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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奇怪的战败（第3页）

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中，出现了许多紧张的时刻。到第二天拂晓时，部队仅行进了10千米。布洛赫为躲避德军的机动侦察兵，一路上时而驱车、时而步行，于正午抵达翁斯科特（Hondschoote）。布洛赫和同事拉尚（Lachamp）上尉一起，四处寻找他的主燃料柱，后来发现它们已提前到达布赖-雷-迪讷（Bray-les-Dunes）。由于在弗纳斯（Furnes）遇到桥梁被毁，交通极为堵塞，布洛赫又回到了翁斯科特。①夜幕降临，布洛赫以更直接的方式行进，开始了一段“可怕”的旅程。他步行在机动车的行进队伍中，到处是稠密混乱的车辆。在布赖-雷-迪讷，成千上万的英军和法军车辆以及其他装备被遗弃，堵塞了整个城市。布洛赫在这里找到了他的主燃料柱和一栋可供休息的房屋。由于地处沿海地区，淡水匮乏，布洛赫只能靠喝香槟解渴。②

普利欧将军投降后，第1军团几乎名存实亡。尽管布洛赫目前没有职责要求，但他仍坚持为部下担当领导责任。这些军人基本上没有武器装备，在海滩上聚拢，焦急地等待着营救、被俘或死亡。德军逼得愈来愈近，炮火越来越有摧毁力，而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英军安全撤离。布洛赫亲眼目睹了一个极度心酸的场面：一名法国译员“几个月以来在兵营和战场上与英军士兵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此时却只能看着英国战友们站在战舰的栏杆上渐渐远去，而他被禁止登船，滞留在沙滩上自谋生路”;“看着一艘艘战舰将他的异国战友载向安全的彼岸”，只有“超人般的慈悲心肠才能抑制住内心的苦楚”。①

5月30日，布洛赫开始忙碌起来，设法将部下的名字加入官方的撤离名单。在短期担任布赖-雷-迪讷的交通管制官期间，布洛赫在拥挤的街道上四处走动，走访了比利时边境的培拉奎斯特（Perroquest）咖啡馆。这家咖啡馆还做了几小时的战区指挥部。终于，布洛赫在马洛-雷-班（Malo-les-Bains）找到了主军需处分处的同志们，当夜还和他们在沙丘上一起露营。那一夜，德军的炮火声总是打断他们的睡梦，还好德军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目标进行攻击，他们这才“在四周满是海草的沙丘宿舍里”②免受炮火的屠戮。

撤离行动并不顺利。5月31日一早，布洛赫接到通知，他的部下可以登船。然而，他们的船只遭到了轰炸，大部分人得以获救。现在，布洛赫可以着手考虑个人安排了，但是他的上级并不情愿给他提供任何帮助。当天下午，布洛赫有幸碰到一位骑兵军团司令员，从他那里为自己和两个朋友获得了官方放行准许令。由于信息传达混乱，他们不得不两次穿过敦刻尔克。而此时的敦刻尔克已是“一片废墟的小镇，四处烟雾弥漫，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些残垣断壁”，小镇街道堆满了“与其说是尸体不如说是人体的残骸”。①在破坏和混乱中，布洛赫偶遇了一个曾在斯特拉斯堡教过的学生，他也在等待登船。布洛赫借此机会和他交谈，表示对“法国的命运”充满信心。②

在佛兰德斯海岸的最后几分钟里，布洛赫满耳充塞着炸弹的坠落声、弹片的爆裂声、机枪的扫射声，以及防空高射炮巨大的射击声。然而，他的眼中并没有恐惧和危险，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美好的夏夜：金黄的天空、平镜般的海面，阵阵形态各异的烟雾在燃烧的炼油厂上方腾空而起。布洛赫还对他搭乘的舰船名称饶有兴趣——“皇家水仙花”（RoyalDaffodil），一个源于印度童话故事的名字。他真正体会到一名军人逃脱被俘时内心释然的感觉。③

布洛赫在英国只做了短暂的逗留。早晨抵达多佛（Dover）后，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乘坐火车穿越英格兰南部。后来，他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时说，“一路上昏昏沉沉”，时不时夹杂着“混乱的感觉和图像”，它们不停地涌进他的意识里：一会儿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花裙子姑娘”和“行庄严圣餐礼”的牧师从车窗外递来的火腿和奶酪三明治；一会儿是“淡淡的香烟味向我们扑鼻而来；一会儿是柠檬汁的酸味，还有加了太多牛奶味道而发淡的茶香味；一会儿是暖绿色的草坪；一会儿到处是公园、教堂尖顶、树篱和德文郡（Devoshire）的悬崖；一会儿是一群又一群在平交路口大声欢呼的孩子们……”英国民众自发热情、友好地接待他们，这与英国官方冷落和过分怀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临时宿营地的气氛“让人觉得几乎是在坐牢”。还有些英国官员对混杂的外国军队太过挑剔，行为“粗暴”，“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①。

然而，他们从普利茅斯（Plymouth）回到法国的那天傍晚，迎接他们的是更大的不幸。6月2日破晓，他们抵达瑟堡（Cherb），早晨9点在港口等待码头官员。在战争的后方地区，他们没有看到欢呼的人群，没有三明治，也没有香烟，只有一个正式、冷清甚至带着些许怀疑的接待。他们的休息营地非常肮脏，环境恶劣，短暂停留中，唯一提起他们兴致的是几个红十字会的女志愿者，之后他们便开始了一段崎岖不平、长达120千米的火车旅途。他们在半夜抵达卡昂时无人接待，还好在几家像样的宾馆里落了脚。②

6月9日，布洛赫写信给83岁高龄的母亲——她正在经历人生中的第三次外国入侵，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即使遇到一些挫折，终究会赢得胜利。德国人战线拉得太长，已经吃不消了。不管怎样，总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们算账。”②

但是一切都太迟了。德国装甲部队在赢得北部战争的胜利后，已经重新整编部署完毕，正准备给盟军以最后的沉重一击。从海边到默兹河之间长达280千米的战线上，德国人104个师全副武装，严阵以待，而盟军在索姆河与埃纳河之后至多有60个师。当时法国百分之九十的国土，包括首都和各主要城市，还未被占领。只要魏刚将军愿意，并能够制定一个新的战略以弥补武器装备、空中力量和人手上的不足，就还有回旋的余地。然而，尽管之前屡遭挫败，年迈的将军仍固执己见，坚持形成连续战线的原则。他既没有制定任何重新部署军队或组织抵抗的撤退计划，也没有任何放弃防线从而赢得战争时间的备用方案。如果索姆河-埃纳河防线崩溃，魏刚将军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更倾向于一种果断的战斗——即使不成功，而不会组织一次前往布列塔尼甚或北非的复杂的战略性撤退。③新型战争的支持者提出发挥地理优势、进行机动性局部抵抗的战争策略，他们认为这一策略可与德军的快速作战和装甲部队相抗衡，但是这些意见遭到了压制。①早在70年前，法国军队瓦解之后，第三共和国才得以诞生。要么由于特权地位而长期脱离民主社会，要么出于完全背弃自身的特殊使命，法国军队宁可被打败，也不愿引发一次民众的起义，或全民总动员（levéeenmasse）。

6月5日，敦刻尔克沦陷后的第二天，第三帝国开始向西线和南线发动最后的进攻。法军抵抗不久，德军便从各个方位进行突破。6月10日，巴黎三面受围，政府仓皇出逃。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当日，隆美尔占领法国西北部海港勒阿弗尔（LeHavre）。一天后，法国东北部城市凡尔登沦陷。

尽管被认为是战区后方，位于诺曼底的第1军团余部距离索姆河-埃纳河防线仅有150千米的距离。隆美尔的军队每日以惊人的行军速度逐步逼近战区后方，而第1军团余部还正在十分缓慢地重新整编和装备。作战部队位置暴露，军队部门办事拖拉，布洛赫心神不定、愤愤不平。他还注意到，长期的内讧和司令员的霸道，对已经做过一次逃兵的将士们来说，在士气上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②德国装甲部队呈扇形向三个方向挺进，向东朝马其诺防线；向南朝阿尔卑斯山脉，与已于6月10日向盟军宣战的意大利军队会合；西南方向朝大西洋海岸。布洛赫不得不再次忍受一系列痛苦、零碎的后撤，向接下来的诺曼城堡（Normanchateaux）移动，然而行军速度比敌军“慢了一拍”。布洛赫相信，若法军能及时移动至夏朗德省（te），而不是加伦河（Garonne），兴许还能在德军从东部和西部包围整个法军之前完成军队部署，以防止德军形成合围之势。③

满是难民的雷恩，是德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6月17日，重型空袭导致约二千人死亡、约九百人受伤。在位于上城区的办公室避难所里，布洛赫听着这些熟悉而致命的声音不寒而栗，只因他目前相对安全，才获得了一种“纯粹的动物般的释然”②。法军当天得知，前天晚上已顶替雷诺的贝当元帅要求与德军达成无条件停火协议。被法国领导层抛弃的法国士兵们知道，战争就要结束了，他们根本不愿再冒生命危险继续战斗。③

6月18日，德军将领霍特（Hoth）的装甲军团占领卡昂，并突破了布列塔尼半岛的薄弱防线，之后一路向雷恩而来，俘获了多名法军将领。布洛赫安排勤务兵外出打探，为撤离做好准备。有一次，布洛赫在回办公室的山路上发现，一个德国纵队正从山间走进马路，正好隔在他与目的地之间。“一发子弹也没有打。一堆法国士兵，包括一些军官在内，就站在那里注视着。”①

布洛赫必须为下一步行动做决定。很久以前，他“下定决心”，准备“采取任何措施以避免被俘”。如果他感觉自己还能派上用场，就会鼓足勇气坚守岗位。但是现在任何有组织的抵抗都已停止，他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履行职责。布洛赫断定，当时唯一能为祖国和家人做的就是“确保在圈套合拢之前安全脱身”②。

如何才能脱身呢?向西逃的话，他很可能在布列塔尼半岛遭到围堵。他也可以向南逃往南特（Nantes）（他后来得知德军一天后占领了这里），但是他对渡过卢瓦尔河不抱有任何希望。他还考虑过逃往布雷斯特（Brest），然后潜入英格兰，但是他打消了“抛弃儿女进入无期限流亡”③的念头。

因此，这才有了“教授方案”。回到驻地后，布洛赫换上便装，一名当地大学的同事帮助他以他本人的名字预订了旅馆房间。他灰白的头发、学者的气度与德国军方要追捕的法国军官判若两人，足够消除德军的任何怀疑。的确，由于德军的轻易取胜，占领雷恩的新主人们耽于享乐，早已厌倦了抓捕俘虏的任务。④

布洛赫在雷恩呆了近十天，在街上、饭馆甚至在旅馆中经常与德国军官擦肩而过，他每一次都心痛欲裂，“痛苦地看着祖国的城市拱手让于侵略者”，每一次“都惊奇自己怎么与这些人偶遇时如此相安无事，如果是几天前，肯定早就剑拔弩张了”。最终，他还是有一种“骗过这些德国军官时所产生的恶毒快感”⑤。尽管欺诈不是布洛赫的天性，但他还是为自己的高超演技颇感惊讶。①

战争一正式结束，法国就渐渐恢复了生机。铁路刚刚开始运营，布洛赫就向南部出发，6月28日在昂热（Angers）停留，拜访了亲戚朋友。③通过一条迂回路线，他于7月4日抵达盖雷，与他的四个孩子团聚。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他的孩子们都是在轰炸声中度过的。由于妻子缺席，以及为两个被俘的侄子忧虑，这次本该欢喜的相聚多少带着些遗憾。④

妻子西蒙也经历了一场奥德赛式的可怕历程。6月13日，她和儿子路易离家，寻找住在玛尔洛特的婆婆。但是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带着萨拉及其两个年迈的朋友遇上了巴黎大逃亡，因而被滞留。在一阵阵的轰炸中，二百万平民连同撤退的士兵以及各类车辆把通向南方的所有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这次逃离德军的计划组织得如此不当，更加深了这场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的震撼和无奈。这为假新闻、错误信息、歪曲事实、城乡和南北地区之间相互的敌意提供了温床，加重了广大民众对战败的祖国未能保护他们的愤恨。①

西蒙和随行的家人朋友们在乡下待了三天，几乎没有任何食物，也没有外界的消息，晚上他们睡在汽车里，距离战区不远。6月24日，他们终于驱车进入巴黎，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西蒙从驻巴黎的德国军事政府（Milit?rbefehlshaberParis）那里获得通行准许，回到了非占差不多一到盖雷，布洛赫就开始记录过去十个月所经历的一切。二十五年前，他曾一寻得机会便快速写下在战场上的印象。如今，他又匆忙地记录着那些“鲜活记忆”里的点点滴滴。然而这一回，他要叙述并作出解释的是一场历史的灾难。他将这部著作称作“柏拉图式的”精神之作，打算把它束之高阁，等法国再次获得自由时，再拿出来让人民审视“历史上这场最可怕的战败”的原因。该书在当年9月份已完成初稿，在六年后才得以出版，书名为《奇怪的战败》。那时法国已获得解放，而布洛赫也已逝世。①

该书是布洛赫在近乎“炽热的愤怒”中写成的，是一部行文古怪、牢骚满腹的自我剖析之作。书中最富有抒情气息的语句，是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梦幻般的回顾和对普通士兵们英勇行为的回忆。最为辛辣的批评则用来描写战争中逃避职责的人，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玩忽职守者。在国家危难之时，这些人面对困难退缩不前，不能“咬紧牙关，坚持不懈，为他人树立信心”，缺乏“坚定的英雄主义精神”。布洛赫是一个疾恶如仇的爱国者，他不会轻易宽恕自己和他所挚爱的祖国。“让一个人在众人面前揭示深陷痛苦与绝望的母亲的缺点，是一项非常苛刻的任务。”该书充满了“愤怒的恋人”的冲突，他既责骂自己，也埋怨他人。他近乎顽固地**自己的怪癖，他对无聊的恐惧和对慵懒的憎恶，他的“游牧式精神”和尖酸的智慧，他对沉闷的厌恶和对军旅生活的热爱，他吹毛求疵的敏感以及对年轻一代不变的信念——他们才是法国的未来。全书透露着他沉重的负罪感，敢于承担个人责任，不愿推卸罪行。在他看来，罪过不会因为忏悔而减轻。②

为什么法国军队的领导没能够从波兰战场吸取教训?德国人在北方战役中几乎完全照搬在波兰战场的战略。布洛赫总结道，正如后来人所认识到的，那是因为当时的法国人错误地阅读了历史，只学习第239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使“昨日之智慧成为明日之愚昧”③。人们让衰老和怯懦占了青春和智力的上风。布洛赫强调：

世界属于那些热爱新鲜事物的人。因此，我们的最高司令官在与新鲜事物面对面交涉时束手无策，遭受失败；他就像身体超重、行动迟钝的拳击手。对手仅仅出乎意料地一击，就将他们打倒在地。他们就认输了。④

布洛赫思索为什么法国没能把人民动员起来，全力反抗纳粹的威胁。他指责自己的同胞——工人和中产阶级、议会议员、新闻记者，尤其是教师。战前，法国政权曾经是人类自由和创造的领导者，如今却屈服于软弱和自私，成为一种怀旧式的反动形式。他反对简單的、非左即右的二元对立的传统路线，选择更自信、具有批判精神的理性主义。他强调说，教育是未来法国民主的中流砥柱：

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像德国人那样）把我们的国民變成人云亦云的共鸣板，对少数领导者唯命是从……要么通过教育，让他们能够与他们选择的代表们相互合作。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中间路线能解决这一困境……人民大众不会再简單地服从。他们的服从要么是因为催眠法术，要么是出于心知肚明。①

布洛赫还认识到，民主国家必须警惕灌输忠诚思想可能带来的危险。他回想起孔多塞关于公共教育的一篇著名报告：“我们中的任何公民群体，都不必被迫遵守《法国宪法》，甚至是《人权宣言》，不能将其视作是来自天上的戒律，尊崇万分，笃信不移。”②

近半个世纪之后，布洛赫的军事分析和大部分政治评论依然站得住脚。②然而，他的书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局限性。他在谈及两次世界大战时，莫名地忽视了俄罗斯的重要地位：1914年俄国曾积极救助过法国；1940年苏联的中立对战争的影响是致命的。布洛赫对庞加莱的严厉批评有失公允，对魏玛共和国却不加批判地同情。③他虽然有着专业的训练和个人经历，却几乎没有认识到战间期法国在金融、工业和人口上的弱点。他像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阿斯（Polybius）那样，将战败原因更多地归结于人为而非决定论的因素。④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布洛赫在《奇怪的战败》一书中界定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希特勒所代表的人类罪恶的黑暗视角，另一种是由孟德斯鸠和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美德精神（ethosofvirtue）。尽管美德与自由是充满危险的事业，他却在它们那里找到了一生的使命。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