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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意义与价值认同（第2页）

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包含了把社会生活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减轻或消灭剥削、不平等或压迫，所关心的是权力与资源的差异性分配；服从于由正义、平等与参与的伦理所具有的独断等内容①，由于解放的政治思想缺乏把人的现实的解放同现代性社会的结构化、反思性等特征有机地关联在一起的思考，因而，对人的解放来说，虽有重要启迪意义，但还不够完整。基于这样的看法，吉登斯在解放政治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政治的理念，认为生活政治是一种关涉生活方式的政治。

生活政治是一种在晚期现代性系统中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它是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量，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层面，反思性的秩序已经构成一种环境，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从而把自我、身体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系统，都联结在一起。正是在反思性秩序、自我及其认同、人的身体和各种组织系统的关联性的意义上，吉登斯看重生活政治对于生命意义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给生活政治下了非常清晰的定义，即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①

那么，生活政治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它与我们所说的价值认同、纯粹关系、生活方式、生命意义、自我实现以及人的解放等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从吉登斯就生活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征描述和内涵定义来看，他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生活政治的，一方面是生活政治的背景，他用了晚期现代性社会、后传统社会、反思的现代性社会等来说明生活政治的现实情境。在吉登斯那里，晚期现代性社会、后传统社会、反思的现代性社会的内涵几乎是一致的，即指我们现实生活的社会，如果说“现代性这一概念所指的不仅是公开和理性的事物，而且还有私人和充满情感的事情”②的话，那么，反思的现代性社会即是对现代性的这些内涵的超越的社会，但基调仍然是现代性社会，并没有性质的改变；另一个方面是自我实现、自我反思计划的践行、自我认同以及反思性秩序等，意指与人的自我超越相关联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涉及现代性的超越，这也正是吉登斯所谓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所指称的东

西。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所知道的，超越的现代性理论包含了吉登斯所说的激进政治的乌托邦纲领，是一种价值选择，这就很自然地把生活政治和乌托邦的激进政治纲领勾连在一起了，或者说，使二者在内容上走向一致，这就回答了生活政治与价值认同的内在相关性这一问题，同时也使生活政治与我们这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内在关联起来，并以激进政治的乌托邦纲领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基础。

在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定义中，生活政治预设了个人、集体、组织、甚至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实践指向，这是一种价值认同的实践指向，而不是价值选择。换句话说，吉登斯实际上是赋予了现实的个人与组织在实践中应该认同什么和反对什么的意向，这是由激进政治纲领的价值选择决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吉登斯规定了生活政治应包含的一系列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从选择的自由和产生式权力（作为转换性能力的权力）中得来的政治决策；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伦理，并抗拒存在性问题的背景①。我们看到，吉登斯所说的生活政治的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深刻反映了生活政治的价值所涉，至少有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解读，如自由和权力的关系，权力与政治决策的关系，生活政治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后传统秩序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关系，生活政治的目标旨向与抗拒存在性问题（即现代性社会实际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问题都与人类认同具有根本的内在相关性。

就自由和权力的关系来说，吉登斯在讨论纯粹关系时赋予这种关系的首要特征就是自主性，自主就是一种自由的选择，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是权力，在二者关联的意义上讲，权力应该是人们在纯粹关系中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人们在生活中参与权力建构的产物。社会一旦能够形成真正的纯粹关系，权力一旦真正成为人们的自由选择，就会使个人生活民主化成为可能，有利于民主观念的扩散，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尊重他人的能力，不以任何手段欺压对方，保证决策的协商性，形成个人参与决定相互联系的条件，使个人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个人的自主性是实现参与民主的基础，是权力建设的关键。

就权力与政治决策的关系来说，吉登斯强调，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决策是与自我认同本身密切相关的。①吉登斯从自我认同是一种反思性的成就来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在一种当地性的范围内，自我认同的形塑、修正被反思性地保持下来，是在与迅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情景的关系中做到的。在这样的场景下，人们必须把对未来的设想与过去的经验联结起来，这种联结应该做到合理而又连贯，做到把在反思中所产生的信息与现实的生活整合起来，这种整合既是对权力的限制，也是对权力的运用。要做到这一点，即做到决策能够把地方性因素、人们对过去和未来连接的反思性认识等整合在一起，必须以个体能够发展出一种内在的可信性为基础，以一种基本信任的框架为基础。正是靠着内在的可信性和信任框架，人们才能够把对生活历程的理解放在变化着的社会事件背景下来加以联想。我们看到，这个可信性或信任框架，正是人们之间纯粹关系的核心特征，这样，吉登斯就把民主决策、权力和纯粹关系内在关联起来了，实际上是把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与民主决策联系起来了，这也就回答了生活政治与纯粹关系二者如何连接在一起的问题。正如吉登斯所说：“在特定的变化情景下，一种自我认同的反思性秩序的叙述，为有限的生活历程提供了赋予一致性的手段。从这一点来看，生活政治关心的是从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产生出来的争论和角逐。”①

就现代社会与自我实现的道德之间的关系来说，吉登斯把现代社会作为人们现实实践和生活的背景，认为它使我们远离了先前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形成了一种人们生存于其中的生活形态，这是一次深刻变革。它一方面确立了一种社会联系方式，即跨越全球式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改变了我们熟悉的带有个人色彩和地方性的生活世界，使人们陷入充满危险和风险的晚期现代性世界里，焦虑是现代人的常态，因此，对信任的渴求，对专业知识的依赖，成为现代人追求个体本体性安全的主要途径。②

面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现状，吉登斯主张在建立共同体的自治系统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共同体以人们之间拥有普遍的纯粹关系为基础，形成自己的道德评价体系，使个人过一种遵循共同体道德的生活，并由个人生活构建出共同体。反之，共同体的内外发展动力又无时无刻的影响着个人行为和个人生活。共同体的自治主要通过个人生活的自治来体现。人们摆脱了地域的束缚，各种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社会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并相互勾连，体现为社会关系的连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着一定的组织作用。①这样，个人生活与共同体自治的结合，使人们拥有了共同的道德准则和价值选择，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趋利避害的抉择，为自我实现提供了条件。正如吉登斯所说，自我实现的道德线索就是可信性，它的基础是“对自己的诚信”。人们能够可信地行动不仅仅是依据尽可能有效和完善的自我知识的行动，它也意味着使真实的自我脱离虚假自我的困扰。②

就生活政治与生活方式的关系来说，这是吉登斯特别关注和意欲解决的问题，因为他在吉登斯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中处在关键地位，也是人的现实生活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知道，现代生活方式的概念十分宽泛，其内容更是涉及现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代生活方式是在现代性条件下人们依据生产力的基础、人的生存样式以及生产方式等因素逐步形成的，有其自己的时代特征和组织形式。生活方式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先验之物，它自身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生产力基础，同时也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关联。生活方式是人的生活的方式，它与人作为生理的人、经济的人、文化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以及“真正自我的人”密切相关，而作为人自身存在性的最基本样式的时间和空间规范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的展开。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呈现状态，是人实现自我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有形形式，这包括了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形式、自我创造的实践形式、精神生产的实践形式等方面。

对于吉登斯来说，生活方式的选择是自我认同的过程，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某种恰当合理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成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事实，人们往往选择与自身经济和社会条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塑造自我和自我认同不断深化的过程。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环境下，个人的活动往往带有更大的主观性，在遵循一定的文化规则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这种主观性很强的个人活动在不断地重复和拓展下被反复增强，这一过程对塑造自我造成直接的影响。

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个人活动中最重要的一方面，生活方式包涵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个体活动，尤其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个人塑造自我的原材料，另一方面，个体的活动又增强、改变、削弱个体认同并时刻受到个体认同的支配和影响，正因为如此，吉登斯把基于生活制度的生活方式看作对自我认同起着中心作用的因素，因为它们把习惯与身体的可见外表方面联系起来①，例如饮食制度与习惯自身体现为仪式表演和自我意象，养生方式和对身体资源的自我利用。吉登斯也讨论了诸如穿着、自我装扮的生活制度、性制度、自我表演等，把习俗认同的基本方面联结为生活的一个整体。确实，人的认同的形成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需要选择、维护、创造和管理，那些积极的和正面的认同需要维护、表达和传播，而对自己不利的认同则需要避免、掩盖或抗争。生活方式无疑是认同的具体化的形式，在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个体性左右了这一进程并且将自我认同不断强化、选择和改变。

就后传统秩序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关系来说，关键在于生活风格的价值选择和自我认同感的形成。吉登斯认为，后传统的社会是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并为抽象系统所许可，时空重组使自我经历巨大的变迁，形成了晚期现代生活的存在场所。在自我的层面上，日常活动的基本成分仅仅是选择，并在生活风格中得到体现，而生活风格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选择的。吉登斯把生活风格看作“个体所投入的多少统一的实践集合体，不仅因为这种种实践实现了功利主义的需要，而且因为它们为自我认同的特定叙事赋予了物质形式”①。作为惯例化的实践，生活风格融入衣食习惯、行动方式以及生活环境诸多方面，人们会依照惯例，随着自我认同的变动来反思性地接纳改变，并做出各种各样的生活决定。吉登斯说：“个体所生存的情境越是后传统的，生活风格就越多地关涉自我认同的真实核心，即它的生成或重新生成。”②

吉登斯赋予生活风格以特别重要的内容，不仅把它看作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包含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包括人的日常消费、工作选择、工作环境、日常生活的策略决策、生活习惯和定向等，它具有某种统一性，使人们能够获得持续的本体安全感、秩序感，尤其是使人们获得自我的认同感。生活风格与生活规划密切关联，生活规划是依据自我的个人经历形成的，是影响未来行动进程的手段，也是后传统的社会不可避免的相伴物，具有反思组织的自我轨道的实质内容，在高度现代性的情境中，对所有的个体和群体生活风格的选择，具有很普遍的影响。这一切说明，后传统社会秩序与自我的认同感、生活风格、生活规划具有内在价值选择的关联性。

就生活政治的目标旨向与抗拒存在性问题的关系来说，吉登斯首先从进一步追问“生活政治”中的“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去思考，明确指出他所说的政治是在兼顾狭义和广义的政治概念的意义上说的，既包括政府领域中的决策过程，也包括社会治理意义上的政治，按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看法，政治的实质是使受压迫群体在斗争中获得解放，获得自由，也将会使全人类获得解放。吉登斯充分肯定马克思解放的政治思想，并尝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解放政治的思想，提出生活政治的看法。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吉登斯之所以提出生活政治这一概念并赋予其诸多内涵，目的在于指明人的解放不只是一般自由问题，它还必须解决现代性社会的存在性问题，实际上是给予人的解放更多的意义。正如他所说：“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①

从微观政治的视角来看人的解放，解决现代性社会的存在性问题，吉登斯涉及一系列相关的“解放”问题。其中，关于自我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接下来，吉登斯更多讨论了“人的身体的解放”。在他看来，与自我一样，把身体简单看作生理学上的实体已经不可能，因为它深染了现代性的反思性，随着身体日益为抽象系统所侵入，一切都改变了，身体本身的解放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身体不仅是灵魂的居所，而且还是一个解放政治的场所；不仅需要人们在纯粹关系的建立中让身体发挥作用，而且还需要在生活方式的认同中，在生活风格和生活规划的发展策略中，为身体做出价值选择，身体的解放也就成为生活政治的一个核心内容。

吉登斯在生活政治视域中不仅考虑了自我与身体的解放，而且还深究了人类在社会关系中的生殖与繁衍、“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的选择、减少核战争以及各种社会风险、现代性制度的解放所导致的生活政治的议事问题、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人的道德和存在问题、全球生态问题，等等。对于在解放政治的基础上实现生活政治的目标，合理解决现代性社会的存在性问题，这里所言的一系列主题，都是必须在有利于人的生命意义的展现的层面亟需解决的，其中，吉登斯把全球生态问题看作更加根本和亟需解决的。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总是将“社会与自然世界置于人的控制之下”①，这是一种强大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它不仅左右了人们的内在思维活动和社会实践，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后果是人们都清楚的，而且“它让我们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②。因此，必须以自主意识选择生活政治的价值理念，引导人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缔造美好的未来生活。

如上我们从几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释和分析了吉登斯生活政治的思想内涵，这些思想的实质告诉我们现代性社会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集中起来的自我认同问题，通过自我和身体的调节，使自我和身体变成多种多样的新生活方式选择的落脚点，变成对日常生活重新道德化的一个根本的推力，使整体的人和个体性的权利在自我认同的发展中和人类的斗争中，得到良好的匹配。

在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世界，人们必须选择一条有情义的、有道德的、可持续的生态化发展道路，为生态的生活方式的建构，培植精神理念和生活实践土壤。吉登斯的基于控制和解决现代性风险的生活政治思想，不仅为人类建构生态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启示，而且生活政治独特新颖的构思方法和研究视角，对我们继续探讨有关生活的哲学颇有启迪。然而，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它忽视了全球众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间的不平衡性，就此而言，生活政治也并不具有普适性。虽然生活政治关注个体的微观行动与个体的共同体自治，这些生活要素具有具体的实践指向性和行动实施的明晰性，但生活政治忽略了自身所依附的文化、制度等宏大结构，对其影响力的分析明显不够，所以，生活政治也不具有全面性。因此，我们在对待吉登斯生活政治理论时，应该辩证对待，理性分析，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如上关于吉登斯整体主义认同论的分析和讨论，使我们看到，吉登斯围绕人类认同这个对于他实现激进政治纲领的乌托邦理想来说至关重要的主题，做了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深入思考和研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哲学的认同论思想，对于我们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尤其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现代性社会发展以及中国现实的现代化建设，提升我们的理论认识，提示了诸多的视角和理念。

吉登斯从经验主义视角对人类认同问题的研究，聚焦于双向互动与身份认同这一主题，以身份认同为思考的核心，重点阐述了他自己关于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是双向互动的矛盾体以及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认同的首要特征两个方面的主要看法，说明在晚期现代性社会剧烈的变革过程中，人的身份转换的重要性、客观的现实性和与此相应的身份不确定性以及身份本身对人的生活、生存和社会实践巨大的影响，说明作为制度化安排与实现结果的身份问题，在社会结构的秩序化中具有的核心作用，结构化社会发展中身份认同对于吉登斯所说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理想的实现具有的特殊意义。

吉登斯从功能主义视角对人类认同的研究，聚焦于人类在晚期现代性社会的反思性实践与社会认同问题，以自我或社会认同为思考的核心，重点阐述了他自己关于社会认同的起点是自觉的反思性觉知、社会认同是人自我认同品格的重构过程以及社会认同的本质是对自我的反思性超越三个方面的主要看法，表明尽管人的身份认同是重要的，但人的身份其实只是表现性的社会存在形式，独立个体的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才是更根本的，因为只有达至自我的或社会的认同，才能把自我认同与现代性社会制度本身的塑造结合起来，培养出自我或社会认同的良好品格，实现自我或社会认同的超越，不仅可以获得自我确证的主体性安全，而且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自我认同的社会实现是主体安全和自我解放相统一的实践活动。

吉登斯整体主义的人类认同思想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和颇有启发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身份、自我以及价值选择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关联，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现代性的状况、看清现代性本质、理解现代性的原则等，有着超越一般社会理论家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吉登斯是一位不仅对现代性给出了细致、合理的分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极其可贵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的社会哲学家。他的社会哲学体现着非常鲜明的为现代性的批判性辩护的思想特色，折射着唯物辩证的方法论、认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