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一双向互动与身份认同（第2页）

人类认同是一个在动态中产生、丰富并发展的过程，所以，认同机制的建构也要在动态中实现，在辩证的批判与继承中实现。人类认同本身的运行与发展，无论是对过去传统的反思还是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总是处在一种新旧更替、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现代性社会中，对异文化的接触，使得认同本身必须进行结构性或内涵上的反思，才能顺利地实现在现代性社会下的建构，而对知识的反思性使得认同更具有动态性和历史性，使得对知识的反思性成为现代人类认同实现最高效的运行机制。通过这一运行机制，人们除了必要的新信息和新知识的获取和反思，更重要的是反思自己的未来——人类的未来。现代性制度中人类认同的建构，在基于知识的反思性的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不仅拥有了与现代性制度相一致的运行，而且更是获得了现代性制度对认同建构的一种保障。

现代人类认同的动力也和现代性制度的动力机制一样，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时空分离机制在人类认同动力中具有优先性和基础地位。由于时空分离打破传统认同体系，才引起现代认同的建构。抽离化机制为现代人类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各种可能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对知识的反思性与人类认同的运行机制相一致，并成为现代认同建构的最佳途径。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所代替，也就是说，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社会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并且坚持所有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日益积累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构成重要的抽离化后果），表现出权威根源的多元化，因此在体系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相互竞争，在内涵上千差万别，因此，在“‘晚期’现代性（即我们现今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如同自我在其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制度场景一样，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个工作必须在令人困惑的多样性的选择和可能性中才得以完成”①。

（二）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认同的首要特征

吉登斯基于人类一般经验和理想型分析对现代性社会三大动力机制与人类认同的交互关系的看法，深刻揭示了在现代性社会结构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人类实践活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说明人类认同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之间关联的差异性与目的性，使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化过程中人的定位与情境之间的深度联系。按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特定社会系统中的个人与组织的定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做了分析，事实上，某种特殊类型的定位，就其实质来说，体现为实践主体对其在特殊系统中的活动或实践的位置的确定，也就是对个人身份的确定，这种对个人身份的确定即是身份认同。对于吉登斯来说，身份的定位或认同是一种主体意识，是主体自己明确意识到的“自我”，因此，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自我认同的一种最基本的特征。

我们知道，“认同”这个词的英文对应词“identity”有两个含义，即同一性和身份。前者具有“自我归类”的属性，即指某人与他人具有一致的素质或者状况；后者是指某人与他人具有不同的鲜明的个性化的社会特质。①这两个含义同时存在于一个语义之中，相互对立。这说明，认同过程同时具有的“求同”与“存异”两个方面，认同也就意味着排斥或拒绝，认同与排斥存在于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同一过程。然而，无论是求同还是存异，都是认同主体之间实际发生的交往方式的表现，凭借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过程，在主体之间形成要么一致要么不一致的认识，进而做出接受它或者排斥它的选择行为。社会生活中主体之间形成的这种认识，集中围绕着人的社会属性进行，其实质就是身份与身份关系的理解、界定，这一过程，也是身份确认的过程；而接受或排斥的行为，就是对身份进行认同。不难看出，实际的“认同”行为，是认同者在面对认同对象时，根据其对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做出诠释或建构出特殊的意识，所以，现实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优先具有了精神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属性。

结合吉登斯的经验主义的人类认同理念和他一贯的思想，我们可以说，现代性社会结构化过程中的身份定位或认同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以理性主体通过为自身立法而产生道德律令为判断标准，只要我们的行为符合自我内心的命令，就是善的，就意味着获得了自由。理性主体所拥有的尊严，赋予人类特殊的优越性和责任，并促使人类去寻求善的道路。这是一种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冲动与内在确信，是我们的自然之声。①犹如康德所言：“人，或一般来说，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存在，都以他本身为目的，不仅仅作为手段由这种或那种意志任意利用。就他所有的行为来说，不管是指向自我还是指向他人，他都必须同时被当作目的。”②

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研究中，尽管有人反对启蒙理性，认为它在现代认同观上，将人与自然，肉体与心灵截然分开的二元论倾向是错误的。例如，撰写《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的作者泰勒，把世界上的事物呈现自身的方式，看作通过人的本性的各种“表达”而实现，认为自我是通过作为物的媒介，尽力地表达自身和实现自身，因此，媒介构成了人的自我实现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根据自我的尺度表达自我、展示自己，从而使自己能够较为鲜明地区别于他人，于是，自我根据自身的本真性完成自我实现，而个人的自我实现是现代认同形成的关键所在——个人可以完全自由地遵照内在本性，不受外在秩序和他者的影响，实现人向自然的回归。泰勒以人向自然的回归为诉求，坚持认为现代认同是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追求自由、仁慈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像泰勒一样主张的人，在事实上仍然属于大多数。他们认为启蒙理性所主张的以事实、客观现实为基础的认同主张，仍然具有客观的基础。

显然，经验主义的身份认同，关注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和身体性的思考。就现代认同所面临的困境，生命意义感的缺失和方向感的迷失而言，这种活动就是自我认同的活动。当人类在反观自身及与世界的关系中定位自我存在意义时，其实就是人类自我的一种向着“道德根源”的设问和追索，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追问个性、自由、内在感与被嵌入自然的存在的意义。

经验主义的身份认同把现代性社会制度看作确定人类认同的基本事实和前提条件。一方面，离开现代性社会制度，身份认同就没有了它的依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身份认同的实现作为支撑，社会制度的功能也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甚至会走进死胡同。诚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①，这种风险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携带而来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尽管现实的风险巨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比之以前会更加危险，因为现代性对风险的防控能力同样也是较为有效的，尽管它往往是有限的，而这就是现实的现代性状况。

从现代性的现实性意义上说，人们认同了自己在现实中的身份，依附于现代性的制度来生活，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现实而独善其身。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人的行为而组织起来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是由外行行动者还是由技术专家来组织的，风险都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人们在一定意义上认同了这种风险，才使得现代性社会能够得以维持。吉登斯强调，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们借助于知识环境的反思性组织，使未来社会被持续不断地拖入现实之中，形成现代性社会的延续或延展。总体上来看，现代性条件下的任何一个领域似乎总是被切割、被拓殖，但这种拓殖本质上不可能是完全的，亦即在对计划与其预期的结果背离的程度进行评价时，风险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人们为了能够使社会发展得更好，就要对风险进行精确的、甚至量化的评价，但无论如何，这种评价不可能是完备的。“由于现代制度的变动特征，伴随着抽象系统可变的且常常引发争议的本质，大多数形式的风险评价事实上都包括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①显然，在几乎所有的现代性决策下，人类的实践都具有冒险性，但人类还是同意去做这种冒险，原因就在于存在一个被我们认同了的实践基础。

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认同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一件困难的、漫长而复杂的事情，不可能在一个早上一蹴而就地实现。它是在人们长期的生活、生产和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态度与实践预案。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身份认同一旦形成，就会以一种稳定的形式，长期内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影响和指导人们对实践的选择。对于一个群体来说，群体身份的认同同样也是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而群体身份一旦确定，亦将决定这个群体的人们在选择过程中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选择的方式方法以及取舍的态度。事实上，群体若出现有违这种选择的价值立场的情况，就会被他人所排斥，甚或诱发冲突。吉登斯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领域，现代性社会降低了总的风险性，这就促使人们缓慢地接受了现代性的制度，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是这样。然而，由于在现代性制度下，社会风险降低的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甚至是能够引起严重后果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特征，但人们从过往的经验中获得了信息，因此，现代性的身份认同还是逐步建立起来了。

就身份认同的共同经验而言，一种身份的认同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或文化意识中形成的。显然，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某种文化一旦被接受或认同，就意味着该文化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它发挥其价值作用就是必然的，它也会以具体的方式把自身所携带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制度中。每一种文化都内置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蕴含在每一种制度中的价值取向也不同。这样，能够使文化认同实现的现代性制度就会在自己的运行过程中得到发展，而得到发展的现代性制度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认同的进步，并把其所携带的价值理念、价值态度和价值立场，渗透到现代性社会制度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领域，使社会得到稳定运行和整体发展。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社会制度的这一相互促进的关系，被经验主义者看作理解现代社会中文化认同的一个基础。尽管这一关系在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民族或者国家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别，存在不同的认同倾向性，存在意义表达方式的差异性，但总的关系构造是不会改变的。也正因为存在不同的倾向性和差异性，所以，在追求建构现代性社会制度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不一样的价值选择和道路选择，但就某一特定文化来说，其总体的目标方向是不会有大的改变的。经验主义者在这点上表现的极为自信。

然而，实际情况却没有像经验主义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在不同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实质差异很大，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表明，它不仅仅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联，也与特定民族和国家形成、存在与发展的实际过程相关联，甚至民族或国家传统可以被看作形成身份认同凝聚力的关键，这是经验主义身份认同解释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民族和国家制度的形成，是文化传统和内含的外化形式与表达方式，特定的文化以其内含价值也存在于民族精神和国家制度中。因此，身份认同在一个民族或国家中得以表现的时候，意味着它与民族精神和国家制度是相对契合的，换言之，国家或民族具有持久性和凝聚力，从而起到对一种文化的规范化、形式化和制度化的作用，从而也就对身份认同起到同样的作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文化，都有自己的完全不同于他者的文化认同，因而也就有特殊的身份认同。这种作为核心的文化、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犹如一个向心力，一方面，它把这个文化中同质的因素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又经过认同活动和过程，把异质文化转化为同质文化，使民族文化不仅得以延续，而且融合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使得人们对自身民族保持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意识，也使人们对国家产生敬畏和爱戴。

经验主义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在突出民族性和国民性的过程中，把认同意识看作个人与群体的黏合剂，这就为现代社会的秩序运行奠定了基础，创设了条件。

经验主义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一种传统主义。美国学者弗里德曼（Friedman）指出，“文化认同”是一种种属概念，是族群性的表现。这种族群性是族群内在固有的；不是人们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赋予的。在最强的意义上，它用种族或生物遗传的概念表达出来；在较弱的意义上，它被表述成一种传统，或者是每个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文化；而在最弱的意义上看，这种形式就是人们的“生活风格”或生活方式。①弗里德曼关于文化认同的这一论断也是经验主义对身份认同的基本看法。经验主义在传统的意义上，认为身份认同始于种群认同，进而逐步上升到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建立在其构成成员的各种现实的关系基础之上，并由人们实际的实践活动所界定，包括与遗传有关的实践。族群对其成员的吸纳很容易发生变化，其成员或者由地理上的迁徙，或者由有关的变迁所补充。当一个群体的成员改变其居所到一个新的居住地时，他或者是被吸纳进去，或者他接受了该地方的祖先与神灵，成为新空间社区从事一定职业的成员。显然，族群认同是以个人身份认同的形式存在的，但个体并不独立于社会情境，而几乎完全是由社会情境所界定的，个体被划分成与在个体之外存在的更高等级的力量直接相连的许多成分，这就是吉登斯的基本观点。

吉登斯的这一观点主要表达了身份认同与个体的社会情境、定位密切相关。身份认同首先是个体的人所拥有的东西，进而转化为特定群体所秉持和坚守的理念和意识，并最终成为特定种类的社会共同认同的基础。这里，弗里德曼基本上把握住了经验主义的文化以及身份认同的内涵。

总体而言，经验主义的文化及身份认同强调了个体认同的重要性，突出了个体认同在形成整体的认同实践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个体的或个人的认同仅仅是一个基础，只是对群体中个人身份的确认，它还不能在社会层面形成真正的具有群体价值导向的社会认同。如果夸大经验主义身份认同的作用，就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因为对于身份认同而言，只有在自我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基础上，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和实现。

综上所述，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的双向互动和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认同的首要特征思想的讨论可以看出，在现代性社会的延展与结构化过程中，现代性社会制度对于人类认同的导向作用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一般状况，人类认同对现代性社会发展同样起着推动或制约作用，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民族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如何提升人类的积极认同能力，使人类认同推进现实的现代性社会的有效发展，是我们时代理论研究和人类实践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在人类实践中的发展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必须进行在特殊情境中的定位，也就是说，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显然，情境定位首先就是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它深刻反映着人的自我身份在实践中得到确认的重要性，一旦个人身份被确定下来，就建立了积极信任的个人基础，就不仅获得了特殊制度框架下群体对个人行为的信任，也使个人能够适应甚至超越制度对其个人行为的影响，否则，个人的行为就是盲目的，就会缺乏意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化社会发展中的身份认同对吉登斯所说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理想的实现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

我们知道，吉登斯把现代性社会看作“一种后传统的秩序”①，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②，换句话说，我们现实的人类认同的理念基础是现代性社会自身所携带的价值理念。由于现代性制度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启蒙理性的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制度结构建构，现代性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化和程序化的秩序规范，这与现代性的形式化理性是一致的。某种程度上，启蒙运动是现代性文化开启的源泉，经过启蒙运动，神魅化的世界去“魅”了，却导致超越性世界和秩序的逐渐消退和瓦解。“早期道德观点认为，与某个源头——比如说，上帝或善的理念——保持接触对于完整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③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制度具有断裂性，尽管这种断裂不可避免，但必须拒绝，对此，我们在第二章也有充分讨论。吉登斯所谓的断裂性，并不是指现代性社会与传统社会是割裂开来的，而是意在表明现代性社会与传统社会有本质上的差别，现代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因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征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①。这就是说，现代性的断裂性不单单只是对现代性一个特点的描述，而且还是一个在不断进行的过程，它始终贯穿于现代性制度及其运行之中。为了克服现代性社会的这种断裂性，准确把握每一个个人与群体的身份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正是通过身份认同，使人们能够融入现代性社会的实践中；另一方面，也能够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不断改变现实的社会状况，在这种双向的活动中推进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们总会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去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从而也会在积极认同的基础上，改造社会，不断克服社会的断裂。对社会断裂的克服，意味着个人获得本体性的安全，意味着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积极信任和参与，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