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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封建传统道德的困窘（第2页）

（一）对“君为臣纲”的批判

“君为臣纲”是“三纲”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因而，它遭到的批判也最为集中。

维新派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把批判的锋芒主要对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认为，在三纲五伦之中，“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10]他从要求“民权”这一近代政治伦理的角度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忠君”观念。谭嗣同用“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理论解释国家和君主的起源，以及君、臣、民三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他说：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为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11]

谭嗣同在这段文字中明确地指出，君主是由人民推举出来为百姓办事的人，所谓“君权神授”纯属君主为维护君权而虚设，明确提出“废君权，兴民权”的命题，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历史上“重民轻君”“民本君末”的社会伦理思想。

谭嗣同还批驳了“忠君”“死节”这一在封建制度下似乎是天经地义、不可悖逆的道德准则。他说，统治者将反对“忠君”“死节”等封建道德教条的言行视为“叛逆”，并列于“十恶”之首，这种做法违背了“天理”。因为“君者，公位也。……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吓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12]如果说天下有叛逆之事，那么君主就是最大的叛逆者。君主为所欲为就是对百姓的叛逆。

在谭嗣同看来，封建纲常名教并不是“天理”的体现，也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以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需要的精神枷锁。因而，所谓“君为臣纲”一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严复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的伦理学说攻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伸张资产阶级民权，为此，他专门写了《辟韩》一文，批判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所宣扬的封建君权论。严复认为，人类在原始社会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只是由于“民不相治，亦不暇治”，不得已而推举出一位“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置君的目的，在于为民除弊兴利。严复说：“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为民之事而后有也。”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民授；君权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可以由授权之民废黜的。在君臣、君民的伦常关系中，应当以民为“天下之真主”。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是古今之通义，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严复对于“君权神授论”的大胆否定，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伦理思想的火花，他提出的“君权民授”“主权在民”的思想给了封建纲常之首的“君为臣纲”以沉重的打击。

谭嗣同、严复对封建君权的批判，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中颇具代表性。

邹容像

随着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近代伦理学说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传播。抨击封建君权，即批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当时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交锋的主要内容。在伦理道德方面，民主主义者提出“革天”[13]的口号，对封建君权和“君为臣纲”封建礼教提出挑战。他们以近代自然科学为武器，揭穿了“君权神授”“君乃天子”的神话。邹容说：历代君主“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14]专制君主身上披着的以“愚民”为目的的封建礼教的神圣袈裟，被无情地撕破。还有人指出，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这种“神圣不可侵犯之纲常主义”，使得“君权之无限，虽日日杀人不为过。”[15]柳亚子更激愤地说：“君为臣纲”是“一般腐儒，来拍皇帝的马屁，立出的种种荒谬绝伦的邪说。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说什么‘君使臣死，不得不死’，任他把你浑身剁成肉酱，不敢喊一声冤，叫一声痛；任他把你妻女来抢夺，还要三跪九叩首的谢恩。咳！看到这样世界，还能够讲人道么！”[16]邹容更指出：“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吾不解忠君之谓何？……吾见夫法、美等国之无君可忠也，而其国人民尽瘁国事之义务，殆一日不可缺焉。”[17]民主主义者对“君为臣纲”的批判较之维新志士又深化了一步。

有的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民主主义者对君权和“君为臣纲”的批判同戊戌维新思想家的批判相比有两大特点：第一，他们将对君权和“君为臣纲”的批判在理论上的辩驳与革命实际行动相结合。维新派抨击君主专制和君为臣纲的言论不可谓不激烈，但在政治实践中却主张仍旧维护圣君明主的统治地位；第二，民主主义者基本上抛弃了“托古改制”的旧框子，直接运用西方近代的“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武器，批驳封建君权和与此相联系的道德规范，在深度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18]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二）对封建父权、夫权的批判

家族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基础，三纲之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维护封建家族稳定的封建伦理纲常。因此，对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革新和改造，就必然要触及封建父权和夫权问题。清末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维新或革命的需要，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封建父权、夫权展开了批判。

康有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批判了封建父权和夫权。他说：

人天所生也，讬藉父母生体而为人，非父母所得专也，人人直隶于天，无人能间制之。盖一人身有一人身之自立，无私属焉。然或父听后妻之言而毒其子，母有偏爱之性而虐其孙，皆失人道独立之义而损天赋人权之理者也。[19]

这里，康有为明确地用“天赋人权论”的思想评价了在传统纲常道德束缚中人丧失了独立自主人格的问题，从道德的角度谴责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对人们的压抑与摧残。康有为还对“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批判，从“天赋人权”等近代道德观念的角度，指出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合乎天道也合乎人道。他甚至还认为，男女同为天生，而女子最有功于人道，因为：

今世界进化，日趋文明，凡吾人类所享受以为安乐利赖，而大别于禽兽及野蛮者，非火化、熟食、调味、和齐之食乎？非范金、合土、编草、削木之器乎？非织麻、蚕丝、文章、五彩之服乎？……凡此皆世化至要之需，人道至文之具，而其创始皆自女子为之，此则女子之功德孰有量哉！岂有涯哉！[20]

康有为从女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角度，批判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封建道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谭嗣同认为“父为子纲”说是“泥于体魄之言也”[21]，就身体而言，儿子固然为父亲所给予，但从灵魂上父与子同为上天之子“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因而二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谭嗣同公开地提出父子地位应该平等；应该以朋友之道为伦理准则的主张，对于几千年来人们“卷舌而不敢议”的“父为子纲”一伦，是一种冲击和否定。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界掀起了更为激烈的批判封建父权、夫权的**。《新世纪》发表的署名“真”的《三纲革命》一文指出：“就伪道德言之，父尊而子卑；就法律言之，父得杀子而无辜；就习惯言之，父得殴詈其子，而子不敢复。”这种“父为子纲”的封建纲常道德是极不公正的，而且其消极影响深远：

因此，欲推进人道进化，增进人类幸福，就必须破除纲常伦纪之说。文章指出，从科学的角度讲，父与子之间“故有长幼之遗传，而无尊卑之义理”，父子关系应是平等关系。养育子女，这是父母的义务、子女的权利；反之，赡养父母，这是子女的义务、父母的权利。如此，父母与子女的义务和权利是同样平等的，父母与子女在伦理上的地位也应该是平等的。另一篇署名“家庭立宪者”的《家庭革命说》一文中也说：“今吾中国普通社会之家督，其权力实如第二之君主。”[23]家庭成了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为此，“家庭革命”必须与社会政治革命同步进行，因为国民不自由，所以一定要进行政治革命，因为个人不自由，所以一定要进行“家庭革命”。二者“其事同其目的同”。《家庭革命说》和《三纲革命》等文章对“父为子纲”等封建家庭伦理观的批判，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属于较为激烈的言论。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评“父为子纲”封建礼教的同时，又对“夫为妻纲”的旧道德进行了抨击。《三纲革命》一文的作者指出“夫为妻纲”的“纲常之义，不外乎利于暴夫而已。”[24]他认为，“男女之相合，不外乎生理之一问题”，从人的角度看，男女都是平等的，人生于世间，“各有自立之资格，非属于甲，亦非属于乙，妇不属于夫，夫不属于妇，此自由也。”[25]这是站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场上论证男女的自由与平等。另一篇发表于《克复学报》上署名“愤民”的《论道德》一文，对“夫为妻纲”影响之下男女间的种种不严等进行了揭露，指出：所谓女德、女道，“不过使女子放弃权利，贬损人格，跧伏于男子万重压制之下，稍有逾越，即刑戮随之矣。”广大中国妇女在封建家庭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的摧残下，“出入无自由，交友无自由，婚姻无自由”，实际上处于“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为花为草”，为“禁狱之囚徒”的卑贱地位。在这“沉沉黑狱”之中，多少妇女成为“废人病夫”“愚顽怯惰”之人。

革命派还批评了以女子绝对服从男子为根本准则的“三从四德”、恪守贞节的封建道德和妇女缠足的道德风习，批判“三从”道德对妇女“奴之、物之、残之、贼之，不以人类相待”的罪恶，三从四德是培养奴隶性的温床。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代言人把对封建婚姻与家庭伦理道德的批驳与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驳结合起来，把争取婚姻自主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联系起来，反映了新时代冲击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与制约的新境界。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传统纲常道德的抨击和批判，是传统道德处于困境中的最主要的表征。虽然，他们并没能有效地打垮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但却极大地动摇了旧道德，为近代新道德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