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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的回忆（第1页）

母校的回忆

中文系1978级姚晓波

我是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属于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学生。因为和1977级入学只相差半年，当时有些课是和1977级一起上的，学生比较多，去的最多的是合班上课的新二教室。我们住的地方是西南楼，窗外是高高的核桃树，能够看到树上的果实，甚至伸手就能摘到。

因为“**”停课，1977级和1978级的学生大都没有受过正规的高中甚至初中教育，而且经历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燃起了已经熄灭的希望，能够进入大学更是让我们感觉人生拥有了新的前途。所以大家的学习劲头比较足，当时也没有手机、电视、电脑，连录音机都是奢侈品，学生基本上处在四点一线中：寝室、食堂、教室、图书馆。当时师范院校不收学费，而且国家还给生活费，记得好像是十七八块钱，一个月吃饭是够用的，便有人笑称“师范”就是“吃饭”。现在想起来，虽然条件简陋，生活不像现在这么舒适，但非常感谢那段大学生活，它使我们认识了很多以前只是听闻的著名学者，结识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使我们读了很多书，使我们开阔了视野。1977、1978级的学生虽然经历了“**”，但好像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还隐隐地怀揣某种希望，偷偷地读过一些书，像我们班的勾承益能够背诵很多唐诗宋词，后来考了古代文学的研究生；郭英德、张扬的国学底子也很不错。我那时候喜欢的是现代汉语，这得感谢史锡尧、杨庆蕙两位先生的教诲。

进入大学前，我和同学都在农村劳动，而且以为前途无望了，突然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而且是向往已久的北京的大学，进入大学的我们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开学的时候，老先生谆谆教导我们“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我们一下子就扎到了书海中。我们当时的借书证可以借15本书，而且各班学委还可以根据任课老师开出的书单，由班级统一借一些书，不算在个人的借书量之内。那时候，郭英德是我们班的学委，工作量很大，每次借书还书都累得气喘吁吁。

那时候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每人的床头都贴着一张周计划表，精确到每小时，上课和课外的时间都有安排。记得去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入学的时候我曾天真地发誓读遍图书馆里的书，虽然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但确实督促自己读了很多书，虽然没有见到“黄金屋”“颜如玉”，但充实了自己，展开了视野，成就了学业，后来行走世界，也不感到自己是渺小的、无知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每每回忆起来，大学的往事还像电影一样，在眼前一幕幕地闪过。

那时的北京还不很大，北京师范大学差不多已经接近城边儿了，从北京师范大学往北走不远就是庄稼地，那时感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好像在郊区一样。秋天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帮助秋收，最远时到过北京南边的大兴县（现大兴区），大兴县基本上就是农村，等到前几年我故地重游时，那里已经高楼林立，变成了北京的一个区。因为我们差不多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干农活对我们来说是很轻松的，不像现在的一些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也曾和李志刚同学骑自行车去天津，北京到天津的具体里程现在记不太清了，大概有200千米。李志刚家是天津的，我们早上3点多出发，一路上经过通县（今通州区）、武清，晚上六七点钟到达天津。当时只感觉非常累，到天津的时候已经不能从自行车上下来了，找了一个马路边儿，一只脚在车上，一只脚在马路牙子上，休息了好半天才下了车。

大学时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看电影。记得那时北京师范大学大概每周放映一次电影，是露天的，在食堂旁边的小操场上，在两棵树之间挂起银幕，这也是当时大学里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了。因为是露天的，冬天可以开演得早一些；而夏天因为天长，电影开演得比较晚。同学们要自己搬凳子，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观看，银幕的正面反面都可以看，一般是一个寝室的同学坐在一起，在看电影的人群中也能偶尔看到一些老先生的身影。有时候看一部以前看过的电影，我们就到反面去看，体会一种不一样的感觉。20世纪70年代末也没有多少电影，看电影更多的是一种消遣，在一个星期的紧张学习后放松一下身心。

1978级的很多学生年龄较大，也比较恋家，毕业的时候，考研的人不太多，像我也是工作了4年后又读了研究生，想留北京的人也不太多，和现在学生的想法不一样。大多数同学都回了自己的家乡，如今天各一方，只有无尽思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