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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报中的撰著提要（第4页）

——陈垣，《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二o三至二四o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火袄教”入中国考

大略言波斯火袄教之名闻于中国，自北魏南梁始，其在北魏极得帝后之信仰。唐代尤尊崇“袄教”，建祠设官，岁时祭祀，意欲以此招徕西域也。唐武宗会昌五年（八五四年），用道士赵归真议，罢黜佛法，并毁外来诸教，“袄教”遂被排斥，及宣宗复兴佛法，外来诸教并获弛禁，“火袄”历五代两宋犹有存者。

南宋而后，中国典籍不复见“袄祠”之名，“袄教”即有留存，当亦式微矣。篇中兼考“袄”字在我国字书内之源流，及唐时典籍称袄之略例。又证宋姚宽附会杜预《左注》谓春秋时睢水有“袄神”之谬。又论“火袄”与“摩尼”之异同，并辨明唐杜佑、宋姚宽至清钱大昕辈将“火袄”“大秦”“摩尼”三教混为一谈之误。

——陈垣，《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二七至四六页，民国一二年出版。

《穆天子传》征西今地考

谓黄帝、尧、禹、周穆王皆尝至西王母，西王母即今波斯。篇中取证古今要籍，暨地理专书，比互钩稽；将穆天子西征所经、今地所在，一一审勘，存疑著信，都二万数千言。综其所考，大略谓穆王西征，自今之直隶正定，诣山西，出雁门关，绕河套，抵甘肃西宁，逾黄河，入青海，道出河源及巴颜喀喇山，越前后藏，登帕米尔大山；

折而东，截帕米尔山北经喀什噶尔河，循塔里木河上流至和阗；复自叶尔羌，走逾布哈尔，转入波斯；更折而北，直抵今里海、黑海、俄罗斯南部大旷原，大猎三月而还，东南逾俄属西比利亚向新疆之天山，北路逾天山，沿塔里木河、罗布泊，道哈密，长驱至外蒙、土谢图汗，复南沿河套而南，至山西之蒲州，又东至直隶井陉东，长驱而西，逾太行越河乃归宗周。

——顾实，《国学丛刊》，第一卷，第四号，五六至八五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二月出版。

未有历史以前之河南一村落（APrehisteinHonan）

近世考古学者，以为华族初入居中国时，已知用铜器，而谓在中国所发现之石器，非华族之物，乃古代先华族而居中国之低化民族之遗迹。一九二0年作者在河南发现一古代村落，带有正确不误之华族的形式，而其中仅有石器、陶器、骨甲器，独无一铜器。于是上述假说，遂有问题矣。

此次发现地点，系在河南仰韶村（在陇海路渑池站北一五里，洛阳西二oo里）。其遗址在今村之南，南向延长约二ooo职，东西广一五七o叹；北半多荒土，南半则几全为“文化土层”（culturestratum），厚十叹至十六叹。其质松轻，多含炭灰，亦时见小炭片。所发现各物，有铸形之石斧、镰绖形之石刀，甲骨所制之针、箭嘴、钻，与其他品物，石制及土制之纺织轮，及石制之耕器，又有贝壳多件。其刀斧之形式与今日中国北方所用者同，箭嘴之状亦与近世相似。各器考定略属于新石器后期，然从所发现之陶器观之，则其时代或当略后，缘此处所发现陶器之一部分，系曾转于制陶之磨轮者（potter'swheel）。而新石器时代用轮制之陶器，除在埃及一国，其纪载尚有可疑外，其余世界各部陶轮之用，皆在较后之文化阶段。此处所发现之陶鼎，无古代铜鼎垂立之柄，陶鬲有耳，为古代铜鬲所无，然其形状则相同。

此“仰韶文化累积层”之显著的形式似足以表示：不独古仰韶之居民为华族之祖，且仰韶文化似为中国历史曙光之先导。在所发现各遗物及数千陶器碎片中，完全无文字之存在，足证明其遗址之古，应在有史以前。

此遗址中又发现人骨甚多。由北京协和医校人体学教授Dr。DavisonBlack研究后，现尚未有确定之结果。然作者据其所言，知其有以仰韶住民为原始华人（proto-ese）之趋向。陶器之碎片中，有陶质极良者，多作砖红色，表面磨光，原器多为碗，形小而简单，上有黑色（间有红或白）之绘画。其图样甚随意而多改变。中国有史时代之陶器，无与此同者。但此与新疆安诺一九○四年所发现者极相似，又与希腊南部Thessaly、俄国西南Tripolje及西西利岛（Sicily）所发现属于新石器后期者相同。

据英人R。L。Hobson氏及其他考古学者之研究，谓此种绘画之陶片乃红陶而黑饰，其式样显然与近东各地，如巴比伦、波斯等所发现者相同。此类陶器之时代，约在纪元前四ooo至一五00年之间，以其散布于近东及西伯利亚，似尝逾新疆而入中国。倘此器源于巴比伦（此器在巴比伦之年代，据H。R。Hall所证在纪元前三五00年），而分布各地，则中国既在远东，其达此处历时甚久。仰韶遗迹既无铜器，而中国之有铜器，早已证明为在纪元前二二o五至一八一八年间。故知此器不能在纪元前一五oo至二000年之后。此遗迹今正开始研究，现在所得之结果如下：

“仰韶文化”大略属于新石器后期，带有原始华人的色彩，而其绘画的陶器，表现其曾受近东及欧洲东南部之新石器后期文化之影响。

——安特生，《中国学艺杂志》（aJournalofSdArts），

第一卷，第五期，五o八至五一二页，一九二三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1924年6月日

汉代老学者考

汉世老学盛行，诗家如韩婴，儒家如董仲舒亦称引道家言。文、景好老学，其风所被广矣。兹篇据《史记》、两《汉书》及前后《汉纪》五书考见两汉老学者。计前汉二十余人：盖公、曹参、河上公、文帝、景帝、窦太后及窦氏子弟、直不疑、王生、汲黯、郑当时、黄子、司马谈、司马迁、杨王孙、刘德、邓章、严遵、邻氏、傅氏、徐氏、刘向。后汉二十二人：蔡勋、安丘望之、耿况、王伋、班嗣、向长、高恢、任光、任隗、范升、淳于恭、楚王英、樊融、樊瑞、翟酬、马融、周勰、矫慎、桓帝、张角、向栩、折像。其攻击老学者前汉一人：辕固生。后汉一人：刘陶。

——杨树达，《太平洋》，第四卷，第八号，民国一三年九月出版。

《庄子》研究历程

司马迁谓：庄子放论归之自然，其著书大抵寓言。阮籍《达庄论》言其“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且于“自然之理”颇加注意。郭象《庄子注》或言非出其手，然其书实足不朽。序称庄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所论亦属扼要。唐韩、柳为文模《庄子》，惟于义理未尽窥。宋苏轼始鉴别《庄子》书中之真赝。王安石则谓庄周隐居放言，深识周之为人，然谓“推庄子之心以求其行，独何异于墨子”，则稍失附会矣。褚伯秀撰《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专主义理，林希逸《庄子口义》侧重论文，皆未精核。明焦竑《庄子翼》多引古书，方以智《药地炮庄》及陆西星《南华经副墨》时杂佛说。陆谓《天下篇》为庄子后序，《寓言篇》为其前序，颇具特见。

清王念孙校《庄子》颇见审重之精神。姚鼐撰《庄子章义》疑外篇不出《庄子》，与王船山不谋而合。姚于韩退之“庄学出子夏”之说取半信的态度，此则由于平日治文笃好韩公之故矣。梅伯言谓“庄子者，文之工者也。以庄子为言道术非知庄子者也”，此则专以文学眼光论庄矣。曾国藩以庄子文比孟子、阳明，颇具特见。王闾运注《庄子》，谓庄子学孔子受《春秋》，自为道德，非欲继老学，论甚奇辟。康有为以庄周传子贡学，并从其书考子贡之学。梁任公于二十年前，谓庄子乃道家而兼治儒家之言。俞樾《庄子平议》贡献在训诂。章炳麟《齐物论释》以唯识说庄，其《征信论》力驳实斋之说，而以谓庄学不出子夏，又谓《盗跖》《胀箧》《马蹄》等篇为伪。林纾之《庄子精华》《庄子内篇浅说》、马其昶之《庄子故》、王先谦之《庄子集解》及郭庆藩之《庄子集释》均系释庄之作，而以郭著为犹便于初学。近梁任公于庄子政治哲学有所发明；胡适据《天下篇》考宗教的墨学与科学的墨学分途之因；马叙伦《庄子义证》意主菟罗；蔡元培以庄子比柏拉图说皆新颖。著者之意，以谓《庄子》于古代南方文学极占重要位置，而于道家哲学史之原价亦不容轻视云。

——甘蛰仙，《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一一号，九四至一oo页，民国一三年六月出版。

由读《庄子》而考得之孔子与老子

（一）《庄子·天下篇》历叙各家道术，言其“往其不反”，独不及孔子，盖庄子实暗予尊孔。《盗跖》《渔父》虽似诋孔而实非。《渔父》之说与《论语》所记晨门、荷蒉、沮溺、丈人辈等耳，非诋也。《盗跖》之无理谩骂，乃借一穷凶极恶之口，语类渭稽，未足为孔子辱，庄子或有微意存乎其间也。又反观之，据太史公《老子列传》亦谓今存先秦儒家言，绝无绌及老子之文。孟子距杨、墨独不及老（杨氏为我，老子外身各异趣）。荀子论及老子者只《天论篇》“有见于绌，无见于信”八字。孟、荀皆以好辩称，而均未目老子为异端之尤，是皆古书骤难解答之问题也。

（二）老学之高尚，无待庄生抑孔以张之。而《庄子》一书述孔老答问，共有一十一条老孔事迹，莫详于此。庄子之如是详述发挥，盖以此为当日两家之最大学案，并非以轩老轻孔。反观儒家所纪，仅《礼记·曾子问》寥寥数语。盖此学案属于老子，故儒家不甚纪载。或陋儒嫉老，仅留此破碎剩言，以见孔所问所闻于老者，不过如此。

今从《庄子》考见孔老学术之异如次。

（甲）儒家重仁义，老氏斥之为乱人之性。

（乙）儒家重经籍，老氏以经为先王陈迹。

（丙）儒家游方之内，重修身行已，老氏主忘形。

（三）《庄子·天下篇》明引《道德经》，证以《韩非子·内储下经》及《吕览》所称老聃之言，亦皆出《道德经》，此皆证明五千言为老聃之所作。再《文子》一书固解说五千文者，内亦称老聃，亦系一证。至老莱子则另系一人别有著书。见汉《艺文志》。若太史儋之名，则仅见于《秦史记》，彼见秦献公为预言，背老子，斥前识为愚之义，决非为著五千言之老聃。

（四）据《庄子》一书，可订正《史记·老子传》者有八事。（甲）老聃不名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