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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社会存在的症候（第2页）

吉登斯在分析了传统的断裂性消解后，反复强调了传统的重构。他认为，传统的重构和再造是现代性社会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现代性社会中不是没有传统，只不过这个传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而是经过消解之后对传统的一种再构。吉登斯对重构传统的论证，事实上是对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即现代性社会为什么要消解传统，为什么能够消解传统的回答。

吉登斯从超越现代性社会制度的需要出发，论证了激进现代性社会秩序建设中的传统重构，说明重构传统是为了服务于现代性社会的权力的合法化。吉登斯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认为，社会科学的新议程包括两个直接相关的转变领域，而这两个领域分别对应着两个变化过程。这两个变化过程起源于现代性发展的初期，但在现在便显得尤为激烈。这就是现代制度向外的不断拓展，并通过经济全球化过程实现普遍化和现代制度不断指向内部的变化过程，这些内部变化就是传统的撤离（eva）过程，是对传统的发掘并使之问题化。①其中，基于现代制度向外的拓展，吉登斯指向的是一种资本主义扩张的模式问题。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扩张。现代性社会及其组织方式成为当今世界普遍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虽然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流动性，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用来组织我们社会生活的方式。这种社会生活方式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呢?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对外扩张导致的。对外扩张是指向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各个民族、各个领域的扩张而实现的一种普遍化，使得现代性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

吉登斯讲的第二个变化是指向内部的变化，即传统的撤离。这里他更多地指向的是组织社会生活的各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制度。吉登斯所讲的是指向资本主义自身内部各个领域的一种不断的、变革的制度形式、文化形式，比如法律。当制度指向人，指向内部的时候就会涉及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当指向这些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理念和措施就不适应现在的社会目标和需求，就需要变革。

吉登斯认为，当指向内部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的传统撤离的过程，撤离是什么?撤离并非完全不存在，而是中心的、主要的、对社会秩序的建构和控制的角色的撤离过程，是传统逐渐从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对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约束的主要角色中撤离出来的过程。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来自社会的共有的基本约束力，而传统是过往发生所沿袭下来的，需要在撤离过程中，对传统进行发掘。发掘可解释为发现和挖掘，是传统撤离的过程，是对传统发掘并使之问题化的过程。通过发现和挖掘，使传统问题化，也正因为这样，传统才能逃离进而被重构。吉登斯认为，一个指向外部，具有普遍化；一个指向内部、具有深刻性。我们认为，吉登斯这里所讲的这两个方面，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彼此关联的。所以我们说，现代制度向外扩张实则是指向内部的制度本身，把在内部社会变革中形成的那套理念、做法、体系逐渐推向外，因为认为它们是有效的，所以就不断推向外，这也就是他讲的脱域机制与反思性等共同推动下的现代性的结果。

这里体现了吉登斯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制度合法化的基础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支撑它的社会力量在哪儿?第二个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是如何被建构的?是基于传统的解构和重构。资本主义对内的制度的变革，换句话说，是对内的、传统的一种再构，促进了对外的一种扩张，只是暗含了这一种关系，如果没有对内的传统的重构的有效性，就很难去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反性。

自反性即资本主义认为的制度的有效性，进而用这样的有效性去推动对外扩张①，必然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吉登斯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其特征是遥远的世界力量、遥远的社会事件对地方性的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吉登斯举例说，你消费一件产品，可能就会保住另外一些工人的工作。你消费什么，你和遥远的地方生产什么的人产生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都不消费，工厂就会倒闭。所以他认为这就是个人日常生活活动的一个全球性的彼此依赖的关系，这个关系影响地球另外一边的人。

吉登斯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工人的工作问题，还关系到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强度。个人消费什么，实际上会涉及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又是和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整个人类都相关的问题。吉登斯认为，个人日常活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这个全球性的后果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的日常决策。比如空调，会对自然资源造成一些消耗，产生一些负面问题，当你遇到这些问题，你会不会考虑继续使用它，或者减少使用次数、频率和强度。毫无疑问，这是知识反思性运用后的行为选择的预设。这在事实层面回应了吉登斯个人日常活动具有的全球性意义和价值，日常决策和后果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加强的判断。由于全球性的秩序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安排和选择，为此吉登斯特别强调生活政治。

过去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知识越多，越容易产生人们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的局面，从而进行积极的社会创造活动，然后把人类的幸福指向我们想要的方向上。但是，在吉登斯看来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控制自然和控制社会的知识虽然具有指向人类幸福的可能性，但由于知识本身具有的开放性以及偶然性特征，使得我们积累的关于我们自身以及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不仅不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幸福，而且很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风险。因此，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机遇与风险是均等的①，是由于人类所积累的知识即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带来的。吉登斯和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就分开了，正如经典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但并不是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力量，在吉登斯那里有可能是埋葬我们的力量。为什么?就是他特别强调的实践意识以及人的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他特别强调，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人类行为的反思性和社会的反射性（有时也称自反性）的辩证关系的不确定性。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怎么导致的?是知识在主体与人实践意识的结合中产生的。

吉登斯认为，当我们人类越来越想去开拓未来，我们的实践活动指向未知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越有可能更多地去面对意外以及一些意外的结果，尤其是当人类的社会化入侵自然甚至终结自然的时候，传统消解了，新兴的不可计算性风险出现了，传统的消解是指我们利用那个传统所建构起来的人类社会秩序抵抗可确定的风险的状态不存在了。过去的传统社会或者现代性社会初期，传统通过提供一套社会的秩序化的东西，能够抵御人类行为可预期的确定性结果，哪怕这个结果是负面的，但是能够对风险做出确定性计量。所以说，传统是能够用来化解确定性风险的，当人类社会化入侵自然，甚至消解了自然的时候，确定性的风险就不存在了，我们面对的就是不可计算的新的风险。此时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设想和猜想，各种各样的基于我们理性认识的、知识判断基础上的对风险的认知。

吉登斯通过气候变化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对于气候变化，有人说这个是温室效应的问题，还有人说现在是小冰川时代，一个说是气候越来越暖，一个说不仅变暖还有可能变冷，面对这两种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应对的方案就不一样。现代性社会是一个制度化社会，而制度本身具有自反性，当一个制度认同了前者的时候，它的设计就是要减少温室效应，比如说减少碳排放，如果认同后者，就会有其他措施。结合前边所讲的两个变化，这种新兴的不确定风险和制度的自反性结合在一起就会更复杂。资本主义化的现代制度在全球的拓展，当新兴风险出现的时候，它和资本主义现代制度相结合，制度的自反性（institutioy）已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成分，这种设想情形会更加复杂，因此，现代性具有实验的性质，甚至是全球实验的性质。①

现代性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日常生活的重构过程，传统作为一种无需考虑的机械的仪式，是较为简单的社会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很明显，在现代性社会，尤其是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不让传统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实验，是一场把人类卷入其中的大实验。

在吉登斯看来，传统是对现代有重大影响的力量。传统是再构或重构了的传统，解释就是对传统再造的过程，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对过往事件和行为的记录。记录是一种主体性干预，因而，历史总留有人的主体性倾向，纯客观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解释与被解释是历史性的行动。因此，回忆不等于记忆，记忆中需要回忆。文化的向前发展，就是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的，传统是浓缩的指向人的未来需求的东西，是把人类自我连接起来的人的反思性活动的创造物。

传统之所以对现在有影响力，是因为虽然传统是指向过去的，但它却能够通过现在对未来施加影响。它为什么能对现在施加影响呢?我们可以去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传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当我们回答传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传统是基于过往的历史活动以及历史活动的有效性经验建构起来的一种认知，一套行为规范，一套做事的机制，甚至是一种集体情感。

当我们在吉登斯对传统的解释中进行这样一种回溯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传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看到传统包含了历史，而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对事件的描述和记录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对吉登斯所讲的历史性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吉登斯说历史性可以被定义为“利用过去以帮助构筑现在，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尊重。相反，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历史性事实上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未来被看成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未来有赖于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反事实性条件，即未来受制于人们依据心目中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所采取的行动的过程。这是时一空‘延伸’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性的种种条件使得这种时—空延伸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未来学’，即对未来如何是可能的、可信的和可能得到的说明，变得比对过去的说明更加重要”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强调的是现代性脱域机制与传统之间的某种关联，作为历史积淀的传统与具有合理性开创未来的脱域机制的微妙结合，使传统更多地指向过去的特质，具有了走向未来的现代价值。

历史和历史性是有差异的，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往往借助于历史性的解释。事件本身是客观的，但对事件的描述带有主观性，在记忆的过程中人不是简单的对事件进行记录，而是对事件的整体以及这个事件和事件发生的整体性的关联做一个抽离性的总结。而这个总结是不断地被人类社会的过往类似的事件和行为证明是有效的，所以它才慢慢地固化为一种有效的理念，一套有效的行为规则、行为机制。当我们去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思考传统、事件和记忆，尤其是集体的记忆，而不仅仅是个体的记忆。传统是一套做事的行为机制，这个机制不仅仅是个人的，它是个人所在的群体普遍认可的、共有的集体记忆。所以传统是属于集体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传统具有地方性，或者说传统具有本地性。

吉登斯说程式概念本身是具有真理性的，而传统是具有真理性的，因为传统总是和它联系在一起。传统的权威性是和程式性概念的真理性密切相关的，如果离开这个，传统就不具有权威。而且，吉登斯认为传统和传统的守护者具有相关性。谁具有对程式概念的解释，那么，它就拥有对传统的权威。任何一个传统都有守护者，而守护者才是程式概念真正的真理性的解释者。在传统社会里，传统的守护者是长辈、智者，无论是长者还是智者，他们都有一个统称——主人，他们是这群人的统治者。这个统治者称号是根据传统的规则获得传统的地位之后所拥有的。传统不是有明确规则的规则，但却有约束力，这个约束力来自传统本身真理性的力量，而这个真理性的力量是传统的守护者赋予它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讲的传统通过道德和情感发挥约束力。这里，吉登斯看到了传统的价值倾向，认为传统是一种价值的力量。很多人会把情感视为一种非理性的东西，似乎它和价值判断无关，但事实上任何人的情感都具有价值倾向性，因为情感的养成、情感的培养是基于人过往的理性认知，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而道德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认为，道德是关于善恶美丑的一种判断，当我们说什么东西是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做了一种价值判断。

吉登斯认为，传统不完全等同于习俗，它是含有道德和情感的约束力的。这里，吉登斯强调了传统的价值特征。传统是有价值特征的，或者说是有价值倾向的，吉登斯为什么费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传统，实际上他是研究一个现实的人、一个社会中的人的价值倾向、价值情感是如何慢慢地通过生命历程被培养起来的，被建构起来的。通过对传统的记忆，这样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我们不断地生产出蕴含于传统中的对过去的事件或状态的解释，实现了传统的完整延续，并把与此相关的道德和情感所具有的约束力培养起来。这样的话，传统就通过一种集体记忆的动态过程，以及在时间上不断地阐释，发挥了一种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在一起的作用。

如果说传统在培养社会人的基本的价值态度、价值立场、价值倾向性上有这样的一种作用的话，那么这种作用的媒介是什么，换句话说它的载体是什么，就是仪式。仪式是和传统所具有的真理性的约束力联系起来的，因此，传统被重构的过程也是仪式会发生变化的过程。但是，无论仪式怎么变化，它总是和人们当下的行动诉求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使仪式发生变化的是人们当下的行动诉求。因为传统的约束力是通过仪式发挥出来的，体现传统的价值立场、价值倾向以及价值诉求。

仪式通过证据式参与，使传统对社会生活的建构力体现出来。不去参加仪式化活动，意味着对集体文化所认同了的真理性的东西的背叛。所以说，传统是通过仪式不断地被重构而具有了一种权威性的。传统就是这样不断地被重复，通过重复不断地被解释，不断地进行仪式的演化、重构，不断地被传播。可以看到，传统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联结过去现在的功能，是因为它和道德、情感有关系，所以传统体现的不仅是这个社会做了什么，还是这个社会应该做什么。而这些都源于传统的守护者的解释活动。传统是如何对现在发挥影响作用的，通过解释、仪式的不断重构，通过它所具有的道德和情感的力量体现出来的价值倾向和态度，对社会发出秩序化的指令。因此，传统所具有的功能，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权威者的功能。什么是权威者，权威者就是能够发布约束性命令的资格，或者是对某种知识的控制（真理性的拥有者），二者有时是分开的，有时是合二为一的，所以权威具有意识形态，或者是权力的非人格化手段的作用。所以，权威是一个非人格化力量的手段，它是抽象的。

到了现代性社会，传统被逐渐解构了，过往事件的印痕记忆**，在身份建构和社会规范的意义上也变得不确定。印痕记忆**，吉登斯在这里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事件本身的客观的、真实的记载更加接近事件本身；另一方面的含义是越来越个体化，而不是变成一个群体性的。在过去，传统是我们解释事件的框架，传统是一套理念，一套行为规则，一套机制，这个机制给我们提供了稳定的、统一的认知框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共有这套框架，所以它有确定性，有统一性，大家都会统一到传统所具有的核心的价值诉求中去。而到了现代性社会，尤其是到了高度现代性社会的时候，传统被逐渐的解构了，专家系统出现了，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被充分激活了，这个时候如何认识事件的认知模式就发生了变化，就是解释的框架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统一的框架。所以吉登斯说，科学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理性，将取代无思考能力的传统的规则。传统在现代社会失去了它作为统一的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价值倾向的建构能力，这个时候个人的知识、责任变得重要了。就是说对发生了的事件如何进行解释，传统不能给人提供太多的帮助，这个时候需要个人理性的积极参与。

综上所述，传统通过仪式使自己能够存留发展，而且通过仪式这样一种保证存留的手段把过去的不断重构与人的实际行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实践中使传统卷入到现在。同时，仪式还通过提供文化社群共享的证据，即参与仪式代表了某种日后难以背弃的公开承诺。①

总之，传统就是重复，它预设着一种与理性探索相对立的真理。传统对现在的影响首先诉诸情感。因为在吉登斯看来，从弗洛伊德以降，现代状况的困境被看作如何克服我们早期生活中所内置的编程。因为传统的道德本质与连接过去和现在的阐述过程密切相关。传统所体现的不仅是一个社会做了什么，而且体现了这个社会应该做什么，而这都源于守护者的解释活动或者说解释行为。传统具有的控制力，通过传统为坚持者提供的一定程度的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security）而发挥效力，也正因如此，传统的行为模式和信仰提供了一种克服人的焦虑的情感机制。传统居于信任的中心地位，是信任的导向机制。

吉登斯同意权威具有双重含义的看法。认为权威既指个人或集团所拥有的对其他人的权威，即拥有发布约束性命令的资格，也指知识的控制。有时两者合二为一，成为意识形态或权力的非人格化手段。权威属于守护者的领域，权威拥有者更像是主人（传统规则、传统地位确定的主人），传统规则很少有明确规定，主人拥有对规则广阔的自由解释空间。科学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理性将取代被认为无思考能力的传统和风俗的戒律，认知观被重构了，但传统的情感特性却基本上未受影响。因此，现代性的认知革命的另一面是强迫。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强迫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它表现为不同的形式。①而强迫性是凝固的信任，是没有对象却永存不废的信奉。②这种强迫性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它是隐藏的，而且它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现代性社会是一个强迫性的社会。吉登斯讲现代性社会是一个权威的社会，这样一个权威的社会不同于传统的权威的社会，这个现代性社会的权威是专家系统所具有的。专家系统之所以拥有现代性权威，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权威依赖的是理性合法权威。理性合法权威的基础是对颁布规则的合法性的信任，以及对据此规则选拔出来的权威所拥有的发布命令的权力的信任。

因此，他说权威的基础是这两个，机构就是官僚体制。吉登斯所强调的权威的基础是合法性的、规则的信任，以及根据规则选拔出来的权威的拥有者的信任。所以他说约束和管制是官员和机构行为的总特征，应该说约束人、控制人是官僚机构的总特征①。约束、控制本身就是强迫性，现代性社会运行的普遍的机制就是官僚制，而官僚制本身是有强迫性的。任何一个官僚机构是有目标指向的，它的结构设置是为了完成机构的目标，人在某一个机构的位置是承担这个组织机构总的目标，谁占据这个位置，就是最能够保证这个位置的目标充分实现的那个，所以机构承认的是人承担这个结构位置的能力，而不是这个人。在现代性社会高度发展的前提下，社会成员的教育和专业技能被普遍地提高了，所以占据组织中同一个结构位置的候选人越来越多，究竟谁占有这一位置，是根据能够完成结构位置能力的大小以及和其他结构位置的合作的能力来确定的。所以，吉登斯说，工作是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今天我们首先获得生存资源的基本手段和基本条件，不去就意味着没有工作，就不能体面地生活。我们认为，即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也是需要劳动的，所以马克思才讲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为什么劳动是第一需要，因为是人成就自我生命的需要，那时的劳动已成为生命实现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手段。

吉登斯讲官僚机构的总特征是控制和约束。他说在官僚机构里承担管理岗位的是官员。官员就是广义上的专家。但是紧接着吉登斯又说，专门知识是比官职更普遍的一种现象，这就意味着人必须充分履职，去履行好约束和管制职能，才能持久或相对稳定地占据那个位置。他说专家是能成功占有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人。但专家是相对而言的，在行动的具体情景中，技能和信息的失衡使得一个人相较于另一个人来讲成了权威，就是说专家是否具有权威性，是相比较而言是不是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所以吉登斯讲的专家的权威性具有不确定性，是相比较而言的。可见，专家具有的权威是不同于传统权威的，因为专家拥有的专门知识是抽离性的（专门知识从根本上说是非本地性的），专门知识依靠的不是程式真理，而是对知识的可矫正性信念，专家的知识积累包含着内在的专业化过程，正是专门知识与日益发展的制度的自反性的相互影响，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技能和知识不断地损耗并被重新配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