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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共产主义设想（第2页）

科琴首先分析了巴黎公社的结构，并认为马克思共列举了它5方面的特征：

1。巴黎自治机构（公社）通过全体巴黎市民的普遍选举而直接选举。

2。公社机构把行政权和立法权一起控制在自己手中。换言之，这个机构不仅立法而且执法。

3。在巴黎的范围内废除了警察与常备军，并代之以一种普通的民兵组织。

4。教会（在法国是天主教会）与国家分离，公社在全巴黎建立了自由的非教会教育体系。

5。可能对马克思最重要的是，全部公务人员，所有的官员、法官、地方行政官由公社直接选举，仅仅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并可以根据公社的意愿而罢免。

第5点的意思是说，国家的政府官员，作为一种明显不同的、有统治权的、拿薪水的职业的行政专职人员，作为社会劳动分工中一个明显不同的部分，在公社里消失了。所有这些承担执行公社法律责任的人都由公社机构选举并对公社负责。“正是这点——专门的政府官员的消失以及人民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掌握这些合法职能——对马克思来说集中体现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区分的克服或抑制，这种区分允许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统治。”①

马克思同样指出：

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①

科琴指出，这就是马克思本人所说的此种国家形式，在同一文本中马克思热情赞扬其为处于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恩格斯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将会采取的形式。但在科琴看来，这样一种解释很显然回避了大量的问题。例如：

1。巴黎公社仅仅持续了9个月，就被法国和普鲁士军队围困并以被血腥镇压而结束。在此短暂的时期，公社只是单独一个城市的政府形式，它为了其生存而反抗势不可当的敌对力量并不得不承受军事和经济围困。如此不平常的环境几乎无助于判断，作为和平时期国家的一种持久“普遍”的政府形式，公社将怎样获得成功。

2。由巴黎公社草拟的国家“公社机制”实际上从未实施（因为法国其他地区仍处于普鲁士人和法国人统治的临时政府的控制下），所以无法判断它作为国家政府的一种形式是否会在实践中有效。

3。巴黎公社制定的“法律”实际上仅限于在围困的形势下在巴黎分配军事任务和对食品、药品和其他日常用品等供应物实行配给。它对于个体在这种不平常和受限制的形势下行使立法权与行政权来说是可能的，但很难看出如此办法能够怎样适用于一个复杂的工业化社会与经济的日常运行。

4。与此相似，由于公社的行政职能如此有限，也就有可能把它们委托给直接选举出来的并仅仅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的个人。被一种自我牺牲的民族主义热诚所鼓舞，与在极度的窘境中惊人地联合起来的全体人民一起工作，这些个人在公社维持的时间内很可能确实较好地甚至是英勇地完成了所限范围内的任务。但是，在一个和平时期的复杂社会内，为了公共政策普通的、日常的实施，依赖这种利他主义可能会是不明智的。

5。尽管马克思讨论了作为革命的法国假定的中央政府，中央的“公社代表团”将会履行“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但他并未告诉我们这些职能会是什么。所以我们不确定地方公社与国家公社之间权力和职能上的分担会怎样运行。①

科琴强调：“第5和最后一点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不完整的观点中根本矛盾的中心。因为一方面，他似乎渴望一种几乎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形式，那是由村庄和小城镇的小自治共同体构成的国家，在这些共同体中，全体公民都互相认识，因此几乎所有权力都可以被委托给从他们的成员中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议。实际上，我认为一种现代化的伯利克里统治时期的雅典模式，一种公民为了其生存并不依赖奴隶而是依赖自动化机器的‘雅典’，从未远离马克思的思想。”②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中，需要某种类型的“国家”控制和计划的行政管理机构，即通过公社机制“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所以在《法兰西内战》中他把共产主义描述为“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

科琴认为，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观点的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某些张力。因为，国家计划管理机构的职能和权力越大（它可以是公社的国民代表团或任何东西），地方公社的自治权就越受到限制。反之，地方公社的自治权越大，国家管理机构的计划权力就越弱。而且，通过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而导致的共产主义的出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哥达纲领批判》所主张的），预测了这样一个社会：具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具有铁路、公路、供水、排水及电力系统等复杂和发达的经济基础结构。这样一个社会将同样具有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以承担大量生产和重要的“经济规模”。换言之，资本主义发展高生产率的自动化机器，正是为了满足大量的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需要。

但是，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设想为自治自立的小共同体构成的一个世界，那么我们会设想在这个世界中如此大规模的市场将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动化机器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或者成为多余的或者在大多数时间不工作。这也意味着它将会生产成本非常高的产品。另外，如果我们设想如此大规模的市场仍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存在，那么自动化机器将具有经济意义，但需要国家或者甚至世界水平的计划管理机构，以保证通过机器满足群众的物质需要（当然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市场机制”将不再这样做）。但是，这种国家和世界的计划管理结构将仅仅通过它们的存在而非常严格地限制地方上各个公社的经济自治。“换句话说，在任何真实的情况下，很难看到他说渴望的由自治、直接民主的小共同体构成的社会，符合他所渴望的保持规模经济处于大量生产和高水平计划管理机构之中。”①

科琴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假设复杂的工业化经济与社会的一种连续性的日常计划的存在，立即产生的问题就是谁将去做这件事。任何熟悉英国地方政府运行的人，都会非常怀疑一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机构独立做这件事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他们不能独立做这件事，那么我们就必须假定专门的、受过训练的一类人的存在是真的，他们在劳动分工中的角色就是去帮助计划和管理生产与消费。换句话说，我们又回到了官僚主义者。官僚制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有关国家著作不断关注的一个问题）再次被重申，就像在苏联和其他地方曾经所做的一样。

在科琴看来，“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中这个特别的缺口和不连贯，民主与计划怎样做到一致这个没有回答的问题（通过省力地参照‘社会’作为主体既控制又被控制，他回避了这一问题），是马克思思想中最严重的弱点。它是如此严重，因为在真实的世界中，在真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这样的社会是切实可行的，这个缺口必须被补上，这个问题必须要回答”②。科琴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在现实中这个缺口确实不得不通过一种官僚政治来补上，但不是必须通过一种独裁主义的官僚政治。”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