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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工艺美术(第2页)

二、陶瓷

秦代陶器的制作非常发达。都城咸阳就有许多制陶作坊,有官营的,也有私营的。陶器的品种很多,有鼎、簋、甗、豆、盂、盆、罐、缽、瓮、釜、蒜头壶等陶器。其中有的带有浓郁地方特色,如陶盂,鼓腹,双纽耳,口部外张,呈喇叭状。陶壶的双耳特别夸张,形式多样。陶蒜头壶对壶口进行艺术处理,呈蒜头状,特色鲜明。茧形壶腹部向两侧扩展,酷似蚕茧,曲线内敛外张,非常优美,是秦代陶器中最具风格的一种。秦代的陶器与漆器一样,多印有文字,以表示产地、工匠的籍贯和姓名,如“咸亭”“蒲里”“咸阳”“平阳”“新安”“少原”“沙寿”,等等。

秦始皇陵兵马俑更是秦代制陶工艺的代表。前文已有介绍,此不赘述。

汉代的陶瓷工艺有了进一步提高,东汉时得到普遍发现,各类陶瓷已取代了一部分铜器和漆器的地位。这一时期陶瓷的品种有灰陶、红陶、彩绘陶、釉陶、青瓷等,其中彩绘陶、釉陶和青瓷的成就最高。

彩绘陶就是在陶器上绘彩,主要用于墓葬中的随葬明器。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因而彩绘陶的制作也达到极盛。仅洛阳烧沟一带,新中国成立以来即出土彩绘陶780多种。彩绘陶上的纹饰,多种多样,有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及人形等,富有生活气息。在色彩配置上,一般以红与黄、白与黑这种对比强烈的色彩互为主宾,混合使用,因而色彩极为艳丽,性格鲜明,装饰性很强。彩绘陶的造型,常见的有壶、盒、盆、碗、炉、奁等各种生活器皿,以壶为最常见,仅洛阳烧沟出土的壶就达8种之多。

陶量(秦)1963年山东邹县出土

釉陶是汉代陶瓷工艺中的一种创造。这是一种涂有黄绿色低温铅釉的陶器,西汉初年首先在关中地区烧制成功。西汉中期以后,这种釉陶的制作普遍盛行起来。它的主要色剂是铜和铁,用氧化燃烧成。铜使釉料呈现出美丽的翠绿色,铁呈黄褐色和棕红色。当时,北方地区盛行铅釉陶,因烧制火度低,釉质较软。南方地区则盛行薄釉硬陶,火度高,釉质较硬。这种硬釉陶是青瓷发展过渡阶段的产物。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施用黄、绿、褐三色釉的器物,色调配合十分新颖。这种复色釉的原理为后代的唐三彩奠定了基础。现今出土的釉陶器物有釉陶奁、陶盒、陶炉等,很多器物上有浮雕人物禽兽造型,形象生动,线条流畅。

彩绘兵马陶(西汉)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

汉代的早期瓷器,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东汉中后期,已经进入完成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浙江上虞、余姚、宁波、永嘉等地发现大量东汉窑址。据研究,这里已采用了巨大而先进的龙窑,窑温可达1300℃,同时还选用于高岭土一类的制瓷原料。在这些条件下,早期青瓷就被烧制出来了。青瓷的造型以罐、壶、杯、碗、盘、灯盏最为常见,它们的肩口部位,常见有圆圈、菱形、斜方格等细密的几何纹样。早期青瓷存在着上釉不匀的毛病,在艺术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除江浙一带外,南方的广东、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也有早期青瓷发现。在北方的河南也发现有早期青瓷,但未发现窑址。

三、织染工艺

秦汉是中国织染工艺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期。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秦汉时代皇室、贵族、官僚、富豪奢靡之风盛行,对丝织品,尤其是高级丝织品的需求量大。二是汉代和西域沟通以后,中国的丝绸织物远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成了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以至于形成了一条连通欧亚的“丝绸之路”。这些,都势必要刺激染织刺绣工艺的提高。

汉代丝绸织物柔软光滑,细密结实,花纹瑰丽,色彩绚烂,图案优美,织造精密,堪称前无古人。丝织物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有官营纺织业,也有私人经营的作坊,共同创造了令后人仰慕的丝织成就。

汉代丝织品的种类很多,见于文献记载的就多达数十种,可分为绢、纱、罗、绮、锦、绫、缣、缟、纨等。织物上的花纹也种类繁多,有云气纹、动物纹、花卉纹、几何纹、茱萸纹以及文字等,织造方法有平纹、斜纹和罗纹等。

汉代丝织工艺中最华美、制作最繁难的是锦、绮之类的提花织物。绮为斜纹单色提花织物,还比较容易,锦为多色,费工更大。湖南长沙马王堆、朝鲜、俄罗斯、叙利亚都出土过汉锦织物。汉锦花纹呈横条状排列,多为三种颜色,由彩色的经线呈现出来,属于“经丝彩色显花”。从出土的汉锦来看,质地柔软坚韧,色彩绚丽,花样繁多,许多锦织物上织有“万年益寿”、“登高明望四海”、“如意”、“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等字样。在长沙马王堆还出土了一种经特殊加工的“起绒锦”,这种起绒锦的花纹由高起的绒圈显示出来,具有立体效果,外观极为华丽,需要复杂的提花装置和起绒装置才能织成。

“星出东方”锦质护膊(汉)

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

汉代印染工艺已达到较高水平,已能在丝织物上染出朱红、深红、绛紫、墨绿、黄、灰、蓝、香色(浅橙)、浅驼、宝蓝等30余种色泽。印染程序有:一是先染线后织,一是“染缬”,即采用小块木刻凸版套印或镂空板漏印二法,直接印在丝织成品上。印染方法有:涂染、浸染、套染、媒染等多种。反映汉代印染工艺最高水平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这是凸版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产物。前者先用印版印出地纹,然后用朱红、银灰、深灰、白、黑五种颜色印出植物的变形花样,有花冠、花穗、花叶、蓓蕾、枝蔓,线条婉转,交叉自然。后者用三套版印花,第一套印出龟背纹的骨架网络,第二套印出主花,第三套印出金色小点,用均匀细密的点线组成花纹,光洁纤巧。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多套版印染工艺品。

刺绣与织锦齐名,也是汉代织染工艺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汉代刺绣一般沿用了战国以来的辫绣法,另外还有平针、钉线绣等。汉代刺绣花纹,多为云气和植物茱萸纹,也有动物和人物。从马王堆及新疆出土的刺绣实物来看,不少是精美之作。如马王堆出土的云纹绣,细密均匀,婉转流畅。很多刺绣能根据织物肌理绣出生动的花纹,多彩多姿,比织锦花纹更为活泼。有一种“铺绒绣”,用红、黑、烟三色不加纺捻的丝线以平针绣出斜方格几何纹,针脚整齐,不露地子,绣工十分纯熟。这也是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平针绣品。

四、漆器

秦汉时期是漆器工艺的鼎盛时期。从考古发掘看,这一时期漆器工艺品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反映了人们实用漆器的新时尚。

漆耳杯(西汉)湖南省长沙市出土

秦代的漆器工艺非常发达,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漆器就达140件之多,其中有漆盒、漆壶、漆奁、漆耳杯、漆盂、漆凤鸟勺、漆匕等十多种,以木胎居多。这些漆器内红外黑,并在黑漆上绘红色或赭色花纹。花纹有鱼、鸟、人物等。其中有继承战国时期作风的,也有独创的新作。如一件凤形漆勺,整个勺形为凤鸟,凤头为柄首,凤颈作柄,凤身作勺体,漆黑漆,并用红色和赭色画出羽毛,这件仿生漆器,充分体现了实用与装饰的完美结合。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秦代的木梳、木篦的油漆工艺也相当高。木梳、木篦上都呈弧形,正反两面都有用黑漆勾线,用红、黄等色敷彩的人物装饰图案,表现歌舞、送别、相扑的场面,富有生活气息。出于生产管理的需要,漆器上大都书写、针刻或烙印文字,如“咸亭”、“陬里”、“郑亭”、“朱三”等,有地名,有人名,也有官方机构的名称。

汉代漆器使用更加普遍,全国各地都有汉代漆器出土,甚至朝鲜、蒙古也出土了大批汉代漆器。汉代有漆器生产的专门管理机构,使这一工艺更具程序化。汉代漆器的造型更加丰富,有耳环、漆盘、漆盒、漆奁、漆碗、漆匜、漆案、漆几、漆梳、漆尺、漆卮等,并出现了一些大件漆物,如漆鼎、漆壶、漆钫等。每种漆器的形制也是多样的,如漆盒,有方形、圆形、椭圆形、马蹄形、双菱形甚至鸭嘴形等,丰富多彩,美观大方,极富装饰性。

双层九子漆奁(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汉代漆器的装饰花纹,主要有云气纹、动物纹、人物纹、植物纹、几何纹等。大多数装饰花纹都突出装饰效果,更加程式化、图案化,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工整、精致而又富有韵味,有不少人物、动物图案在塑造人物、动物时形态逼真、表情丰富,堪与这一时期的壁画、帛画等相媲美,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汉代漆器的装饰手法,仍以彩绘为主。在用色上,除仍以红色、黑色为主外,还发展到多彩,特别是一些梳妆用品,用黄、绿及金银色,更加华美。还有针刻,汉代称“锥画”,用针刻出极纤细的花纹。还使用堆漆的方法,挤压漆液使之形成高出画面的具有浮雕效果的装饰花纹。

汉代漆器装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扣器、镶嵌、金箔贴花等技法。汉代的扣器有金扣、银扣、铜扣,把它们镶嵌在器物口沿部位,既起了保护作用,又与漆色形成对比,显得典雅华美。金箔贴花是西汉中期兴起的一种装饰方法,在黑漆地上嵌贴镂成各种花纹的金银箔片,显得富丽华美。镶嵌技术也很精巧,金银、水晶、琉璃都能镶嵌,效果很好。这种贴花与金银镶嵌,是唐代“金银平脱”的前身。乐浪发现的玳瑁小盒,则是用玳瑁片镶嵌在漆器上,运用玳瑁的自然斑纹,形成特殊的装饰效果,可谓独具匠心。

汉代漆器的制作,体现了卓越的设计思想,既考虑到实用,又考虑到美观,很多设计新颖别致。如多子盒,在一个大的圆盘中容纳多种不同的小盒,往往有9子、11子之多,既节省位置,又美观协调。又如龙纹漆几,几面下放置长短两种几足,可根据高低两用的使用目的放置长足或短足。可以说,汉代漆器是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典范,对现在的工艺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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