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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意识与反思的现代性（第1页）

一、主体意识与反思的现代性

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观的基本指向认为，建设一个美好的现代性社会是人类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尽管现实的现代性社会困难丛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价值观上的选择是错误的，需要放弃现代性，而是要对现实的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人类有能力重建符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现代性社会。那么，人类如何做才能彻底地改造这个世界呢?必须重建主体意识，这不仅是吉登斯的回答，也是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论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反思性实践意识是现代性社会建设的行动指南

在经验主义的自识论和“新功能主义”的解释学中，吉登斯对人类现实的生存状况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目前人类生活在现代性晚期的社会中，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及许多灾难性的后果，现实社会结构化的状况和人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都是资本主义晚期现代性社会运行本身造就的，这样的社会可以被恰当地称作反思的现代化社会。①

在吉登斯看来，晚期的现代性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它的反思性，“反思性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思，另一种更直接地和现代生活相关。思考是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具有反思性，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在实践意识层面上的。社会的反思性指世事越来越多地由信息而不是既定的行为模式建构而成。这就是脱离传统和自然后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人们必须做出大量面向将来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一种比前几代人更具反思性的方式生活着”②。以一种比前几代人更具反思性的方式生活，意味着吉登斯把“反思性”看作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反思性既与我们的现代生活相关，又与我们的实践意识相关，反思构成我们行动或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其二是指人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越来越多地由信息构成，而不是由既定的行为模式建构。由于现代社会的信息丰富、复杂、多变，使得社会实践活动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并对人类既定的行为模式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在反思的现代性社会中，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方式的指南的主体实践意识也必须改变，使之不仅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引领社会实践发展的方向。

作为晚期现代化社会的反思性的现代性社会，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17世纪形成于欧洲，继而向全球扩散的新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是近代以来人类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组织化形式，他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至今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是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在现代性条件下，人类文明形态的变迁更加迅速，变迁范围涉及全球各个角落，形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制度形式和能够同传统社会人的实践方式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主体意识。

吉登斯认为，反思性特征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传统社会也有反思性。从根本意义上讲，反思性是行动者活动的一种特征，行动者总是与他们的行动保持着思维的联系，而反思性就是这种同思维联系的主要形式，尤其在晚期现代性社会中，信息的快速生产和传播，强化了人的反思性的思维和主体意识，表明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与传统社会相比，有了全新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的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①。

晚期现代性社会的复杂性，使得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的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反思性的主体意识也变得十分复杂，因此，反思性的主体意识不仅仅是基于人类的一般经验形成的，也是同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及其经验总结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思想整合而成的。反思性作为主体意识的形成方式，既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来发展社会科学知识，又可以把这些社会科学知识作用于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对二者进行重构的具有“双向阐释”性质的一种模式。深入地对反思性思想进行探讨，是理解吉登斯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也是理解晚期现代性社会主体意识的关键点。

现代的反思性会促进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现代性的反思性在根本上是与对现代性进程中的基础、后果及问题的相关知识的反思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越是现代性，那么它所创造的关于社会现代性的基础、后果及问题的知识就越多；它所拥有的关于自身进程的知识越多，并且运用这种知识的社会实践就越多，那么，社会生活中传统的社会模式也就越会被反思，传统的社会模式发挥作用的时间就会缩短，传统的终止就越快，传统越来越被一种基于社会科学知识之上的、更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模式和制度所取代。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们对于知识乃至反思性自身都在进行着反思。所以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没有什么知识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都具有不稳定的特征。由于工业革命等因素对于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所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自然科学对于现代性的产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于社会实践进行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而这正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关键所在。但是为什么人们认为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对现代性的产生的贡献更大?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都具有某种“破坏性”的特征，而这种“破坏性”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科学的论断都要重新进入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社会科学是对这种反思性的形式化，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①

正是由于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自我检验乃至自我否定的性质，其会对现代性的建构起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是因社会科学知识所带有的这种自我批判的特征，使得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那样颇具权威。正如吉登斯所说，“社会科学中的原创性思想和发现往往不同程度地‘消失’在它们与实际活动常见内容的结合中。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没有得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技术性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在公众眼中社会科学的威望比自然科学小的原因之一。大多数有趣和有挑战性的思想正是那些最可能被应用于普通领域的思想，尽管伴随着许多不同的可能结果，我们也要再次强调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现代文明似乎完全受到自然科学的控制；社会科学与之没有什么关系，几乎得不到人们的关注。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在可能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的，作为对社会活动的条件进行系统的、有知识的反思，对现代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社会科学简直不可想象”②。

我们看到，相对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他所说的反思性，主要“体现在对行动者知识性的强调上，这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具有清醒认识的表现。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突出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不是为过去所构造，而是为未来所构造上”①。这里，人的理性认知力和知识储备与知识转化能力被凸显了，尤其对于生活在高度现代化社会中的人们来讲，人的这些能力与资源存储对于开放而非常不确定的未来，更是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因为现代性社会的高风险性、风险的全域性等，使得人必须能够首先对风险有预先的判断；其次，需要有在此基础上的应对风险的合力有效措施；最后，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行动的科学性，而是取决于个体所在的社区、乃至全球的共同合作，如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就是如此。

“反思性”思想和实践意识都是吉登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思性”思想主要表现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适用于当代社会发展的能够使社会实践导向正确轨道的主体意识也是在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中丰富和完善的。对于“行动的反思性监测”这一概念，吉登斯认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人类总是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惯常地‘保持着联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内在要素。在其他地方我把这称之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我之所以使用这个短语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相关行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的这个特征。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测过程，如霍夫曼最初向我们说明的那样。这并不是特意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反思性含义，尽管它构成不难看出，在这个一般模式中，行动的反思性监测具有连续不断的特征，是日常活动的惯性之一。并且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不仅涉及行动者自身，还涉及其他的人。也就是说，行动者不仅始终监控着自己的活动流，而且还有一定的意图，希望他人也对自身进行监控。除了行动的反思性监测，行动的理性化也是例行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理性并不是像通常的哲学家那样经常追问意图和理由方面的问题，它并不意味着一种以话语形式来阐明理由的能力，也就是说，即使行动者拥有行动的理性，但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对行动的具体部分以一种话语形式进行表述。而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进行表述的一般是一些难以理解，没有遵循惯例的行动，这些行动就是由动机直接激发所造成的。行动的动机按照吉登斯的表述，是行动的需求，行动的潜在可能，涉及行动的惯用样式。只有当行动偏离固有的行动样式时，动机才能直接作用于行动，为行动提供全盘计划。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大部分人的行动都遵循惯例，所以一般不需要动机的直接激发。

至于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的意外后果，则是行动者在行动时很难完全认识到的条件，总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条件对行动者的行动产生干扰性影响，在确定性愈加不稳定的今天，这种未被认识的条件会更多。而行动的意外后果则是不符合行动者预期的行为后果，当意外后果产生时，就需要行动者通过自我的反思性，来对整个行动过程进行理性的反思梳理，对于行动过程的潜功能与显功能、正功能与负功能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最终形成具有引导实践活动能力的主体意识，并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加以运用。

（二）主体意识需与现代性社会生活或组织秩序相切合

我们知道，吉登斯所指的现代性是一种关涉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因此，指导现代性社会良性发展的主体意识，首先必须切合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才能避免现代性的不良影响与消极后果，克服社会发展的断裂。吉登斯认为，关于现代性社会的一般特征和存在形式，目前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后现代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等，仅仅依靠创造一些新名词是不能真正理解现代性的，它们不可能形成正确的主体意识，因为这些新名词并不能真正揭示现代性社会制度所具有的独特性，而事实上现代性在形式上不同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只有揭示了现代性社会生活或组织秩序与以往传统秩序的断裂原因、形式表现、动力机制才能理解现代性。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①。

现代性社会意味着一种社会秩序，它是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社会秩序中分离、断裂的结果。它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现代性时代变迁的程度更加迅速，变迁的领域、层面更加广泛以及现代制度组织形式的独特性。现代性制度内在蕴含着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人的生活密切而广泛地连接在了一起，这种权力形式在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以前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吉登斯讲的现代性是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民族国家融合在一起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的一种秩序或者说模式。

为了更好地说明现代性社会秩序的特质，从而凝练出切合现代性社会的主体意识，吉登斯在分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Simmel）等经典社会理论中的相关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着重从时空延展性、脱域机制及其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指出它们各自在现代性社会秩序生成中的影响、贡献和相互间的整体性关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所说的“切合的”主体意识。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一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一种包含在时一空分离中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的脱域（disembedding）;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①。

现代性首先源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及其时空的抽离性。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时间及时间计算虽然已经是社会生活的计算基础，但时间总是和特定的空间联系在一起，但随着机械钟的出现，时间有了一种“虚化”的可能性。时间计算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促进了时间测定的一致性与时间在社会组织中的统一，这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时间的虚化”意味着“空间的虚化”可能，“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之所以空间可以被虚化与控制，是因为空间总是表征着特定的社会活动的物质环境，或者说特定的社会活动的地理经纬，这就意味着社会活动是一种在场的活动，一种地域性活动。而时空的分离，使得满足社会活动的物质环境能够穿透它原有的地域情境而再现，即社会活动的空间有了变化不定的属性，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社会活动所蕴含的社会关系也变得有距离感，甚至隐退了。只要按照时间的统一标准就可以在任何适当的场所重新组织再现一种社会体系。当然，吉登斯的社会体系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特有的时间一空间的组织与延伸的体系。

吉登斯认为时间一空间的分离极其重要。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分离首先构成了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正如他所说，“时—空分离及其标准化了的、‘虚化’的尺度的形成，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被脱域了的制度极大地扩展了时一空伸延的范围，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制度还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协调。这种现象，通过突破地方习俗与实践的限制，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①，

社会体系是社会系统的秩序化。社会是以一系列系统性关系为背景而呈现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是以确定的结构性原则推动产生的跨越时空并可以明确限定的全部制度聚合。因此，社会体系的脱域又为时空的进一步延伸与抽离性结合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从而把地方性的社会体系与非地方性的因素甚至全球性的因素相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使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性与合理化组织具有了与此相应的运行机制。现代性的脱域就是现代性制度跨越它固有地点的空间移植，或者说空间嵌入，这是现代性制度的一种空间游走机制。它以时间标准化的普遍认同为前提，建构了一种跨空间组织的合理化运行机制，具有指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这正是吉登斯讲的脱域问题。“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②之后，在信任与现代性部分，吉登斯又用再嵌入概念对脱域概念做了补充说明。他说，“所谓再嵌入，我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一空条件相契合。……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与再嵌入之行动的情境发生互动，它要么维护、要么损害这些情境”①。

吉登斯认为社会体系之所以能够脱域，并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系统内在的多样化进步功能，而是由于内在蕴含在现代社会制度中的两种机制，一是象征标志的产生，一是专家系统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