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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向互动与身份认同（第1页）

一、双向互动与身份认同

吉登斯的社会哲学以经验主义的自识论为起点。通过以事实判断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手段，展开对现代性社会的分析、批判与总结，从而为他的结构化理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激进政治纲领提供了事实依据和思想启迪。对于现代性社会人类认同问题的思考，吉登斯的认识仍然表现出这一方法论特色，从而形成了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是双向互动的矛盾体、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认同的基本特征以及在结构化社会发展中身份认同对于乌托邦现实主义理想实现的价值意

（一）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是双向互动的矛盾体

1990年，吉登斯完成了他著名的体现其社会哲学思想的代表作《现代性的后果》并及时出版。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吉登斯形成了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的设想，提出了著名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和激进政治的价值论纲领，从而把他学术活动的注意力聚焦于在实践中如何践行其纲领这一问题。1991年，他终于有所得，他发现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社会理论研究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重新建构和并行展开方才有效。①也就是说，现代性作为一种制度，它不仅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而且在社会发展动力、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对全球的影响等方面，完全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也就是人类的认同方面。

吉登斯认为他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解决现代性社会发展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关系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吉登斯强调：“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①这就表明现代性的外延的诸多影响和个人素质的改变之间存在着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这种交互关联的实质即在于自我认同的新机制的出现与现代性制度之间的相互塑造，一方面，自我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另一方面，自我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吉登斯想要“从整体上”解决这一问题，以便能够通过人的素质的提高对现代性社会的“塑造”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实现他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激进政治纲领。

吉登斯一如既往地采用他所说的“经验的存封”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在“经验的存封方面，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用”②。从经验主义的原则出发，吉登斯首先给出了现代性制度与人类认同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唯象描述，进而再从一般哲学的高度对其内涵及其关联性给出理性分析。在吉登斯看来，人类认同的核心是自我认同，包括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价值认同等等，自我认同的问题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现代性在塑造人们的自我认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地带有地方性，其后果和内涵均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③吉登斯力图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依靠理想型的研究方法，把现代性制度的核心理念与自我的反思性互动的结构性特征揭示出来。

吉登斯从人类日常生活的许多个别事实来切入他的讨论，如家庭生活方面的结婚、分居、离婚等事件及其在不同时代中的变迁、方式与特征。比如离婚，离婚是个体生活中的危机，它会危及个体安全及幸福感，然而也为他们自我发展及未来幸福提供了新的机遇。分居和离婚及其后果会导致长时间的焦虑和心理困扰，但由婚姻解体所引起的变化同时也会提供可能性，让个体“发展情感”，“建立新的能力和自豪”，“重新塑造自身”，“超越先前的能力以增强亲密的关系”，等等；同时，这也带来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如对个人的伤害可能会导致绝望、痛苦、困扰、哀伤、心理崩溃、经济的困窘，使人对自身的判断和能力丧失信心、失去价值感，尤其会对孩子造成巨大的伤害等。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尝试和危机以及个人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现代性社会正在营造一种社会情境，导致个体外在社会环境的重要变迁，从而影响了个人乃至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吉登斯由此认识到，“社会情境既不与个人生活相分离，也不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环境。在致力解决个人问题时，个体积极地帮助重建其周围的社会活动的世界”①。显然，吉登斯从这一事实中看到了社会情境、个人日常生活与各种生活制度在现代性社会的内在关联，诚如他所说的，制度塑造了人的自我，自我也在影响或改变着制度，这种双向的互动对于个体来说是产生“新的认同感”，“重新发现自己”，而这个过程是现代性的社会境况强加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它是一个主动干预和转型的过程”②。

现代性社会秩序具有人类认同的实践基础，就像如上所说的事实，正是这些数不胜数的事实构成了这一基础，因此，只有把现代性发展的关键方面与人类认同关联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认同的实质。那么，如何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动力品质呢?吉登斯认为，要用三个主要因素或三组主要因素来解释，那就是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以及彻底的反思性背景。我们看到，这三个因素或方面，正是吉登斯反思的现代性理论中所谓社会发展的三个动力，也就是说，吉登斯通过事实及其判断性分析，把人类认同问题同他的现代性理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正如他所说，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认识，“除了其制度性反思之外，时空的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的拓展（这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这一深刻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时空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也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型”①。

就时空分离与人类认同的交互关系来说，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社会中，时间和空间是分离的，这并不是说时间与空间的绝对分离或者时间与空间的相互独立，更不是指无时间的空间或无空间的时间这样一种状态，而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时空关系，是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偶尔“不在场”或“临时缺席”;时空的分离也不只是简单地将二者机械地分开，而是指更具扩张性的空间内的时间和更具延伸性的时间里的空间。因此，二者未曾真正分离，恰恰相反，二者只是以不同于传统的形式看似分离实则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在新鲜元素里获得了自身更好的生长环境和条件。因此，吉登斯现代性动力中时空分离的观点，是对时一空关系的一种新的解释，这为现代性制度下人类认同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理论性的起点。

在现代性社会，人类的认同显示出各种现代性的标签和迹象，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对世界各国原本存在的传统文化形成强烈的冲击，不断瓦解着人们一直拥有的传统文化认同，威胁到社会稳定、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时空分离打破了人类认同的传统格局。在传统社会，时空模式总是比较固定，一定的时间和事件，总是和某一个特定地点相联系。人们之间的交流，主要以地域为基础。因此，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同也只是基于地域的和血缘的层面，而且，以往的社会模式和交流模式，使得认同活动大多是限于一个或者几个地域范围内，通常较多的是对传统文化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体系内的文化认同，与异质文化的交流机会不多，这种传统文化体系总是较为稳固，处于一种长久不变的状态。而在现代性社会，对异文化接触交流的广泛与频繁必然会引起认同危机，但同时，这也是一个重新定位和自我发现并发展新的认同的契机。

在吉登斯的时空分离理论中，个体都有自己连续性的时间感，作为整体，无论是传统社会或者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性社会都有独特的空间感知。传统社会，时空常被联系在一起，而且根据空间推演时间，因此，空间性的固定场所或者一定事件就成为推定某个时间的标准。“机械钟（最早出现在18世纪后半叶）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如今一定的时间可以不与一个具体的空间有关。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网络的快速普及引起各种资源达到一个空前的程度，且还仍然在继续深化，一定的空间也并非总是要被特定的时间所限定。时间与空间分离以后，在“时间的虚化”和“空间的虚化”共同影响的时间流逝与空间隐遁中，人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中，空间上的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这就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存在模式、社会环境和基本条件，而且打破了人们之间认同的模式，从而使认同只是注重自身体系内部的内化认同，转化为在时空分离的现代性社会面对新的情境重新找到认同基础和形成新的生存发展的机制的过程。

换句话说，现代性社会的人类认同不同于以往的地域或血源社会体系中的认同，而是基于现代性的文化特质，从时空的分离中拓展出新的可能性和更大发展潜力的认同。由于现代性社会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特性，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件对近距离事件以及自我的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印刷、电子媒体等形式的传播媒介，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人类从最初的书写经验开始，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到“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②，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朝着全球体系迈进，这种渗透愈演愈烈，致使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以前历史上的人类的世界显然不同。正如吉登斯所说，就许多方面而言，“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拥有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如基本的时空坐标）。但与此同时，它也创造出各种新型的分殊和裂变方式。然而，在电子媒体扮演核心的、基本角色的社会活动世界里，不再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意义上的‘超现实’。因为这种观念把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的广泛影响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内在参照性混为一谈，而事实在于这些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性的，由它们自身的建构性影响所决定”①。这就是说，现代社会正使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得到强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不同社会情境下或者不同地域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种持久性和连续性的连接方式，它构成跨越地域、国界以及文化的全球性网络的延伸过程。

现代社会中，时空的分离和延伸带来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事件之间关系的延伸，因此，时空的分离与重新组合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对社会活动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在时空分离的不断作用下，使得除了国家、民族或社会组织日常活动，个体的生活与工作甚至是个体的行为和想法都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现代性社会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与利益，同样它也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传统的人类认同模式逐渐丧失效力，新的人类认同机制逐步形成。在这一形成过程中，文化多样化现象明显，而且更新和传播迅速，传统的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社区文化、乡土文化、个体思想，等等，在大量各种文化面前，面对着不同于自身的文化，或者接受，或者审视，或者怀疑，或者排斥和抵制。这样，接受不同于自身的文化或者文化现象，文化认同则顺利实现，否则，便会出现文化冲突。尤其是涉及不同文化的核心以及文化灵魂性的理念或原则时，不同的文化具有本身独特的信仰以及与其相对应的表现形式，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若不能相互理解和认识，便不能被接受，这样就很容易发生文化冲突。因此，在现代性的背景下，那些处于弱势的文化及其认同很容易被取代，甚至会很快消失，这就会带来许多难以想象的危机和困难，但也会使人们获得更多适合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机会，并会在实践中改变现代性社会时空分离的一般机制，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机制，在二者双向互动中得到良好的发展。

吉登斯认为，抽离化机制也与人类认同形成交互关系，带来了危机，也提供了新契机。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派生出现代性制度动力机制中的第二动力即抽离化机制（“脱域”机制）。吉登斯明确指出，抽离化就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①。也可以说，抽离化就是使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行动从固定的地方性的场景中“脱域”出来，然后再次实现社会关系的重组。抽离化机制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象征标志”，具体是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①。第二，“专家系统”，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他们的活动与影响范围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这种专家系统在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中无孔不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抽离化机制是个体与最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体系接触和交流最为频繁的重要关口，是个体从体系获得的一般印象甚至整体认识，也包括体系向个体宣传自我理念并获得其信任，从而塑造应有权威的关键。因此，抽离化机制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口，为人类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当然，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糟糕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交叉口上，无论是国家、社会体系或者个体做到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会变得更加容易，沟通也会更加有效，新的人类认同也变得易于实现，抽离化机制就是这样一个极佳的着力点。

吉登斯特别重视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专家系统”对人类认同的交互关系的讨论，在他看来，这两种形式的专家系统，他们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在本质上都依从于人们在现代性社会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信任机制，正是基于信任机制，人们才建立起信心。从经验的层面来看信任与信心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获得很直观的相关知识。比如，生活中的一些决策，就是基于过去的信任建立的，或在某种方式上，认为是目前依靠过去经验所做的归纳推理。这种信心是信任中的一种要素，但其自身并不足以界定信任关系。吉登斯说，信任意味着对“承诺”的一种跨越，这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与时空的缺场以及无知之间有着特殊的关联。①

吉登斯举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如果一项工作，它单调乏味，报酬很低，做好这项工作的诚心不足，那么这通常是“低信任”的位置；而“高信任”的位置，其工作的实施大多没有管理或监督人员在场。与之类似，当一个技术系统被特定个体多少了解的时候，也不需要信任。就专家系统而言，信任把狭窄的技术知识搁置起来，这种知识为大多数的人所拥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常规影响的那类编码信息。由于信任的类型差别很大，它作为基础支撑着我们对自身行动加以定向的日常决策，人们由信任感引导这些决策，而不是被这种决策的结果所引导，换句话说，人们信任这些决策，源于作为这些决策基础的人们心智上的一般化态度，即植根于信任和人格发展之间的纽带。

吉登斯说，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信任和风险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价值。信任是人格发展中决定性的普遍现象，它和抽离化机制及抽象系统的世界也有着显著的和特定的关联。信任与个体早期获得本体性安全感相关联。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从而把潜在的偶发事件“搁置”起来，“在更为特定的形式上，信任是自我与抽象系统之间互动的媒介。这种抽象系统，抽空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内容。信任因而升华为那种为日常实践所渴求的‘信念’”①

确实，做出信任别人的决定是社会生活中极其正常的现象，这是现代性制度内在反思性的结果。这与特定的情境、个人或体系相关的信任态度，与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安全感等直接相关联，表明信任和安全、风险和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而并存。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日常社会活动中，抽离化机制换回了宽广的相对安全的活动场域，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免受前现代时期的危险，但通过抽离化机制自身，新的风险和危险也被引发出来，这些风险和危险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是全球性的，显然，抽离化机制对于人类认同是一把双刃剑。

知识的反思性与人类认同之间的交互关系更加明显。在信息化的当下，社会变化快，信息更新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信息的识别与掌握很大程度上成为竞争者取得主动权的一大“杠杆”。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社会就是一个具有反思性特点的制度性秩序，而且知识的反思性还是现代性制度动力机制的第三动力。因此，现代性社会中对知识的反思，对于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认同的建构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吉登斯特别强调反思性是社会活动的基本特征，但它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有明显区别。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以至于在时间领域中，‘过去’的方面比‘未来’更为重要”②。“反思性”是现代性制度的突出特点，现代社会在反思性的调整下，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确定无疑的，所有的知识也变得不可能得到永久性证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知识的检验和改变，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①并且因此，使得知识成为现代性制度组成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