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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起与发展时期（第2页）

新旧制度的更替导致了乡村士人阶层的剧烈变动。关晓红通过区域性的比较考察认为，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廷虽为士子多方宽筹出路，可是无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①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以一章的篇幅对“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东南士绅”做了专门探讨，并提出一些具有新意的见解。

此外，渠桂萍与王先明的论文从“乡土资源”的角度提出了乡村民众的社会分层问题，认为20世纪20至40年代初，华北乡村民众在接受“阶级”理念之前，对于自身生活社区的层级结构有一整套内生的评价标准与区分体系。这种社会分层的维度是植根于乡村文化脉络的“乡土资源”。②

关于乡村权力结构的研究，有李怀印的《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邱捷的《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等。李文认为，晚清及民国时期河北省获鹿县的乡地，属半官方人员，由村民轮任，负责催征或代垫粮银及地方治安等事务。这种以村民集合体为特色的乡地制在获鹿一带流行。乡地制使当地的权力关系格局既区别于华北多数地方涣散无力的自耕农社会，又不同于华南强大的士绅社会。宗族统治，应视作这一时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第三种形态。邱文探讨了民国初年广东乡村基层权力重建中的问题，认为由于广东政局动**，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权力，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获得很大的独立性。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实行新县政，但民国初年形成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格局，在不少地区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

其三，农村社会经济与农民生活问题研究。近年来，有关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即“素来被认为是衰落破败的华北农村，被不少学者描述出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耀眼图景”。对此，夏明方在注重定量分析和系统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①温锐的《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一文认为，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关系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而且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民间借贷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加以规制与调控的问题。②李金铮对此问题做了专门研究，其专著《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分别对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区域的乡村借贷做了比较翔实和深入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乡村经济—社会演变进程中的新旧借贷关系与农民的生存状况。李金铮的另一部著作《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则汇集了他近年来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乡村区域研究理论与方法、近代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家经济与生活、华北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几方面入手，做了比较微观的区域研究。

学者们也关注到近代乡村工业化问题。张思认为，19世纪末，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在外国棉制品的冲击下经历了一个严重衰落的低谷，也迎来与国内发达地区并驾齐驱、与机器棉制品比肩竞争的发展转机。一些学者关于洋布、洋货未能打入华北内地，甚至纠缠于“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的看法值得商榷，“封建、落后”的农村经济在突如其来的冲击面前所表现出的强韧性和对抗能力，在机遇面前所显示出的与时俱进的品质以及对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持续容纳能力也同样值得关注。①彭南生则提出了半工业化问题，认为多元共存的生产形式使半工业化在市场波动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半工业化是一种在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既不同于农村传统手工业，也不同于原始工业化的一种现象，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②

黄正林主要依据地方档案资料对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做了研究，认为其在市场构成、专业市场的形成等方面，既有全国农村市场的共性，也有西北区域市场的特性。晚清以来，周期性的社会动**和自然灾害，以及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造成人口锐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衰退。同时，鸦片的大量种植，导致了西北农村市场畸形发展，出现了专门的鸦片市场。这些现象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也没有多大改观。③同时，他也对这一区域的经济财政、社会变迁和社会风尚等问题做了探讨，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在他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农民离村问题④、农村分家行为⑤以及役畜等问题⑥做了研究。

第三，社会性别史的发端与研究。社会性别史也在最近几年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突破妇女运动史前提下生成新的研究理念。李细珠对民初女子参政做了研究，认为民初女子参政权案是男性权势对女性政治诉求的整体压抑与排斥，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歧视面相。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不能简单地仅仅归咎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阻碍与破坏。①夏春涛则对太平军中的婚姻与两性关系做了新的探讨。②然而，值得关注的问题却正如李伯重所说，20世纪末期受国际学坛风气的激**，妇女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史坛上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③研究者显然不再拘泥于以前“妇女运动史”的立场，而具有全新的“社会性别史”和历史人类学的特征。所以定宜庄认为，妇女史是在社会史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④如杨兴梅不仅关注到“在对近代四川反缠足运动的历史进程进行重建时，也可看出清季官绅权力的调适与再分配的一些面相，以及禁罚方式的确立对民国反缠足努力的影响”⑤，而且也从社会观念上观察到“缠足”形成的“两个世界”问题：“近代社会变动导致从价值取向到生存竞争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的‘两个世界’的存在，多数不能受教育的女性很难享受与‘新世界’相伴随的社会待遇，缠足实际成为保障她们婚姻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样的社会因素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世界’小脚美的观念”。⑥

（三）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影响

社会史研究方向的开拓和日趋繁盛的态势，一定程度上改塑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其学术影响值得关注。其学术贡献在三个方面表现明显。

1。突破教条，重构体系

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政治史范式代表了主流方向。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表现为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八大事件的革命史叙事脉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全面性、复杂性显然未能全部纳入这一研究框架。况且，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全面不深透的。所以，如何适度突破已有的研究模式，建构新的研究框架，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

19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改革开放形势的转变、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进行的。开展社会史研究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社会史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模式已经被突破，中国近代史重新建构了新的知识体系；并由此丰富、深化、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变化。

2。汲取新知，更新方法

社会史的兴起一开始就体现着一种高度的学科开放性特征。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实际上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渗透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因而，社会学概念、范畴、理论方法的植入似无可非议。“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①社会学的理论、范畴、方法被大量引入历史学，显然是从社会史开始的。而且，“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使用的唯一证据——无论其研究领域多么特殊——只能是历史的证据”①。因而，“新术语滔滔不绝地涌向历史科学，它们更一般、更抽象和更严谨，其性质与传统历史概念迥然相异。这一科学术语向历史科学的‘大迁徙’绝对是一个进步过程”②。由此，“不管历史学家愿意与否，社会学将成为史料外知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缺此将无法应付任何最具体的研究”③。正是从社会史的兴起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呈现出日新月异之势，并大量引入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倡“新史学”或“新社会史”的研究，试图在引入过程中建构起“本土化”的解释体系。

社会史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主要还是较多借用了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随着社会史的深入发展和区域社会史的兴起，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具体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如张佩国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当代史学变动的一个突出趋向是，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表现出“社会化”倾向；另一方面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呈现出“社会学化”倾向，以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和术语去说明历史。这种趋向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社会史学科的高度开放性。

3。三大转向，完成转型

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或者说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学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认为它使得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内容实现了三大转向。

第一，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大多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指导下，学者们大都接受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但即使在以农民战争为主线的史著中，也仍然是以农民起义英雄、领袖为中心，而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众——农民的研究却并不深入。社会史倡导研究普通人的历史，试图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英雄”们借以出演的历史正剧的社会内容，从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规律和基本趋向。许多与普通人相关的内容如贱民、娼妓、太监、游民、流民、乞丐、妇女、秘密社会等，都成为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课题。社会史研究对象的日趋“下层化”或“大众化”，是其时代特征之一。

第二，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绝不外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不论社会变革最终爆发的形式和烈度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聚积和体现着。传统史学格外关注历史事变的最终结果或重大的事变本身，而相对漠视事变酝酿不经意的历史过程。新时期的社会史则相反。与以往的历史著述侧重于政治事件不同，社会史研究密切关注的是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诸如民俗风情、历史称谓、婚丧嫁娶、灾荒救治以及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演变，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内容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第三，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崛起伊始，就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力于人口问题、灾荒问题、流民问题、社会犯罪等专题的研究，试图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并借以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

正是在这一历史性转向中，中国近代史研究实现了由“革命史”向“整体史”或“社会史”的转型。如果说“革命史”代表了19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趋向的话，那么，社会史就标志着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趋势。

（四）社会史研究的新态势

社会史以高度开放的姿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科特色。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发展前景。但是，这种特性也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一些与生俱来的问题，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就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而言，基本上还局限于“三板块的结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或“社会意识”）]体系之中。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的知识框架，与历史学旨在揭示纵向变迁及其内在动因的主旨并不完全相符。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种“社会学化”理论体系中根本无法凸显，导致社会史变成了“社会学”的“历史投影”。“三板块”结构的近代社会史，实际上是分别从不同角度叙述的近代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衣、食、住、行史，灾荒史，以及教养史等。“三板块”之间以及“三板块”所叙具体内容之间，缺少了体现学科理论体系中最主要的一种内存关联。这等于是从三个侧面表现的历史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历史”。

单纯的“社会学化”取向将导致历史学学科特征的失落，使之远离史学而趋近于历史社会学。毫无疑问，作为综合性很强的新兴的近代社会史，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扩散中，理应积极吸取社会学的理论成果。问题在于近代社会史的学科本位只能是历史学而不能是社会学，如果在学科渗透中失落了史学特征，那么社会史就会日渐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学科意义。

“区域化取向”造成了近代史研究的“碎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区位选择方面，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有跨省区的大区域史研究，有省区史研究，更有县域史研究、村域史研究等。如果没有可以相对认同的标准，研究的“区域单元”似乎可以无限地细分下去，不仅可以划到“村域”，甚至可以划到“家族界域”。这种趋向不仅割裂了历史演进的整体性，也背离了“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宗旨。如上等等，表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还存在许多学科发展中亟待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构建不能依循“社会学化”的单一偏向发展，应该在保持历史学的学科本位基础上进行社会史的理论创建。作为“动态性”很强的近代社会史，必须着眼于社会变迁运动的历史过程，从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至今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从目前的发展景况不难预见，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新的拓展。

1。社会史新方向的拓展

多学科的交叉融通使得社会史研究拥有着持久的活力和研究领域的创新力。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因应着时代的需求，不断在摄取新的学科理念和方法中扩展着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学科丛。

首先是社会生态史或环境社会史。近来，随着环境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两者逐渐对接和互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社会史研究不仅需要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需要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在社会发展变迁中“角色”和“地位”;不能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背景”，而是要将生态因素视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变量，对这些变量之于社会历史的实际影响进行具体实证的考察。①

社会生态史以一种新的社会史学理念为基础，认为人类社会首先是一个生物类群，是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始终受到生态规律的支配和影响。因此，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考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近年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预示着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或环境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

2002年第1期）、焦润明的《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余新忠的《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等。相关的专著则有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大庆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

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论题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而且提示着近代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群体和发展方向的生成。

无论从社会史研究中心议题的深入研讨还是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来看，社会史都展示出诱人的发展前景。而社会史的发展又始终与其特有的学术关怀与强烈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使历史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①，这应该成为当代社会史学及社会史学家们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