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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总序（第3页）

这是中国文化的成长时期。此期以封建经济政治制度为基础，以汉民族形成和各民族交往的加强为背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民族统一的文化格局。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有清一代。

秦皇朝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大一统政权，为思想文化的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力图构建起服务于大一统政治的以文化专制主义为特色的文化体系。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强制性的文化统一没有产生与封建政治共同发展的结果。

经过多年的探索，儒家思想最适应封建政治的需要，渐成政治家们的共识。汉武帝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将儒家经学正式确定为官学，以政权力量树立起儒家的权威。在解决汉代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方面，儒家思想充分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汉武帝在政权建设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努力开拓进取，扩大了封建大一统政权的政治影响。通西域和开发西南，使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封建多民族统一的文化格局逐步形成。其后，汉宣帝亲自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以皇帝兼宗师、教主身份裁决五经异同，这是以皇权专制的儒学形式进一步控制思想的标志。宣帝开始注意用符瑞粉饰政治，在白虎观召开经学会议，形成封建社会的法典性文献——《白虎通义》，儒家政治伦理原则在社会得到全面落实。

第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

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文化结构经历了一次更新和充实的过程，到隋唐五代时期终于发展到了光辉灿烂的阶段。

两汉时期神学化的儒学长期处于独尊的地位。然而，从汉末起，社会环境的巨变以及自身方面的原因使得儒学式微。以玄学为先导的多种文化因素竞生并长，不但一变百草萧疏而为万木争荣，而且也为道教从原始幼稚走向完备成熟、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经过不断的调整组合，到南北朝后期，儒释道三家并立主导文化的格局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口的频繁流动与接触，使得异质性十分鲜明的胡汉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可避免。入主中原的胡人在被汉文化涵化融合的同时，也为汉人注入了胡文化的新鲜活力。在南北交往过程中，文化的进步逐渐泯没了民族隔阂，中华文明在登上一层新的台阶后，终于进一步实现了在根基方面的趋同。然而，由于长期分裂隔绝，又使得南北文化的地域特征明显存在。南人善创新，北人重传统；南人重文，北人尚武；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学问渊综博广，凡此种种，都是这一时期南北文化趋异性的表现形式。

隋唐五代的文化总结和继承了前代的成果，同时，又以博大的胸怀、恢弘的气势，吸收了当时域内外各民族文化的精华，造就了此期各部门文化的大发展，从而形成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高峰。隋唐统治者确立了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存主导文化的格局，同时注意对南北文化差异进行沟通，并对胡汉文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到开元、天宝年间，终成盛唐气象，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的文化天空，群星灿烂，涌现出了一大批包括李白、杜甫等在内的文化巨匠。唐中后期的文化则在多元的、深层次的发展过程中，又开始了结构上的局部调整，经五代的发展，为宋代文化的再度高涨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时期，辽宋西夏金元。

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此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元并存，及其由纷争归趋统一的历史走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北宋建立后，采取措施加强了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北宋统一的范围有限，与汉唐规模不能相比；右文政策带来了文化的兴盛，另一方面，文化斗争与政坛上党争交织，政局动**不定。北宋两次重大的改革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是所谓的“中兴四朝”，南宋孝宗等一度起用抗金人士，但一遇挫折，便失信心。加之奸相把持大权，朝政腐败已极，“中兴”难再。动**不定的政局给文化带来新的特点。

辽、西夏、金与元不断进行改革，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封建化。在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深刻影响下，雅好儒学文化成为一种风尚；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期塞外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相互汇合，相互补充，相互吸收，浸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样性文化。程朱理学地位在南宋后期不断上升，到了元朝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影响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元朝文化是宋代文化的延长，只是带上恢宏与粗犷的特点。

宋元文化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是人文精神的出现。两宋文化体现出的是一种开阔的视野与清醒意识。学者疑古惑经，突破疏不破注治经的藩篱，表现了“变古”的精神和文化批判的勇气。都市文化的崛起，则是反映了新兴的市井百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表现了他们的情感与思想。

宋元文化核心是理学。它强调万物一理，理一分殊，天理支配宇宙变动、历史兴衰和人事得失。原有的儒学得到一次更新、改造，经历了一次抽象、升华。随着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成为教条，原先学术上活泼、富有创造的活力消失了。在这样的土壤里，人文精神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育。

宋元文化中民族观念的内涵，有了新的因子，体现出民族起源的认同感，反映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辽、金史书中认定自己是黄帝、炎帝的子孙，辽、金人主如辽圣宗、金世宗，即使是金海王，都努力学习汉文化，力图从《贞观政要》、《新唐书》等典籍中，吸取经验。元人修宋、辽、金三史，在正统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下，最后决定各与正统，写成三部史书。这件事本身体现出民族观念的新发展。

包括科技在内的宋元文化极其灿烂辉煌，对10—14世纪的亚洲，乃至对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程朱理学为亚洲儒学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代人的指南针等科技的发明和传播，影响到世界史的进程。同样，此期外域文化的传入，为华夏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

第五个时期，明清。

这是中国文化盛极而衰的迟暮期。中国封建社会由明代步入了晚期，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极致，加剧了政治的衰朽与社会的矛盾；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达到了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高度，并酝酿着新旧的冲突和支撑了社会文化的几度繁荣，但终属夕阳残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无法避免明日黄花的命运。

明末耶稣会士东来，带来了天文历算等西洋的科学技术，传达了西方文艺复兴的信息，中西文化发生了交汇与冲突。徐光启、李之藻诸人积极迎受西学，并依稀感悟到了世界科技发展的主潮，提出了“先行会通，进而超胜”处理中西文化的正确思路。但遗憾的是，随着朝代更迭，政局剧变，这一正确的思路被打断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后来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清朝代明而兴，开拓疆土，基本奠定了今天祖国的疆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的多元融合。清前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新的治世和高峰。以此为依托，“康乾盛世”也成了中国文化集大成的重要时期。《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气势宏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总汇；乾嘉学派研究儒家经典，考其真伪，正其讹误，辨其音义，校勘异同，在治经、考史、文字、声韵、历算、地理、金石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文学艺术方面，《红楼梦》是古典小说的极品，《长生殿》、《桃花扇》等，则成为戏曲发展新的里程碑。

但是，封建社会毕竟日薄西山，故清代文化实为一种烂熟的文化，辉煌与衰朽并存，集大成与僵滞共生。统治者不仅推尊理学，加强君主专制，而且较明代更加残酷地推行文字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这严重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理学空疏，汉学破碎，终于导致了士习败坏，实学消沉，“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同时，自雍正后，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西文化交汇之道阻，中国脱离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潮，陷入了孤陋寡闻的境地。

第六个时期，近代。

这是中国文化转型和谋求复兴的时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折点。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开始瓦解，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中国文化也发生了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旧思想的防堤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新式学堂的创立，早期改良思想的出现，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儒学思想体系作了新的调整，洋务派因之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即要求在不改变封建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吸收西方的“富强之术”。这比封建守旧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进了一步。总之，19世纪40—90年代，中国文化领域的基本特征是：器唯求新，道唯求旧。

甲午战后，中国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近代文化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知识分子开始形成与壮大。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新兴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推动了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界革命”、“军国民教育”、“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口号的接连提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崛起的重要表征，构成了晚清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壮丽画卷。文化的变迁不仅表现为部门文化的拓展，更主要的还表现为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动，孔孟儒学及封建纲常名教受到了新思潮新文化的冲击而动摇，西方的进化论、民权学说渐为国人所接受，成为进步阶级反对旧文化的思想武器和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思想指导。尤其是晚清最后十年，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推动，近代新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终至成为文化的主潮。

中华民国的建立，尤其是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生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文化的演进创造了新的条件。此期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愈趋深化。国人通过自身能动的选择和积极的创新，使中国的新文化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础。

“五四”以前，近代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主导着文化的潮流。“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以之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始形成，并通过与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斗争，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新民主主义文化继承和发展了科学和民主精神，使中国文化实现了内在的超越，中国人从此在思想文化上一改晚清以来的被动局面，转为主动，中国文化也由此迈向了衰而复兴的新历程。

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体系；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通行的语言文字等，堪称此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它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和道路，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深刻地体现了文化的现代性追求。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促进此期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巨大动力。而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即西方文化中国化、中国文化现代化，则是实现此种转换唯一正确的途径。揭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大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正是当时人们会通中西文化的最佳方案。不过，因历史的原因，这一文化形态当时还不可能发展成熟。

四、中国文化的特质

《易·贲卦·彖》：“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或文化作为人类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不受特定的地理、人种及历史传统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质。中国文化的特质，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一）中国文化源于中华民族独立的创造，具有独创性

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无视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曾认定中国文化最早是由西方传来的。一时不少中国学者也随声附和，有人甚至专门写了《中国人种考》一书，表示认同。中国人种既是来自西方，中华文化当然也是源自西方了。这是当时一些人崇信西洋文化和民族自卑心理的一种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研究完全证实了“中国人种西来”说，原属无稽之谈。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巫山县龙骨坡发现的距今20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表明，中国很可能是地球上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更说明了这一点。[40]实则，中国人种的起源与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两个概念。尽管科学界对于前者尚存歧见，但是，中国文化源于中华民族独立的创造，却是无可非议的。研究表明，中国史前文化谱系的分布及其趋同发展和最终导入古代文明的过程，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在这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境内各文化谱系有过相互间的关系与影响，但并没有发现与遥远的境外文化有过经常的密切联系。中国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始于汉代，但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化早已完全形成了。[41]这与中国文化赖以形成的地理环境有关。从宏观上看，中国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这里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西部、北部、南部分别被茫茫戈壁和险恶的高原峻岭所阻隔，形成了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而内部又极广阔，气候湿润，物产丰饶。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文化起源的独创性，决定了它在很长的时期里只能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与邻近地区史前文化的联系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与罗马文化主要靠吸收希腊文化成长起来，印度古文化主要仰仗外来民族的创造，是大不相同的。

我国古代是在基本上没有改变氏族结构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我国早期的国家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这种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决定社会关系变化，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家（族）国同构；经济基础是以木、石、骨、蚌生产工具为主的耜农业；统治思想更多的表现氏族观念和宗教神权思想。这种家（族）国同构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影响极大。商周时代的氏族封建、宗法封建社会，基本上还是家族、宗族和国家一体的宗法社会。秦汉以后的地主封建社会，虽然家族、国家已经不是一体的了，但仍然是一个人的“家天下”，而且整个社会族权、父权、夫权一直占统治地位，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这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国古代由野蛮进入文明的主要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即表现为氏族对氏族、人对人的压迫、剥削，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变化，并不明显。因而我国文明很早就注重文化的“化成”即文化的整合和引导作用。以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为例，我国夏代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然而此时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主要并不是用于制造生产工具，而是用于铸造祭祀天地祖先以沟通人神的礼器和兵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说明青铜器在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宗教性的。它的功用，主要不是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主要体现人和人的关系，体现“礼”对人们等级关系的约束。“礼”（包括“礼乐”、“礼法”、“礼俗”）是我国古代国家典章制度、社会生活习惯、个人行为规范的综合。我国历朝历代除秦以外都把“礼”看成是“国之斡”、“国之柄”，而主张以“礼”治国。这都是基于礼的“化成”即整合、规范、引导作用出发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42]唯其如此，我国自古称“礼仪之邦”。这也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