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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社会存在的症候（第1页）

一、现代性社会存在的症候

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现代性社会毫无疑问是具有进步属性的，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当然，由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也使得它同时携带着致命风险，造成人的普遍焦虑和生态危机等。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人的发展与存在危机的悖论性、矛盾性的现实社会中，主体的人较之前的社会而言，被大大释放了主体性，因而现代性社会是一个具有主体反思性建构力的社会，是人类理性最具参与性、干预力的社会。现代性打破、解构了人类历史已有的传统秩序，通过专家系统、脱域机制等人类重新制定了新的制度策略，故此，现代性社会表现出了与以往传统社会不同的特征，其社会风险更是凸显了人的反思性结果的异化。

（一）现代性社会发展的一般特征

吉登斯从现实的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入手，阐述他反思的现代性理论的事实基础和思想基点。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者工业文明的一种缩略语，它不仅具有宏观性，更是一种制度性，是一种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模式，其中包括了从世界观、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的一套完整的架构。“现代性”思想起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18、19世纪之交的时候形成基本概念，进入20世纪以后，才逐步产生了一些分析性的理论，20世纪中叶以后，工业生产的巨大发展，导致西方世界整体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得人类社会在以文化为核心的多个方面都必然面临转型与重构，对现代性的认识也因此向复杂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吉登斯以外，哈贝马斯等人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人类事业，需要进行新的更完善的设计，用一种新的模式和标准取代传统的模式和标准，以帮助人类能够进入一种新的社会时代。福柯等人则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态度，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说，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时间概念。与福柯不同，吉登斯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只要我们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①。吉登斯把现代性看成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①，把“现代性”看成一种需要走向后传统的秩序的社会②等的看法，都集中体现了他关于现代性社会是一种制度化的秩序的思想。这一认识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现代性社会的实质。吉登斯反复强调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来理解现代性的思想，则把现代性社会和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更有利于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历史地看，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有三个主要的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思想家关于现代性思想的批判与吸收。吉登斯曾明确指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征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③。“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④现代性“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⑤。从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多种不同表达中，可以看出，吉登斯首先强调现代性是一个时空概念，它总是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最早产生于欧洲，后来逐步扩展到全世界，它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组织模式，现代性是同特殊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这些理解，具有较强的独特性，总体上体现出他对现代性的一般见解，对于他形成经验主义的症候阅读和自识，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反思性”的社会制度，是高度发展了的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基本特点，因此，现代性亦是反思性的现代性制度，它囊括了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一系列社会组织模式，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些具体的制度。现代性制度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宏观的把握和一套对现代性社会的高度架构。这种“反思性”现代性制度，具有很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和性质，现代性制度的动力机制问题就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制度具有三大动力机制，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促使现代性制度在更广的范围内获得了时空延伸的条件，并且为人们准确区分出时一空区域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进而使现代性制度下人类社会从整体结构和运行到个人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而推进了现代性的全球扩展。时空分离也为现代性第二、第三动力机制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它也是这三大动力中的基础以及其他动力的前提。二是脱域机制的发展，时空分离的前提下，时间和空间分别被虚化，人们不再被限定在一定的时间或者固定的场所内，在现代性制度里人们的很多社会行动能够从固定的场域中“脱离出来”，并获得重新的组合可能。吉登斯用“脱域”和“再嵌入”两个概念相互补充，详细说明现代性的脱域机制及其功能。“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①“所谓再嵌入，我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一空条件相契合。……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与再嵌入之行动的情境发生互动，它要么维护要么损害这些情境。”②而脱域机制则主要指的是由“专家系统”和“象征性标志”组成的一个抽象系统。这一动力在现代性制度的运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知识的反思性。以上也提到过，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就是“反思性”的制度，所以，知识的反思性这一动力也是现代性制度一个较为明显和基本的特点。以上这三点不仅仅是现代性制度的动力，是现代性制度的三个特点和本质属性，更是吉登斯系统的现代性思想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登斯不同于大多数的社会学家所采用的化约论式的方法，对现代性只是进行单一性的解释，而是从四个制度性维度对现代性进行分析，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第一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是指包含有产品市场和商品化过程的一种生产体系。第二个制度性维度是工业主义。对非生命资源在商品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利用是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而且这一利用也体现了工业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即机械化的充分使用。但是，工业主义还不仅仅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必然有人的出现，因此还体现为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一种社会关系。工业主义中物质力量的利用是现代性社会的自然轴，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是社会轴，两个轴都是现代性制度的“组织类型”。第三个维度是监控。他借用了福柯的监控概念，认为监控是进行社会控制、保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这里，吉登斯强调的是对信息的持续有效的监控。此外，还有第四个制度性的维度也即军事力量（暴力工具）的控制，或军事力量的工业化发展与政治适用。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性社会中，中央政府不能对自身所拥有的军事力量进行永久性的控制，由此常常会引发一些国家内部的动乱。因此，在现代性社会，国家对军事力量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而且在现代性制度中，工业主义的发展逐步向军事力量渗透，军事力量也不断涉足工业领域，军事的工业化使得战争的性质发生改变。

吉登斯所谓的现代性以三大动力为基础，通过四个维度的制度层面实现发展。现代性制度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各有特点，它们各自在现代性制度中分别发挥着自身拥有的独特功能，起着不可相互代替的作用，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是绝对独立或者可以等同的。同时，它们还是一个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四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而重要的关系，他们共同促进现代性制度的运行与发展。在现代性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展是变革的重要动力，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确立促进了现代性的出现和现代性制度的产生。工业主义对物质资源的利用使其成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轴线，而且在经济发展中与资本主义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主义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得国家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与工业主义关系更加紧密和特殊，工业发展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在军事力量中得到发展和深度渗透，致使军事工业化的发展同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得整个世界进入核战争时代。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监督的作用，监督不仅成为国家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它在现代性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管理与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国家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以及社会的普遍监督这四个方面，在相互作用中，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四个制度性的维度。

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国家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以及社会监督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性社会的现实状况表现为保守主义正在走向激进，而左派正在走向保守，“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①了，这意味着现代性社会正在反转，正在走向社会结构的调整。这种反转和调整正是现代性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表现，是产生新的社会秩序的前奏。之所以有这些意识方面的改变，是因为现实社会发生了三大变化。

首先，对吉登斯来说，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转变，它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它不应该被等同于出现了一个“世界体系”。现代社会的特征是远距离行动，它与最近几年得到强化的即时的全球通信和大规模运输工具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吉登斯特别强调，现代社会不仅仅是大规模体系的产生，还是社会体验的本土化以及个人环境的转变。我们日复一日的活动日益受到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事情的影响，本土的生活方式习惯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国际分工和生态体系发生了改变。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了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相对立的现代社会的力量交织在一起。

其次，后传统社会秩序的出现。①吉登斯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秩序的社会，这种社会秩序不是传统消失的秩序，而是传统的地位发生了改变的秩序。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吉登斯的后传统社会就是对他一直强调并始终关注的现代性社会的超越，因为“世界的现代性，即什么是具有现代特征，这恰恰是当代社会的社会安排，这个世界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习俗、习惯、惯例、期望和信念所禁锢。现代性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差异状况，它以某种方式打破了从前的一切”②。即使是“民族一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borders），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持有的那种模糊边疆（frontiers），边界是地图上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中”①。当然，吉登斯并没有说传统至此消解了，而是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传统的世界，因为“数不清的传统、信念和习俗相互混合。……没有任何单一的传统可望左右大局，也没有任何单独的习俗性行动方式能够成为人们在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代情况下生活的基础。……因此，现代的世界并没有带来传统的消亡，而是赋予传统以新的地位和环境，使之成为决策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环境”②。就是说作为人类行为经验概括或理念抽象的传统，相较现代性社会的权威——科学来讲，仍然会发挥作用，只是传统不再是绝对的唯一的权威，它的权威性要依赖于理性认识的考量，只有那些合理和合法的传统才具有生命力，因此，传统必须自我解释，公开接受质问或对话。例如在现代社会早期，传统的影响依然强劲，对传统的重新关注在实现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像民族主义或宗教这样的大传统被创造或重新创造出来。而与现代社会早期不同的是，科学成了当下的一种“权威”，借助它可以用相对没有疑问的方式来应付困境或者解决问题。在一个文化上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社会中，传统被迫采用开放的观点：必须为它们提供存在的理由和证明。这是因为，在吉登斯看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为不确定性的世界，其中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的风险完全不同，新型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二是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三是其中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整个人类的存在。①言外之意，新型风险的化解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科学的路径；另一条是能自我证明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传统。

最后，社会的反思性得到扩展。吉登斯认为，在后传统的社会中，个人必须习惯过滤所有和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关的信息，并且有条理地根据信息的过滤过程来行动，其结果首先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社会行为，包括婚姻、性习惯和认同，而且这些已经现实地发生了改变，人们比以前要求更多的生活自主。由于社会反思性的增加推动了知识与控制的分离，使得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在后传统秩序中，如果个人要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去的话，就或多或少必须参与到更广阔的世界。②这里，吉登斯潜在地强调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性及其所固有的理性力量。因为专家（包括科学知识）制造的信息不再能完全局限在特定的团体中，相反，普通人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习惯性地对它加以诠释并作为行动的依据。社会反思性的发展是几乎没有任何共性的多种变化出现的关键因素。而且，它也深刻地影响到工业生产、社会管理、官僚体制和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国家不再能够随意把自己的公民当作“臣民”来对待。对政治重构、消除腐败的要求以及对正统的政治机制的广泛不满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已经增加的社会反思性。①早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他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是最早提出反思的现代性的思想家之一。如果说，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更多地聚焦在社会的主体——人，倡导人的理性认知和理性行为的重要性，那么，他的反射性现代化则是指向了社会变迁的客体特征，换言之，现代性社会的反射性指的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行动的产物；我们的行动也反过来越来越注重应付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风险和机遇，或对其提出挑战。……过去制约社会行动的‘极限’，现在却充斥着这种行动的后果”②。在这里，吉登斯说明了反思性与反射性现代化的相互影响，提出了看似相悖但却内在一致的看法，特别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责任，因此，社会的反射性越来越成为我们反思的核心焦点，而这是吉登斯所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反思的现代性就主体而言体现为对自我行为的理性解释，反射性现代化是就行为对象的结果而言的，是主体人对自我行为意义与价值解释的行为结果，也许可以简单表述为：行为的解释和解释的行为。

吉登斯认为，现实社会的这些根本性改变，必然会在人们的生活和国家制度中反映出来，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分的制度设计和思想理念已经不复存在，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才能拯救人类社会和秩序。正是基于现实的经验分析，使吉登斯捕捉到了现代性面临的那些影响其发展的根本问题。

（二）现代性社会是对传统的颠覆和重塑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①。现代性社会秩序是从传统社会秩序中分离、断裂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的形态。它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现代性时代变迁的程度更加神速，变迁的领域、层面更加全面广泛以及现代性动力机制和制度组织形式的独特性。

现代性社会是对传统的颠覆与对立，传统是具有标志性的人的反思性成果，传统不仅凝聚着人类世世代代的智慧经验，而且传统的形成与再创造本身就是人类反思性的结果。“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一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在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时，传统甚至不会抗拒变迁。”②

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的反思性仍然更多地局限于对传统的解释中，过去仍然比现在、未来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在现代性社会中，人的反思更多地渗透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的基础环节中，使得人的思想和行动始终处于一种连续的彼此相互反映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传统的反思性只有被证明具有合理性时才具有价值，也就是说，传统只有参与到现代性的反思实践中才能被认同，并因此而具有价值。吉登斯说，“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是由它的行为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①。现代性与传统的这种对立性差异的认识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定义。

然而，传统在现代性中的持续影响力仍然未被了解。现代性在其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地重建传统。在西方社会中，传统的存留和再造是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②我们知道，传统是社会生活的理性选择，是一种文化意义或价值的选择与坚持。最直接也是最基础的选择标准就是之于生活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为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在《传统的发明》中说："‘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①霍布斯鲍姆是说，传统是运用已有的旧形势的形式化、外在化的可见形式，回应一种变化了的新形势的要求，它力图通过强制性的形式重复，使自己能够在过去和现在的连接中找到位置或价值所在，“传统在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②。

传统通过与过去的关联，使得自己具有连续性和合法性，也就是获得一种来自历史事实的身份认同和证明。霍布斯鲍姆依据传统的功能或作用对传统进行了分类，认为传统一般会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使各个团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到确立的那些象征化传统；第二，使制度、身份或权力关系得以确立的合法化的传统；第三，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的传统。③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也是对传统具有的社会秩序化、人的认同实现等作用的说明。正是由于传统具有这样一些功能，传统在现代社会以来，越来越成为一种被发明的社会存在，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越来越成为一种人的反思性活动需要的存在。所以越是由于社会转型使得旧传统不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或旧的传统及其与之相应的载体不再拥有充分的灵活性，甚至旧传统已经消失时，传统便越会以一种人的创造性新形式或新面貌出现。换句话说，传统的存留始终是和社会的整体环境与社会的需要密切关联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传统都是社会的需要或拒绝，而社会就是静态的历史化。

传统的社会性、历史性和秩序性往往会表现为社会群体特有的一种文化认同的情感活动和培养方式的文化模式。而文化模式依据英国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哲学家威廉斯的观点，就是“各种兴趣和行动的选择及构型，对它们的一种详细评价，一个独特组织的产生，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几乎不需要表达的经验集合”。威廉斯（Williams）认为，由文本或实践所体现的所谓“绝对价值”和由历史与社会所确定的习俗产物一样，只有在一个传统或社会的现行“情感结构”中才有意义。而情感结构是由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①生成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传统是一种文化模式中最核心部分的代际传承，是社会秩序的底线规则和最高规则的规定，表现为传统是审美（品位批判）判断的生活转化。

霍布斯鲍姆、威廉斯等人的相关思想主张，在我们看来，其核心观点与吉登斯的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在个别方面是对吉登斯思想的进一步说明或补充。当传统与传统文化不能再给我们提供安全的时候，在吉登斯看来，我们似乎很难理解，或者充分地理解自己的存在，但准确地理解是人类好的存在的必须。

吉登斯认为，当今高度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是一个后传统秩序的社会，“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②。现代性社会是一种正在形成新的传统的社会。吉登斯着重强调现代性的后传统属性，而不是在一般传统意义上进行的。在他看来，现代性社会中的现代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modernity，而是在前边加了high，因此，吉登斯视域中的此种现代性社会应该被称作“高度现代性”，或者“高度发展了的现代性”“高度现代性化了”的社会。

吉登斯的传统思想，更多是在高度现代性社会的语境和事实中去分析传统，是相较于传统来讨论传统的，即相较于现代性社会以前以及现代性社会的初始阶段的传统来讲这个传统的。虽然我们说吉登斯是研究现代性的集大成者，涉及诸多领域，他讲的现代性总是和传统相对立来谈的，认为现代性是和传统相对而言的一种社会状态，是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讲的，这似乎是一种共识。但是，吉登斯所认为的传统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持续影响力并没有被人们充分的了解。传统对现代性社会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是否真的终结了?或者说传统在现代性社会中是否被彻底消解了?吉登斯的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