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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理性文化诞育的诸子散文(第3页)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作者根据神话传说,用夸张的手法极写鲲鹏之大及其展翅翱翔于天海的壮阔景象,展示出一幅气势雄伟的画面,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

又如《秋水》: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这个故事,用拟人的手法写河伯从“欣然自喜”到“望洋兴叹”的转变,说明宇宙是广阔无垠的,而一个人所了解的东西是有限的。文中既包含了意味深长的哲理,又写出了一片开阔无穷的意境。行文隽永,不拘绳墨,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庄子》寓言有大胆的独创性,有奇特的幻想,有细致的刻画,有辛辣的讽刺,是《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之一。鲁迅先生曾给予《庄子》寓言很高的评价:“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它的许多寓言故事现在还活在人们的语言中。

《庄子》散文多用韵,读起来和谐而有节奏感,与后来的散体辞赋相类。这是它独有的特色。

《庄子》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我国许多散文家和诗人都学习庄子的文章风格。但《庄子》的虚无主义哲学思想,也给后人带来了消极影响。

荀子是先秦时代最后的一位儒学大师,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他曾在齐国的稷下讲学,在赵王面前议论兵法,秦昭王时又到秦国游历过,后来在楚国为兰陵令。春申君被杀后,他废居兰陵,从事著述。今有《荀子》32篇。相传《毛诗》、《鲁诗》、《韩诗》和《左传》、《谷梁传》都为荀子所传授,他对儒家经典的保存起了重要作用。

荀子生活在封建割据即将消灭、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即将建立的战国末期。他对春秋以来各家学派的学说给以批判性的总结,批判地吸收了儒、法两家的思想,建立起儒法兼有、礼法并用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荀子思想中最可贵之处,是他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指出自然界依据它自身的规律运行,不会因人类社会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他认为“天”不能决定人世的治乱兴衰和吉凶祸福,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利用大自然来为人类社会服务,并提出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把先秦天人关系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认识论上,荀子否定“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只要不断地学习,后人就可以超过前人,取得进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他重视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意义,“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这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见解。

荀子主张“性恶”论,这是他提倡法治的理论根据。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生而好利”,因此人的成长必须要经过圣王“明礼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他重视后天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成长作用,很具有唯物主义的观点。

《荀子》文章多为长篇议论文,立论严整,论证缜密,思想丰赡,句法整齐,用语准确,表现出很高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能力。其著名者如《天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除了注重文章的逻辑性和缜密性,《荀子》还很注重词藻宏富,用广博的比喻和鲜明的形象去说明深刻的道理。如《劝学》篇: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这一段话,作者连用了各种形象的比喻和排比的句式,引物连类,论证循序渐进、锲而不舍才是学习的正确态度。文章词汇丰富,节奏铿锵,被历代称道。

《荀子》除论说文外,还有赋和诗。赋现存“礼”、“知”、“云”、“蚕”、“箴”五首,篇末还附《佹诗》二首。《汉书·艺文志》载有荀子赋十首,以四言韵语为主,也杂有散文形式。以赋作为文章之篇名,最早见于荀子。汉赋采用问答形式,以赋名篇,诗文混合,可能也是源于荀子的赋。

荀子还有一首具有民歌特色的杂言诗《成相辞》,抒发他的治国主张和废居兰陵后的忧愤情绪: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周幽厉,所以败,不听规谏忠是害。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

《成相辞》具有民间歌谣的特点,说明荀子很重视学习民间歌谣。

韩非是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今传《韩非子》五十五篇,大都是韩非本人所作,其中也有后人窜入的文章。

韩非生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他曾多次向韩王建议变法,由于贵族腐朽势力的阻挠,一直未能实现,于是发愤著述。据说他的著作传到秦国后,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十分赞赏,把他召到秦国。后由于李斯进谗,被逼自杀。

韩非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又吸收了荀子、商鞅等人的进步思想和法治主张,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韩非法家理论的实践。

《韩非子》学说的核心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战国中期,李悝、商鞅等主张以法治国,认为政治制度和法令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有力工具;申不害提出“术”,主张国君要讲究驾驭群臣的手段;慎到则提出了重“势”的原则,即国君一定要有统治人民的权力和威严。韩非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认为他们各有不足和片面之处,主张应该法、术、势三者并用,“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他强调治国要把权力集中在君主身上,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来统治国家。这种理论对我国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韩非反对儒家的复古思想,尖锐地批判儒家“法先王”的复古主张,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明确指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他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是不断进步的,各种事物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治国的措施也应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当今“新圣”的“法治”否定古代先王的“礼治”。他提出“废先王之教”,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他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主张奖励“耕战”,“富国以农”,“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这些主张对废除商周以来宗法封建的腐朽制度,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思想镇压,都是十分有力的武器。

《韩非子》的散文直言不讳、俊俏挺拔、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行文周密,有很强的分析综合能力,体现了法家文章的特点。其著名者,像《亡征》分析败亡之道四十六条之多,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五蠹》引用各种史实和故事,批判儒家复古的思想,指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五种无益于耕战的人,——儒生、侠客、说客、逃避兵役者和投机商人是“邦之蠹”,证据确凿,极富有战斗性;《说难》从各个角度阐述向人主进言的困难,分析细入毫芒,既有正面的道理,也有反面的事实,反映出韩非观察事物的深刻与透辟。

《韩非子》中使用了大量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事理的比喻,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如《说林》、《内外储说》集中了许多寓言故事,其中不少寓言故事今天仍然活在人民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中,像“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自相矛盾”等。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者,矛盾之说也。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曰可食,故臣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上杀臣,是为死药也,是客欺王也。夫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释臣。”王乃不杀。

有学者统计,《韩非子》全书有寓言340则,数量居先秦诸子寓言之首。这些寓言,大都是作者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富于哲理的小故事。它形象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特征,新而不诡,奇而不怪;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作者的理论和主张,因此有人称赞韩非子和庄子一样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寓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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