的说法，研究经济乃至一切人类问题的历史学家，必须扯碎“便利的屏幕”——与过去最直接的联系，努力感受那些可能会再次显现的“遥远的历史事实”。②另一方面，布洛赫反对忽视政治现实的倾向。他在索邦讲授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经济时，将法国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为太阳王统治下的专制制度（同时期的周边国家荷兰和英国相对繁荣）:这使法国开始系统地向资本征税，扼杀了创造精神，农民变得越来越贫困。③

作为心态史学的研究者，布洛赫非常警惕纳粹在大众中的吸引力——它善于运用各种象征性的符号和仪式发动大众。在1940年溃败之前，一个法国民族学研究者在书中强调，基督教之前的神话和诸神

正在第三帝国复苏。对此，布洛赫给予了赞扬之情。③不久之后，他遗憾地发现，第三帝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那些用来增强和凝聚大众的民族仪式，而任由“希特勒复活古代世界的颂歌”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年里，布洛赫重点研究和关注的主题是他迟迟没有完成的封建社会。早在1931年，他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heSoces）上的文章里就已经勾勒出了一个大纲。1934年，他在伦敦的几次演讲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路；1937年，他在为《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撰写有关庄园制度的章节时，所有的想法最终成型①;1938年5月，他在剑桥做了三次题195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和心理状况”的演讲，全面地展示了自己的想法。②1939年和1940年，他姗姗来迟的两卷本巨著《封建社会》终于问世。③

这是体现布洛赫中世纪史学训练的巅峰之作，也最清晰地呈现了他在《年鉴》上的策略。在《封建社会》中，布洛赫运用了所掌握的一切技巧——语言学、法学、文献学、图像学、地名学、地理学以及心理学，完美地再现了9世纪中期到13世纪初期西欧和中欧的社会结构。但是，这并非静态的画面。布洛赫的意图是开放式的，不仅包括经济和社会分析，他对心态环境也做了令人信服的描述。他把封建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产生于外族的入侵和破坏，第二阶段则以经济扩张和文化复兴为标志；而且，他使用一个阶段来界定另一个阶段。他充分利用《年鉴》杂志上的问题研究法，不仅考察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各种区域性的封建制度，还将它们与输入的封建制度（英国）和一些封建主义没有生根的著名地区（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和弗里西亚）做比较，甚至将比较的范围延伸到了日本，从而突出西欧封建社会的特点。

在《封建社会》一书中，布洛赫对封建社会的描绘突破了传统的以196法律为着眼点的概述模式，在对罗马和日耳曼源头的论述方面也超越了前人。他喜欢将大量不同的信息进行分类，而且也精于此道；复杂、有机的社会现实在他的归纳之下，丝毫没有卖弄学问和简单化之嫌。当然，书中也有不少缺漏和不足之处。布洛赫的“欧洲”局限于加洛林王朝（gian）时期的边界划分，他对维京人的评价也有失公平；此外，他几乎完全忽略了两个阶级——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而且，他过分强调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的中世纪渊源，也夸大了法德之间的差异性。

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诞生于一个不幸的年代。虽然该书作为贝尔“人类进化”丛书中的一部，会拥有广泛的读者，但人们的回应却姗姗来迟，也非常有限——基本上都是一些专家。①奇怪的是，主要的批评之声来自他的搭档费弗尔。费弗尔在《年鉴》批评该书分类武断，具有概论化的弊端，缺少对个人肖像的描绘，对“文明”的看法也很片面。

但另一方面，一些法国、比利时甚至德国的中世纪学者，对布洛赫的作品表示认可，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今，这部专著虽历经多次修订，却依然对专业和业余的读者具有深远的影响。①

布洛赫完成代表作的时候，国内外的环境开始恶化。在《封建社197会》第二卷出版之前，他重新穿上了军装。②1937年6月22日，布鲁姆宣布辞职，不过人民阵线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38年4月。然而，由于后继者的重大失误和暖昧态度，再加上敌人的阻挠和蔑视，这种统治只是形式上的，其活力早已丧失。①法郎一跌再跌，政府开支和贸易赤字不断攀升，法国的外交也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庞加莱的精神已经被墨索里尼、希特勒和赖伐尔（PierreLaval）的思想所取代。当时法西斯主义猖獗，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i）也已缔结，佛朗哥肆意妄为，日本入侵中国。受此国际局势的影响，法国丧失了不少盟友。比利时恢复了中立的立场；小协约国（LittleEe）停止了运作；英国在张伯伦的领导下实行健全、独立的政策，试图平息独裁者们的怒气；法国则被孤零零地甩在后面。②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此时布鲁姆再次成为法国总理，然而他维护民族团结的努力宣告失败，他惨淡经营的人民阵线内阁只持续了一个月。当德奥合并之时，有一些法国人甚至高声喊道“希特勒比布鲁姆强”!种种明显的迹象表明，第三帝国公然违反条约，完全不顾忌183000多名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然而民主人士却束手无策。布洛赫和费弗尔一直为奥地利的命运担忧，为纳粹主义在学术圈的泛滥和对左翼人士的压制悲痛。在德奥合并之后，对奥地利学者的迫害随之而来。布洛赫决定撤回为奥地利著名中世纪学者多普施纪念专集所写的稿子，因为他怀疑这种学术致敬作品会受到新秩序支持者的限制，缺乏“学术自由和良好的科学氛围”——而这正是该事业的基础。他认为，一个在乎“自己国籍、思想和名望”的人，不应该为一本出版于维也纳的著作撰稿。②

1938年8月28日至9月3日，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苏黎世举行，当时的政治氛围比布洛赫三年前预想的还要糟糕。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虎视眈眈，人们对战争的恐慌使彼此关系非常紧张。①在9月30日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同盟国作出妥协，战争也随之暂时被避免。7月，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分区指挥部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训练。他在担任预备役军官十七年半之后，依然是一名负责参谋的上尉。他没有参与任何使自己升职的“进修班”。由于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着空前的危机，9月25日布洛赫收到召集令，与数千名预备役军人一起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周末前往斯特拉斯堡集结。在这片易受攻击的边境地区，布洛赫悲伤地注意到，“41号军事行动”存在着很多缺陷：抵达的预备役军人缺少管理人员，军备物资供给不足，这进一步导致了各种混乱和恐惧，人们的士气比较低落，普遍存在着反抗的情绪，这些不利因

自己说，很多年轻的生命得以幸免于难，国土免遭涂炭。然而，他的慰藉中却带有一种失落和痛苦，他开始回顾历史，从《凡尔赛和约》和占领鲁尔区开始，直到西班牙内战和慕尼黑会议。最终，他们在10月6日被解散。像往常一样，工作依然是他消除忧愁和苦恼的良方；他在忘我的工作中，又恢复了昔日的活力。①

然而，在工作的园地里也会随之出现一些其他问题。《年鉴》的两200位主编已合作十年，但此时的关系却非常紧张。在慕尼黑会议前后，他们关于杂志的名称、人事和指导方针等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②在大多数时候，费弗尔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他为《社会史年鉴》注入了新的成员和想法。此时的费弗尔身为法兰西公学院的终身教授，《百科全书》已完成大半，长期拖延的拉伯雷研究也重新回到日程。他在学术圈中的声望与日俱增，追随的门徒越来越多。比布洛赫年长的他已完全适应了在法国学术界的稳固地位。③然而，此时的布洛赫仍在经济史领域打拼，努力建构自己的学术堡垒。当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巅峰之作——《封建社会》。①

1938年年底，巴黎高师校长的职位突然出现空缺。时任校长、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塞莱斯坦·布格勒（Bouglé，1870—1940）即将退休，有关继任者的问题也便提上日程。1928年至1935年，他曾担任副校长，1935年起成为校长。布格勒治校期间非常重视师生的福利，赢得了“高师人”的爱戴和感激。①在他的一生中，学术事业与政治参与紧密结合，他努力调解人文主义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这是19世纪90年代“高师人”的特点。1893年，他通过哲学专业教师资格考试，谨慎地倾向于涂尔干的思想。德雷福斯事件时，他在圣布里厄（Saint-Brieuc）中学执教，协助创立了人权联盟（LiguedesDroitsdel'Homme），并成为副主席。布格勒终生都是激进党的追随者，曾参加过图卢兹（Toulouse）和巴黎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三十年来，他隔月为《快讯报》（LaDépéche）撰稿。1924年，他是左翼联盟（CarteldesGauches）的强烈支持者。1926年和1938年，他先后两次访问美国，分别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过讲座。他与自由民主派哲学家埃利·阿莱维（ElieHalévy）和左派涂尔干信徒关系密切。他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为系统地开展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提供必要的条件。布格勒曾担任私人资助的机构——巴黎高师社会文献中心（tredeDotationSociale）的主任，负责学术与人才交流，对战间期（interwar）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总之，他掌舵巴黎高师期间，始终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努力把学校打造成社会思潮和行为的引领者。①

布洛赫根据十年来的习惯，向费弗尔咨询母校竞选的情况。然而，由于费弗尔支持另一个人，表现得非常消极。从个人的立场上，他提醒布洛赫说，其“刚直的”性格可能会激怒高度自信的高师人。从专业的角度上，他告诫这位已经不堪重负的同事，一些嫉妒心重的对手可能会指责他野心太大。最重要的一点是，反犹主义的议题压倒了一切。鉴于目前紧张的政治氛围，他担心布洛赫可能会尊严扫地，遭受大众对犹太人的各种凌辱。①

虽然布洛赫尚未决定是否参选，但他拒绝接受费弗尔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②他承认确实存在着反犹主义，绝不能忽视其危险性，但对此最好的回应就是“勇气”。从法律的层面上讲，他是一名法国公民，他坚信这个事实将超越一切。面对窘迫的政治氛围和严重的个人危险，布洛赫援引消失殆尽的1915—1916年的价值观。如果事情不可避免，那就必须“坚持到底”。布洛赫既不会退缩，也不会考虑校长助理的职位。③

二十五年前，年轻的历史学家布洛赫为法兰西民族和自己的公民身份而自豪。他曾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体验过胜利的荣耀；二十多年以来，他在个人、职业和政治上起起伏伏。如今已是1939年，他虽然对祖国不无批评之声，却依然热爱自己的祖国。④作为一名学者，布洛赫学会了考察自己社会的主要特征和区域特色，并将其放在欧洲更大的背景下进行比较。他通过爬梳过去与现在之间遥远、复杂、隐秘的联系，来证明历史的价值。然而，这位公民偶尔也会懈怠，也许是太过谨慎，也许是心不在焉，无法对自己和祖国的各种危险信号作出回应。随着年龄的增长，布洛赫对法国的热爱演化成了一种新关系：“祖国母亲”过去曾朝气蓬勃、声名赫赫，有过辉煌的历史，如今她却极度脆弱、不堪重负，甚至遭到了子孙后代的背叛。他是一个杰出而又苛刻的“孩子”，竭力用自己的作品为她增光：他二十五年的奋斗和成就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联系。与此同时，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对手和劲敌不断壮大——它们对于法国的虚弱和腐败幸灾乐祸，期待着法国受到“惩罚”①。在最终的挑战面前，他所挚爱的法国似乎开始退缩；但布洛赫仍然坚持采用古代更高的标准，一味强调自己的责任感，却忽视自身的脆弱——他的这种声音也被逐渐孤立起来。②

如今，法国完全被法西斯国家和较小的中立国所包围，极其依赖马其诺防线和英国盟友。此时的英国虽然开始醒悟，但向希特勒下一个可能攻击的目标——波兰和罗马尼亚——轻易作出的许诺，却又难

以兑现。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春天，凡尔登、达豪（Dachau）、格尔尼卡（Guernica）和布拉格形势非常严峻，低落的情绪弥漫整个法国。“为什么要为但泽牺牲”的思想嘲弄着正义的力量。②

整个夏天，布洛赫都静静地居住在富热尔的乡间公寓。他曾因工作原因与妻子乘车到巴黎小住，未来的前景让他悲欣交集。他们还前往日内瓦旅行、参观了普拉多博物馆（PradoMuseum）的画展——那里并没有展出戈雅（Goya）关于枪杀起义者的画作《1808年5月3日》。布洛赫解释说，这很可能是因为它太过痛苦，会让人想起“更多最近的屠杀”③。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这使德国可以在东线上放手一搏。由于纳粹对波兰的威胁日益严重，西方民主国家不得不在关键问题上作出决定：是继续妥协还是选择战争?布洛赫为战争做着准备，随时都能为保卫法兰西而战。④1939年8月24日，他收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召集令。在之后的四年半里，他长期远离巴黎，其间只有几次简短的旅行。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