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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现实生存的焦虑与困境（第2页）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行政力量的全面扩张，在更深层次上压制了公民的民主权利。

吉登斯认为，行政力量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来说都是统治的必要手段。相对于传统国家，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它的行政范围正好与领土边界相对应，这是以往任何国家都不曾达到的。

行政力量的扩张也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大力支持。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吉登斯认为，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国家体系的整合主要集中在统治的上层精英和其他行政官僚手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很少传播到下层和边缘地带，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的社会缺乏那种用以阐明普遍化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同信息的系统化整合为一体的话语领域。罗素（Russell）曾在关于权力的论述中指出了人对权力的欲望，统治集团也不例外。统治阶级总是充满了维护统治和增强控制力的欲望，只是在不同国家阶段可利用的条件不同，从而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在民族国家阶段，科学的发展为行政力量的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运输方式的机械化，电子媒体的发明，远距离的信息传输等现代工具的出现，提供了阶级分化社会所没有的用以急剧扩大时一空延伸范围的新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国家的行政控制力量得以渗入以往未曾达到的任何地方。这里有必要提出的一点是，行政力量和另一个权力的维度，即监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监控作为现代西方国家权力的突出特征之一，在行政力量的扩张及其他方面至关重要。

吉登斯论述了行政权力产生的根源，提出了权威性资源。他认为，权威性资源是指权力生成过程中所需的非物质资源，来源于驾驭人的活动能力，使某些行动者相对于其他行动者处于支配的地位。①行政力量通过操纵它得以产生的情景，取决于对人类行为所实施的管理和协调。行政力量的特性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也改变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模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暴力手段在职能方面的转变来看，军事工业复合体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战争的威力，也潜藏着大规模战争的危机。自古以来，军事都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力量。但直到现代民族国家阶段，这种对内的职能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行政力量的强化是军事暴力的职能转向专职对外的直接原因。

国家机构严格地控制着财政和税收的管理，并形成一套完善的运行系统以保证国家的各项用度开支。另一方面，国家对人口实施有效的管理，并逐步建立起反思性的监控体系，可以对人口实行系统化的管理。

行政力量还体现在诸多微观的方面。紧接前面论述过的，“越轨”的产生依赖于统一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并对越轨者实施惩罚性教化。通过监狱、劳教所等诸多机构，不但缓和了暴力手段所带来的严重冲突，更使控制变得细致入微。常规治安警察的产生从根本上解放了军队，使军队从介入国内的秩序中分离出来。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控制是劳动领域中“契约”的产生。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认为，无产阶级或者劳动者之所以被牢牢地束缚在工作场所，并不断地劳作，承受资本主义的不断剥削，是因为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普通大众为了维持生计和生活，必须出卖劳动力，从而使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契约使“政治”和“经济”相分离，使“隐晦的经济压迫”和监控成为可能。

吉登斯归纳了民族国家的普遍特性，其中之一就是行政力量的急剧膨胀。吉登斯解释道：“我已经证明了民族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只有权威性资源得到了扩展，生机勃勃的现代经济所依赖的配置性资源的集中才成为可能。”民族国家高度的行政力量不仅对巩固国内统治是必要的，而且对应付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也是必要的，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合理的必要，却深深压制了公民的民主权利。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的监控越来越集中化，几乎剥夺了公民的任何隐私，体现出越来越极权化的特征。

监控是吉登斯国家权力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现代性制度维度中的一个独立丛结。①吉登斯认真研究了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把“独裁权力”的产生解释为阶级之间的“势均力敌”，因此国家机器才达到强化。韦伯的科层制虽然包含了专家和专门化官员这两个方面的监控形式，但始终没有把其置于内容分析的核心位置。监控也许与阶级统治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但它绝对不是来自阶级统治。在吉登斯看来，监控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思和韦伯忽视了监控在权力形成中的作用，他指出“对于监控作为权力中介的无比重要性，自由传统或者社会主义传统的政治理论都没有充分把握”①。监控不仅是其他权力产生的媒介，也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

吉登斯在论述极权主义的时候指出：“极权主义首先是监控的极端集中，大致表现在（a）国家对其管辖的人口实行的各种建档分类方式——身份证、许可证和其他官方文件，它需要所有成员照准执行，即使是最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要遵守成规；还有（b）由警察或他们的线人对这些活动进一步监视的基础。”②与传统国家不同，现代国家极权主义的监控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已日臻完备，已从单一的文本扩展到了以电子方式对信息进行储存、核计和传播。通过对社会成员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取样，建立了庞大的基因图库；知识的大众化已不同于传统的权威化，其对个体的影响更胜一筹；国家掌握的教育工具，决定着知识的生产、分类和传播。时空的分离和重组渗透进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日益改变着最为私密的个人行动与个人关系，并逐渐消融了个体的自主性选择。“在现代的、和平的国家里，信息控制连同极其迅速的通信、交通体系以及复杂的隔离技术，能够直接用于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因而产生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①当然，我们并不能把极权主义国家中的监控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中的监控，但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来看，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在论述传统国家权力时，吉登斯也提到了监控，但相比于现代国家，这种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民族国家在监控的最大化方面与传统国家有着根本的差别，监控的最大化与国内绥靖一道创造了一个拥有确定边界的行政统一体。②

联系现代性国家权力的前两个特征会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暴力工具职能的转化，还是行政力量的扩张，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监控的发展。吉登斯在论及西方现代国家极权主义的起源时认为，“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特殊现象，若要理解其起源，就要分析政治的巩固，而这种巩固产生于监控技术与工业化战争技术的合流发展”③。由此可以看出，监控和暴力工具以及行政力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任何一项均不能还原为其他两种方式。

监控在现代国家具有普遍性，并和公民权利的实现联系在了一起。吉登斯分析马歇尔（Marshall）对公民权利的划分时把公民权利同不同的监控形式联系起来。他认为，马歇尔所指出的权利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是权力斗争的三个舞台。公民权利相对于政治方面的监控，政治权利相对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反思性监管方面的监控，经济权利相对于生产“管理”方面的监控。从考察民生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方面来讲，监控是实现群众权利的有效途径。它通过对公民信息的系统性掌握和控制，使国家意识渗入人民的生活领域，改变了个体生活的私密空间。但同时也隐含着对大众自由的威胁，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理性的批判一样，如果一切都运用理性去衡量，那么生活从此也就失去了光彩。对于监控来说，如果人的一切行为都纳入了国家权力的监控范围，那么人的一切权利将从此消失。

第四，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使人的政治生活完全陷入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同时也造就了一个非正义、不公平的社会。

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的极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权阶层或权力阶层无限制的扩展和权利的集中。权力阶层掌握着权力的使用权（这种权力有时代表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时又与之相对），这种权力通常是以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组织便是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关于这一点，国家发展的历史已经给予了证明。现代民族一国家从不同方面操纵着国家最有力的权力机构和部门，并左右着社会的发展。尤其这些权力组织和权力阶层之间的不断联合，使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个体的生活之中，他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在现代性理论中，吉登斯曾归纳了现代性的不同维度，并论述了相应的后果。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现代性的后果。实际上，当我们从源头上细细考量现代性的后果时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些层面来讲，他们都离不开国家组织对权力的运用，或者和权力运用有着莫大的关联。现代性国家权力的延伸使人类生活的一切几乎全部纳入了权力监管和运作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在直接意义上还是在间接意义上）。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如果一切都纳入权力的范畴，那么人的权利将不复存在，更何况有很多风险是我们个人根本无法驾驭和逃避的。

吉登斯在论述军事工业化时，特别提到伴随工业化而来的战争的威慑力和破坏力。暴力工具与工业主义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联，这使得军事组织与武器之间能任意地渗透。“战争的工业化”急剧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以及核战争时代。我们知道，军事权力从来都是国家组织的重要权力之一，尤其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掌握了军事力量的支配权。回顾20世纪的战争灾难，我们不得不对军事力量在未来的发展担忧。不同区域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超级大国之间为了权力的制衡所进行的源源不断的武器输出，为争取地区资源而进行的局部战争，并由此带来的恐怖主义的蔓延。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军事武器和强权政治结合的威力，也是当今世界的特征之一。

极权主义对生活于20世纪早期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有一大部分人经历并参与到了其中。英国哲学家波普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限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主张，认为过度的干预有极大的危险，它可能导致国家和官僚权力的膨胀。①雷蒙·阿隆（RaymondAron）也是一位对政治保持高度敏感性的政治哲学家。他曾总结了极权主义统治的特征：党对政治活动的垄断；变为国家的官方真理，并使党具有一种绝对权威的意识形态；对传媒工具及暴力工具的全面控制；政治、经济间的界限被取消，经济与职业活动的统一与意识形态的确定的、由党来实现的各项目标；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社会的“一般观念”的重建。②我们无意对现代西方国家极权主义的起源做深入的探讨。在吉登斯看来，极权主义的威胁主要源于行政力量的极度扩张，而监控技术与军事工业化的发展则为其提供了条件。

吉登斯认为，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最明显的地方就在于控制力方面，“国界”取代了“边陲”。这就意味着行政力量延伸到了国家的边缘地带，政治意识渗透到了边远地区的民众当中。随着这种权力的不断渗透和加强，产生了两个非常明显的后果：极权统治的兴起和自我认同的危机。后者将在稍后加以论述。吉登斯认为极权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具有普遍的倾向，正如他指出的“在当代世界没有哪个民族一国家能与潜在的极权统治完全绝缘”①。

同时，资本追求利润的特性和商品经济的扩张使社会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陷入了危机。现代资本主义大型企业的扩张往往伴随着资本的大量转移，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哪里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有利可图，可以获得最大利润，他们便选择去哪里投资。但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的无限性矛盾日趋激烈，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如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就被称为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成为可能，这在带来大量的信息交流和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使全球有可能卷入普遍的金融危机和风险之中。

资本主义极权化的另一个典型后果是个体自我认同的危机。个人认同的危机同行政力量的渗透有关，也是监控的直接后果。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的组织起来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首尾一贯但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系）发生于经过抽象系统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行政力量愈扩张，也愈加消解着传统的认识。依据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生活方式选择中进行讨价还价。①现代性在人类事务和社会生活中的导入，伴随着信任机制和风险环境的变迁，摧毁了人们已有的安全系统，现代性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成为折磨这个时代与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的强迫力量。

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以监控为媒介，把个体活动的一切都纳入其中，从而引发了权利的危机。极权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强权，但除此之外，吉登斯还联系监控区分了几种权利，即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现代西方国家的监控运作在某些方面是公民权利的实现所不可缺少的，然而，监控的扩大又将千辛万苦赢来的权利置于威胁之下。”①因而全面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必然对极权主义的监控形成约束。公民权利的争取与强化必然是自由、公正与正义等民生目标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途径；公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形式，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强大的国家权力的迫害；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基础，国家权力的运行不能损害公民权利。现代性充分彰显了主体意识，然而主体的完全膨胀却又使其陷入了自身设置的陷阱之中，从而使国家权力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三）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活的异化

对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吉登斯从多方面做了经验主义的症候阅读和描述，最终落脚到人的现实生活中。在吉登斯看来，人的现实生存的各种威胁，不仅通过人的生活世界的变化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个体生活中得到体现，其结果就是个人生活的全面异化，包括个人身体、自我以及共同体生活的灾难。

吉登斯是从现代性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高度结合的视角，从唯物史观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立场出发，对人的身体给予关注。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个人身体不仅仅体现为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体现为身体自身的异化。吉登斯不仅仅把身体看作思想和行为的载负者，而且还是政治权利、知识文化、话语传统等复杂社会关系的携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身体的理解，不仅仅是社会学、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更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对象。

吉登斯认为，“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起源”①。在反思的现代性中，身体是第一个被感知的对象，如何把身体在感觉中重构起来，与身体的存在场域和人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吉登斯列举儿童认识世界的过程来说明对身体感知的重要性。儿童刚开始感知世界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身体的，他们通过与客体世界和成人的实践性参与活动来觉知身体的存在。也就是说，儿童在认识自己身体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身体是应付外在情景和事件的“实体”。比如吃饭、穿衣、行走、工作、学习等惯常行为，都是通过身体这个“实体”来完成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吉登斯看来，身体的恐惧和焦虑只是人的本体性不安全的初始阶段，更可怕的是人的“自我”的丧失和精神的颓废。人的自我是与身体休戚相关的，具有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与身体的物理特性的联系，还包括与身体反思性特征的联系。自我通过身体的这两个特性以自我认同的方式来体现。而自我认同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①。这就是说，人的自我作为一种认同活动，不仅是个体在实践中连续性活动的结果，还是个体在反思性思维支配下，依据传统经验创造出的某种东西。人的自我认同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维系和个人行为的掌控是特别重要的，它与自我感分裂相对应。

通常而言，自我感分裂的个体的行为是混乱的。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实践经验的断裂，造成个体的无存在感，即个体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存在，不能获得关于生命持续性的信息支持。这种情感会导致个体产生毁灭性的焦虑、不安和恐惧。面对变化多端的现实世界，个体会对其生存的外部环境产生巨大的担忧，并且这种忧虑会左右个体的实践活动。如果个体没有能力处理外部环境冲击的危险，焦虑的个体会选择逃避的方式以达到与环境融合，因而自我被完全抑制。由于自我感分裂的个体缺乏自我关注的热情，在道德上产生空虚感，他不能在现实环境中建信任。自我分裂的这些特征导致自我认同丧失殆尽，人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体。正常的自我认同感的特征与分裂的自我感的特征截然相反。合理稳固的自我认同感使个体通过反思性可以掌握其实践活动的连续性，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与他人沟通交流。而且信任关系的确立，给个体设立安全防护系统，自动过滤掉那些威胁自我完整性的外部因素。这样自我的自主性就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进而建立自我认同感。稳定的自我认同感是本体性安全的重要因素，其稳定性体现为，在个体实践活动中，自我认同感可以足够安全和稳固地维系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冲击与压迫。

人的身体的焦虑和恐惧，自我的分裂和认同度的降低，为人的共同体生活带来史无前例的困难和问题。吉登斯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促进了共同体的形成，构造了人类生活活动的现实载体。通常，人们最容易觉察到的变化，是那些与我们的生活和生活载体紧密联系的事情。如身体、人际关系、家庭、工作等等。现代性的到来带来了变革，我们自身以及与他人的关系都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依据地域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在这个现代性风险社会里，利益多一些还是问题多一些。比如共同体的最初级、最普遍的形式——家庭的变化。传统家庭中，婚姻意味着女性正式成为其丈夫的合法财富。传统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女性是其丈夫或者父亲合法、恒定的财产。女性的作用就是传宗接代、服务男性。传统家庭中没有权力和地位的不仅仅是女性，还有孩子。现代性社会里，上述不平等的现象（即家庭制度）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今天，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规章制度上，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的组建也倾向于尊重女性的意见。对女性来说，离婚不再是一种羞耻的行为。女性可以依据法律保护自己，摆脱被男性奴役的困境。婚姻关系的变化影响了家庭稳定性，也影响了婚姻中每一个人稳定而持续的心理需要的满足。吉登斯通过诸如婚姻、人的基本信任的建立与培育等事实性描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即便是在最亲密的关系中都不能保障的他者信任的现实画卷，人要想获得存在的安宁，只能求助于人类的主体性转向，从自身内部去寻找、发现意义，通过发现自我、发掘自我，进而获得一种现代性下的积极信任，克服生存焦虑，维护自我同一性的稳定。

综上所述，吉登斯秉持“知识以经验为基础，……经验被定义为正常情况下所观察到的事物与普通习语中描写的人人皆知的事物总和”①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对现代性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生产、生存和生活困境，在唯象层面做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尤其是对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所引发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可回避的深层次问题。其中，他关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品化生产社会、消费与风险社会以及极权化社会的思考，真实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关于经济上市场垄断的帝国主义、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以及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阐释，清晰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正是这些重大的关涉人的现实生存、生活和社会实践的重大问题，对人的本体性安全、人的自由生活和全面发展、对人类的解放构成巨大的威胁，引发了不可避免的人的身体的焦虑和恐惧、自我的分裂和共同体的灾难，使人陷入全面的非人化的、异化的状态。吉登斯除了深入讨论了商品化生产、消费与风险以及极权化控制等问题外，还广泛地讨论了生态、气候、土地、温室效应、社会的两极分化等诸多问题，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现实状况的图景，借助于经验主义的症候阅读，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社会现状的自识，为他在认识论上进一步做出科学认识，在价值论和实践论上探寻人类理性的发展方向，奠定了本体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