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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第1页）

第二节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明代东北、蒙古、西北、西南及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状况的不同，宗教文化习俗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区域性与民族性的特色。

一、汉族与满族、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汉族与满族的文化交流　明代满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汉文化对其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就文字而言，明代前期，从金代沿袭下来的女真字，仍在女真地区使用。但汉字在女真人中广为流行，“凡属书翰……用汉字代言者，十之三四”[85]。努尔哈赤本人就通女真、蒙古、汉三种语言，掌握蒙古、汉两种文字。皇太极也精通汉语。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努力下，一些精通女真、蒙、汉等语言的女真学者主要参照蒙文，“又照汉字，增造字样”，先后创制了老满文和新满文。清朝统一中国后，新满文与汉文并行，通行于全国。

由于汉字在女真人中广泛流传，因此熟悉汉文化的女真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后金兴起前后，随着与明朝和汉族的交往增多，迫切需要一批通汉文的满族统治人才。为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延请大量汉族知识分子讲授汉文，令满族学者将汉文典籍译成满文，并于天聪四年（1630年）设置同文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著名的满族学者达海完成了《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等书的翻译，未完成的有《孟子》、《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六韬》、《大乘经》等。这些汉文典籍的翻译，方便了满族子弟学习汉文化，如达海的三个儿子就因“勤习汉书”[86]受到皇太极的重奖。

除汉字和汉文典籍外，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绘画、建筑、礼俗、宗教、祭祀、舞乐等方面。如沈阳故宫各个宫殿，饰以绿剪边。大政殿八角重檐建筑、周围廊式、大木结构、五彩斗拱、殿内顶部天花降龙藻井等，都吸收运用了明代汉族建筑所固有的风格。努尔哈赤葬身的东陵，所植松木，所立石狮、石象、石虎、石马、石驼，仿效了汉族自古沿袭的山陵建制。满族古老的宗教萨满教，到明代时也已融入汉文化的成分，在他们所祭祀的诸神中，已有关帝这种明显带有汉文化色彩的神。

但满汉两种文化的交流不是单向的，在汉文化对满族文化施以影响时，满族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有的论者认为“满族文化（包括音乐）对东北汉族及其他邻近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87]。清在入关前，满族文化对辽东汉人的影响是不小的，福格的《听雨丛谈》中曾记载内务府汉人“从满洲礼者，十居七八”，汉军中“从满洲礼者，十居一二”。此时满人却无从汉人礼者。“总的趋势是以满族的影响为主”[88]。明末清初的燕京语（南城汉语）和辽南语（内城汉语），由于满语腔调和词汇的撞击、融入而发生变异，进而导致新的北京话的产生。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汲取了许多满语的词汇，如“妞儿”、“饽饽”、“萨其马”，等等。具有满族文化特点的各种土特产品，像各种细毛皮张和人参、木耳、蘑菇、松子、榛子等山货，也深受汉族人民喜爱。其他如海东青、黑狐等则成为汉族上层的宠物。

汉族与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终明之世，明廷与蒙古族之间持续了多年的战争，但由于双方经济的互补和互相依赖，通贡、互市仍然持续不断。在通贡和互市中，汉族和蒙古族人民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蒙古族的入贡品中，有金装银饰的马鞍和箭囊等精美的手工艺品，连豪华的明廷也视为珍品。在马市上，汉族人民能买到具有浓郁牧区特色的手工制品。通过通贡和互市，汉族地区的纸张大量传入蒙古，不仅用来抄写佛经，也促进了蒙古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大量汉族移民迁入蒙古地区，特别是一些汉族工匠的移入，为蒙古族人民带去了发达的工匠技艺和先进的汉族文化，使蒙古族的手工业、建筑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学者统计，“到16世纪末，移居土默特地区的汉族人口就达十几万以上”[89]。而蒙古族人民迁往汉地的也不在少数。这种相互间移民、通贡和互市，无疑促进了汉、蒙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

明代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在蒙古族达延汗以前，明蒙多年交战，双方的文化都印着战乱的痕迹。达延汗以后，社会趋向稳定，特别是俺答封贡以后，双方的文化交流急剧增多。

以音乐为例，明代初期在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中，蒙古族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武士思乡曲，表达了蒙古人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强烈愿望。[90]而到明朝中期以后，蒙古音乐在汉族和其他民族音乐的影响下，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如草原长调牧歌，这是蒙古族草原音乐文化的最高形态，也是蒙古音乐民族风格的基本标志，在达延汗时期趋于成熟和定型，使整个蒙古音乐进入了一个以长调风格为主的历史时期。而蒙古族特有的民族乐器火不思[91]，在明代也传入了内地。据史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每宰马设宴，必先奉上皇（明英宗）酒，自弹虎拨思儿，唱曲，众达子齐声和之”[92]。到明中后期，中原汉族地区也盛行弹奏火不思了。同时，汉族人民中比较流行的乐器琵琶，在明代蒙古音乐中也多有使用。如明景泰元年（1450年），瓦剌部也先太师招待明使李实，歌舞助兴之时即“令十余人弹琵琶”[93]。

在语言文字方面，明代蒙古族已通行改革过的蒙古字，即现在使用的蒙古字。由于纸张的传入，17世纪初在察哈尔林丹汗组织下，根据藏文并参考汉文，译出了108函的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蒙古族著名的口头文学，如《江格尔》、《乌巴什洪台吉》等，也得以用蒙文或托忒文记录下来。

在史学方面，由于受汉族史学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蒙古族的史学家编纂了一批重要的史学著作。明廷则在洪武年间组织蒙、汉、回族学者，将元太宗时期成书的《蒙古秘史》（蒙古语称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译成汉文，称作《元朝秘史》，并用汉字逐字音译出来，使这部名著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医药方面，蒙古族有传统的医学，但较之汉族医学则大为落后。明初由于战乱，蒙古医药短缺，不得不从明朝求取医药。后来，蒙古人通过互市，从内地购买药物。蒙古封建主则利用向明朝朝贡的机会求取医药。永乐五年（1407年），“北虏阿鲁台遣回民哈费思来朝，且奏求药。命太医院使如奏赐之”[94]。蒙古有时还要求派医生前往治病。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曾派“医士”曾辉、罗显祖去瓦剌“公干”，给蒙古族人治病。成化年间，“迤北虏酋孛来以其知院苦塞患病，遣人舁至边，乞医调治。上命太医院遣医士往疗之。”[95]而一些移居蒙古的汉人，也带去医药知识，如白莲教徒“周元治扁仓术”[96]。蒙古人患痘疮，“调护则付之汉人”[97]。俺答封贡以后，明廷更是“每赐之医药”[98]，内地医生进入蒙古的也越来越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俺答“方病在两腿，患甚”，赵全毛遂自荐，“言我善治，惜无药”，俺答派他“匿应州城中，买乳香、地黄、良姜诸药材”，带回蒙古为其治病。[99]此外，史载王廷辅也曾给贺彦英治“心病”。万历十二年（1584年），宣大山西总督郑洛派一名姓郭的医官，到归化城为第二代顺义王黄台吉治过病。[100]同时，蒙古族中医术很高的扎失列来到北京行医，得到汉族人民的赞扬。他还培养徒弟，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徒弟惠岩。[101]北京双寺胡同内的广济寺立有记载扎失列在北京行医事迹的石碑。

在天文历法方面，明代蒙古族使用的历法突出地表明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两种《蒙古黄金史》和《俺答汗传》所使用的蒙古纪年历法，比元朝时《蒙古秘史》所使用的蒙古历法前进了一大步，即在12生肖前加了青、红、黄、白、黑五色，有的还分公母（阴阳），说明蒙古历的纪年是使用阴阳五色与12生肖依次搭配，组成循环序列[102]，这与汉历的干支纪年法是相同的。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这三部书中，几乎所有明代蒙古族的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干支纪年法，由此可见汉历对蒙古历所产生的影响。明廷还给蒙古赠送了《大统历》。蒙古入贡的表文有时也有明朝皇帝的年号和纪年，如《俺答谢表》。明朝中后期，许多汉族兵民进入丰州滩，从事农耕，将中原地区的天时、节气方面的知识带入蒙古地区。他们同时也兼营畜牧业，向蒙古族牧民学到了草原地区的节气知识。

在蒙、汉文的翻译方面，双方都做了大量工作。明洪武年间，为适应对北元政策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蒙汉文翻译，大力培养专业翻译人才，并专门设置了四夷馆。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103]，作为规范化的蒙汉翻译课本。永乐五年（1407年），四夷馆内设蒙古、女真等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104]。这些译字生、通事中有很多是蒙古人，他们为沟通蒙、汉两个民族做了大量工作。正统六年（1441年），瓦剌朝贡，明廷赐物中有“夷字《孝经》一本”[105]。正德四年（1509年），亦孛来入套，总兵马昂与之交战，曾缴获“番文三本”[106]。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蒙、汉翻译工作的情形。

在建筑、绘画等艺术方面，俺答汗时修筑的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其建筑设计和施工，基本上是仿照内地城堡式建筑，分内外城，城内的宫殿、宅第，是汉地宫殿式建筑。俺答汗致明朝皇帝的《俺答谢表》，附图是一件巨大的绘画精品，描绘俺答汗及其后妃、近侍、骑从、马匠、贡使沿着城墙行进前往北京的场面，在构图和笔法上明显反映了汉族画师的影响。

散居在明朝内地的蒙古族，同样也对蒙汉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14世纪末，蒙古族学者参与了明廷组织的《蒙古秘史》的翻译工作。一些蒙古族学者和文人在明廷任职，从事文化工作。如锦衣卫指挥同知徐晟，原名七十五，自永乐初被召见，一直担任翻译工作。鸿胪寺右丞七十，是元朝故臣，通蒙古文书，在明朝从事教习和翻译工作。羽林前卫带俸达官指挥石忠，后期在四夷馆教习蒙古文书。此外，从14世纪末至17世纪初，内地的蒙汉学者共同努力，编印了多种蒙汉对照的词汇集。除了14世纪末编纂的《华夷译语》之外，一些论述明朝边政的著作，如《卢龙塞略》、《登坛必究》、《武备志》、《三云筹俎考》等书都附载了蒙汉对照的名词、术语，是研究当时蒙古语言和历史的重要工具，有利于蒙汉民族的文化交流。

二、汉族与藏族的文化交流

在明代，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通过朝贡、互市和移民等方式而实现的。例如，大量藏僧入贡并留居京师和内地，不仅将藏传佛教传入内地，而且将藏族的佛寺建筑和雕塑艺术也传入内地。还有著名的藏医药学，传入内地后，成为中医药中独树一帜的瑰宝。明朝也在四夷馆中设立“西番馆”，这对沟通藏汉文化也起了一定作用。

更重要的是，通过藏汉文化交流，先进的汉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对藏族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岷州、松州在14、15世纪开设了儒学。天全六番招讨司曾于永乐时派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景泰年间在叠溪、嘉靖年间在汶川均设置学校，景泰时还赠给董卜韩胡宣慰司《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小学》等汉文典籍。汉文史书有关吐蕃历史的记载被译成了藏文。在威州，由于儒学的设置和汉文化的影响，藏族地区社会风貌为之改变。据记载：“崔哲之以进士调官来威，重建文庙，兴学校，相与遣兄弟子员，岁增二十余人，番亦闻风归化，大、小姓亦遣子弟入学、与诸生相率唯谨，揖逊从事俎豆，彬彬然有齐鲁之风。”[107]从13、14世纪开始，由于受汉族史学的影响，藏族学者兴起著书立说之风，撰写了许多历史、宗教、文学、天文、历法等著作，如《西藏王统记》、《新红史》、《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这些著作的刊印流传，则有赖于从汉地传入的纸张和木刻印刷术。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大批纸张流入藏族地区以及藏族人民掌握了木刻印刷术，许多藏文著作才得以印制流传。

明代藏族的建筑、绘画、雕塑、戏剧等，也吸收了许多汉族艺术的特点。青海塔尔寺就是汉藏结合的形式，在一些藏族的建筑物中，将吐蕃式传统的建筑艺术同汉式屋顶、斗拱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既实用又美观。青海地区的藏族还兴建了“城郭庐室”。15世纪初叶，在江孜等地的绘画、雕塑中，已经融进了汉族的技艺，使这些艺术达到了新的境界。越到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就越加明显。再如明代兴起的藏戏，在演出过程中，台上演员唱完一段，台后便有多人伴唱，类似川剧的帮腔，这可能是受到川剧的影响。[108]

三、汉族与白、彝、壮等族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