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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报中的撰著提要（第5页）

（乙）老子尝久居沛，孔子见老子在其免官后。

（丙）孔子见老子，一在周问道，一在沛问藏书，皆非问礼。（丁）《史记》误以老莱子语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志”，为老聃语。

（戊）太史公说老子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

书。”似不足信。据《庄子》则关令尹为列御寇之师，俱为古之博大

真人，故关尹似非强老子著书之人。

（己）老子入秦，非一去不返。

（庚）《庄子》记老聃死，非莫知所终。

（辛）《庄子》记老子事，无一语涉及神话。《史记》所载老子

后裔，或出太史儋后人之附会。

（五）《庄子》记接舆事与《论语》合，可见其不皆寓言。又所记子桑户（即子桑伯子）即孔子所称为简者，孟子反（即孟之反）即孔子所称为不伐者。又子琴张，即孔子所指为狂者，皆儒家之浸**于老氏者。又《檀弓》记原壤母死而歌，与《庄子》记子桑户死，孟子反、子琴张临尸而歌事相类，则孔子故人原壤子固亦老氏之流。又曾皙言志近于老氏，子游述《礼运》与老子告子贡“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一章（见《庄子》）同。又《论语》记，“或曰以德报怨奚如”，则直举五千言为问。可见孔子门徒中受老氏影响者不少，而并不以其书为异端，不许学人之研究也。

——范祎，《学衡》，第二九期，民国一三年五月出版。

孔孟之根本思想

孟子称孔子曰“集大成”。集大成者，将过去学术组成统系（systematize）之谓。欲组织一学说成统系，必有一根本原理（fualprinciple）。孔子之根本原理，“仁”是也。孔子所谓“仁”，一面是指天之德，他面是人类所具有之本性，能实现仁即是事天之道。是之谓修己，成己（self-realization）而治人。治人即成物（uion），能成物则是与天地合其德。故孔学带宗教性，而实非宗教。

孔子所谓义，实涵于仁。其说有二：（一）仁者乃无差别之爱，义者含有由亲及疏之原则。后者所以实现前者之手段也。（二）仁为人类之天性，然人类之天性不仅有仁，又有动物之本能（宋儒所谓人欲）焉。义者乃伦理规范，所以区别人类天性中之所当实现者（仁），与所不当实现者（欲）之事也。仁义并举，始于孟子。盖当时墨子言兼爱，即孔子所谓仁，惟其实现之手段则不由义。杨子为我，其看重人我之差别，亦与孔所谓义有相近之点，惟其理想又与仁违。故孟子并标仁义，以距异说。

更试以孔孟所谓仁义为立脚点，讨论近代各种主义。如以义与近代之个人主义结合，而以仁与家族主义结合，则二者之调和即为孔、孟实现仁义之第一步。如以义与家庭主义结合，而以仁与国家主义结合，则二者之调和即为孔孟实现仁义之第二步。如以义与国家主义结合，而以仁与国际主义结合，则二者之调和，即为孔孟实现仁义之第三步。

总之，孔孟举个人、家庭、国家、国际四主义，而调和之。四者调和，仁义乃能实现。

——日本服部宇之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讲，范寿康译，《学艺》，第六卷，第一号，民国一三年五月出版。

孟子教育学说

言中外教育大家之定施教方针，多先研究性之本体。我国揭出性字讨论者，孟子实为启端之第一人。孟子论“性善”之主旨，实仅曰性可以为善，初不曰凡性皆善或必然。彼对告子之论性三说——（一）性无善无不善也；（二）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三）有性善有性不善——惟总答之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所谓性善，乃其情之可以为善也。此孟子性善之说也。

孟子之论性善，其根据有三：（一）仁义礼智，人所同具；（二）人之官能，有所同然；（三）人皆有良知良能。

孟子之所谓性善乃专指仁义礼智之性，而形色之性不与焉。故云：“形色天性也。”明乎仁义礼智之性之外，别有形色之性矣。然孟子于形色之性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恐人藉口于性，任性所之也。仁义礼智之性足以指导形色之性，故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若夫为不善，由于不能尽其才也。

所以不能尽才之原因有二：（一）激于外势，如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是；（二）放其良心，如自暴不可与有言，自弃不可与有为是。

欲存其性，在求放心，欲求放心，其积极之法为“仁礼”，消极之法为“寡欲”。至其教育学之实施，有五大要点：（一）养性教育——“存其心养其性”;（二）自动的教育——“深造”“自得”“勿助长”;（三）标准教育——“大匠诲人以规矩”“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四）意志的教育——“养吾浩然之气”，其方法“在不动心”;（五）人格教育——“反身而诫”。

——盛朗西，《民铎》，第五卷，第二号，民国一三年四月出版。

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

梁任公谓：五行生克之说创于邹衍，而以为《尚书·甘誓》及《荀子·非十二子》篇之五行均不知作何解；而《洪范》之以金、木、水、火、土为五行，不过分别物质之性质功用，并无生克之说；至《左传》所记，虽有颇近五行家说，然疑是战国后人窜乱。其解《墨经》“五行毋常胜”曰：胜，贵也；或以五行生剋说解之非是，生克说出邹衍后，墨子时无有。

——栾调甫，《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一五期，九二至九八页，民国一三年八月出版。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

首言此书校本之特点在：（一）文字之校勘，（二）记载之校勘，（三）遗像及地图之附录，（四）年岁之标记。惟作者于该书卷端所列年岁，有未能释然，因作一《玄奘简谱》。玄奘卒年，诸书所记，互相矛盾者有五说。作者考定玄奘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五九六到六六四年）。谱中于玄奘西行所经，及传译佛经之次第，其有年可考者，一一简略叙入。末提出整理《玄奘传》之法，关于注释、校勘、补编者十二事。

——梁启超，《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七号，七二至八七页，民国一三年四月出版。

指南车与指南针无关系考

篇述日本山下博士之说，谓黄帝、周公造指南车之事不可信。其足征者，则有后汉张衡、三国马钧、后秦令狐生、北齐祖冲之、唐金公立、宋燕肃、吴德仁诸人，皆尝制指南车。燕肃之制法见《宋志·舆服志》，其内部构造称述颇详。历观各史所载此器之形式与制法，知其内部乃装置齿车之机械，并非应用磁石之指极性。此器自晋代后，用为天子卤簿之先驱车，并非学理的观测器。至元代后此器即绝迹于世。

又考中国磁石之见于载籍，始自《吕氏春秋》，名为“慈石”。至梁大同九年（五四三）出版之《玉篇》始有磁字。后唐之《广韵》（唐天宝中）更言“磁能引针”。宋沈括（仁宗嘉祐八年，即一o六三年进士）《梦溪笔谈》始言磁针之指极性（欧洲十二世纪末，英人AlexanderNa始言磁之指极性，后沈括百年）。后《本草衍义》（一一一六，宋徽宗政和六年）亦载其说。《萍洲可谈》（一一一九）始载“时人用指南针航海”，其后《诸蕃志》（一二二五）、《真腊风土记》（一二九七）并有同样之记载。据此推考，可见宋以前中国人尚不知磁之有指极性，故使用指车时代，乃尚在未知磁之指极性之时代。

篇首有译者自附识语，纠正本文谬误者二事，谓：（一）指南车虽非利用磁针，然又安知指南之意非由磁针间接而来，或古代指南车未尝不同磁针，特后人欲眩神秘，故代之以机械。（二）磁针之指极性及其应用于航海，虽至宋代，始见于载籍，然前人之无纪载，未必即为未发现之证。发明与应用，往往质假以时日。磁针发明之后，安知其即能应用于航海。故山本以指极性之发明始见于宋之《萍洲可谈》，即断罗盘针之发明当在十一世纪后半，似亦未当云云。

——日本山本博士，文圣举译，《科学》，第九卷，第四期，三九八至四o八页，民国一三年四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